後世在說到隋煬帝獨斷專行的時候，都會提起這麼一條罪狀。隋煬帝楊廣即位以後的第三年，大臣高熲、賀若弼、宇文弼三個人私下議論，說隋煬帝在一些事情上犯了錯誤。比如當時東突厥的啟民可汗帶著隨從前來朝見隋煬帝，隋煬帝讓人修建了一個可以容納幾千人的大帳篷，用來迎接他們，這樣做太浪費了。再比如隋煬帝最近有點迷戀音樂和雜技，有沉溺享樂的傾向。有人聽到這些話，就向隋煬帝打了小報告。隋煬帝勃然大怒，就以誹謗朝政的罪名，把三位大臣都給殺了，還把他們的兒子放逐到了邊疆。人家在背後提了幾句意見，就要把人家給殺了，這還不叫獨斷專行嗎？其實這件事背後還有更深的內涵。被殺的這三個人身上有一些共性。高熲出身渤海高氏，是名門望族之後。宇文弼出身北周皇室，北周皇帝也是宇文氏，隋文帝楊堅就是從宇文家手上篡奪了皇位，才建立了隋朝。還有賀若弼，他不姓賀，而是複姓“賀若”，這是鮮卑貴族的姓氏，賀若弼是鮮卑貴族的一員。

隋煬帝殺掉這三位老臣，其實暗含打擊貴族，加強皇權的用意。說到這裡，我們需要簡單回顧一下隋朝建立的歷史。

隋朝的建立和一個著名的政治勢力有關，也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關隴集團”。關隴集團的建立者是鮮卑貴族賀拔嶽，他在北魏孝武帝的命令下，把陝西關中到甘肅隴山一帶的軍事力量整合為一個軍事集團，關隴集團就這麼誕生了。賀拔嶽死後，他的部將宇文泰在關隴集團內部又設定了八柱國和十二大將軍，這二十個職位由固定的二十個大家族分享。這二十個家族不僅擔任軍隊的統帥，還是國家的首腦。宇文泰自己就成了關隴集團的老大，後來他的兒子建立了北周王朝。當時在關隴集團內部，還有一位名叫楊忠的人，位列十二大將軍之一，隋文帝楊堅就是楊忠的兒子。楊堅有個女兒，後來做了北周的太后。楊堅篡奪了小外孫宇文闡的皇位，於是建立了隋朝。所以，楊堅篡奪北周皇位的行為，本質上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火併。楊堅坐上了皇位，自然也要提防關隴集團其他成員也來這麼一手。

更要命的是，除了關隴集團，楊堅還要面臨一個敵人，就是所謂的“山東士族”。我們知道，魏晉時期計程車族門閥勢力很大，到了南北朝時期，北魏的孝文帝為了爭取政治支援，又釋出詔書，列舉了一批士族門閥，表示要保護他們的利益。這些士族門閥大多生活在太行山以東的華北平原地區，所以被稱為“山東士族”。剛才說的高熲，出自渤海高氏，這是山東士族的代表之一。此外還有什麼清河崔氏、太原王氏，他們在隋朝建立以後仍然很有勢力，皇帝也要給他們幾分面子。一句話，作為新貴族的關隴貴族，和作為舊貴族的山東士族，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都很活躍。

從隋文帝到隋煬帝，隋朝的兩代帝王都面臨著和新舊貴族的鬥爭。關於隋文帝楊堅，因為有了兒子楊廣的反襯，你可能以為他是一個相對仁慈的皇帝，其實壓根不是這麼回事。楊堅和秦始皇有些類似，熱衷於法家手段，甚至他的兒子楊俊貪汙公款，他也表示執法應該公平，對楊俊給予了處罰。我們知道，法家歷來是和皇帝集權聯絡在一起的。楊堅為了實現集權，對南北朝時期混亂的政治制度進行了重新整理，創立了著名的“三省六部制”。中央分為內史省、門下省和尚書省，分別負責決策、稽核和執行，其中內史省後來又改為中書省。三省又下設六部，共同負責朝廷的日常行政。

三省六部製為什麼有利於皇帝的集權呢？請注意，與漢代制度相比，三省六部制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那就是它沒有設定“丞相”這個職位。丞相是百官之首，經常可以抗衡皇權。而三省在本質上都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對皇帝俯首帖耳。不過，尚書省的首席長官叫尚書令，經常在皇帝和百官之間上傳下達，漸漸具有了和丞相類似的權力。隋文帝在位期間，尚書令的位子經常是空著的，由尚書令的副手尚書僕射負責尚書省的日常工作，比如著名的大臣楊素就曾經擔任過尚書僕射。

隋煬帝楊廣即位以後，對新舊貴族懷有更重的敵意。前面說的楊素，也是貴族出身，曾經幫助楊廣登上皇位，和楊廣關係很近。楊廣即位以後，經常表現出對楊素的提防。於是楊素在病危時拒絕服藥，在楊廣登基以後第二年就去世了。對楊素都尚且如此，對於那些出身顯貴，又是老資歷的大臣，隋煬帝就更不會客氣了。說到這裡，我們再看看隋煬帝殺死高熲等人這件事，就更能看出其中的門道。高熲、宇文弼和賀若弼這三個人，都是貴族出身，而且都是六十多歲的元老重臣。隋煬帝對他們大開殺戒，其實是要在新舊貴族面前樹立皇帝的權威。隋煬帝殺了這三個人以後，又做了一件大事。他刻意繞開正常的官員任免程式，找來一群級別很低的官員參與決策。這批官員缺乏政治背景，他們的命運完全掌握在皇帝手裡。於是，隋煬帝就實現了更高程度的集權。

隋煬帝重用的這批政治新貴中，有一位代表人物，名叫虞世基。他的父親是陳朝的高官，陳朝滅亡以後，虞世基隨父親一同北上。楊廣即位以後，任命他做了內史侍郎。這是一個級別較低的職位，但虞世基可以接觸核心機密，併為隋煬帝起草詔書，成為朝中最有權勢的大臣。他的權力並不是來自家族背景，而完全來自隋煬帝的授予。隋煬帝重用虞世基，顯然是因為他在朝廷裡缺乏根基。他本來就是隨陳朝一起投降過來的，每天過得誠惶誠恐。現在得到皇帝破格任用，他還不惟命是從？

你看，隋煬帝在隋文帝集權的基礎上，透過剷除貴族大臣，任用缺乏背景的親信，建立了一個對自己俯首帖耳的小集團。貴族大臣沒有機會再向他提意見，而他身邊的親信深知自己的命運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心意，也就成天報喜不報憂。這確實導致了隋朝政治生態的惡化。隋煬帝在位末期，國內到處爆發起義。各地彙報起義軍情況的訊息不斷傳來，虞世基接到奏報以後一律加以修改，把壞訊息統統刪掉。有一次虞世基疏忽了，讓隋煬帝看到一份奏報，裡面彙報的是黃河以北有幾十萬起義軍投降了朝廷。隋煬帝從中看出了問題，就問虞世基：一次就有幾十萬人投降，天下有這麼多人造反嗎？虞世基輕描淡寫地說，老鼠再多，又何必擔心呢？把這件事掩蓋了過去。隋煬帝有一次跟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聊天時說：“我不喜歡別人提意見。要是那些貴族想靠提意見來博取名聲，那就更討厭了。要是那些卑賤計程車人給我提意見，我還會寬容一些，但不會讓他有出頭之日。”隋煬帝在這裡已經表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他的所謂獨斷專行，針對的主要是那些貴族。隋煬帝的獨斷專行長期以來受到批判，這也和他亡國之君的身份有關。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往往都是以成敗論英雄。同樣的行為，如果失敗了，那就是獨斷專行，不聽勸。如果成功了，那就是力排眾議，有主見。隋煬帝很不幸地成為一個失敗者，導致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不加節制地利用社會資源，這也是他作為“暴君”的主要罪名。

一、加強了大陸與臺灣的經濟、文化關係。今天中國的臺灣省，在東吳時稱為夷洲，到了隋代，又稱之為流求。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派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價俗”，海師何蠻把流求的地理位置告訴朱寬，朱寬與何蠻一同航海至流求。第二年，隋煬帝又派朱寬去“慰撫”，高山族人民把常用的“布甲”送給他。大業六年，隋煬帝另派武賁郞將陳稜率眾從今天的廣東潮州出海，到達流求。流求百姓見到隋朝大船，“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

正是因為隋煬帝的下旨訪臺，使得後世的唐、宋百姓對臺灣的情況有了更深的瞭解，甚至有不少人還前去定居，他們把大陸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先進文化一併帶到臺灣，促進了臺灣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進一步密切了臺灣和大陸間不要分割的關係。

二、開鑿大運河。由於中國的北方長期經歷戰亂，農業生產非常衰退，而江南地區經過東晉、南朝二百七十多年的間勞動人民的辛勤開發，成為“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之地。從此時開始，中國的農業重心已由北方轉移到南方。然而，隋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卻仍舊在北方。中國的地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中國的長江大河，也大都由西向東流入大海，南北的交通，卻從來沒有系統整治過。隋煬帝為了把南方的經濟中心與北方的政治中心全面的聯絡起來，遂決定開鑿大運河。

隋文帝時就已經開發了富民渠，隋煬帝繼位後，又連續開鑿了通濟渠、山河瀆、江南河、永濟渠。運河開通後，第一，它把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聯絡起來，大大縮短了南北的距離，便利了南北交通；第二，南北物產透過大運河暢通起來，對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運河沿線的很多城市因為運河的帶動，成為新興的商業城市。尤其地處通濟渠南端的揚州，逐漸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第三、大運河造福了後人。《元和郡縣圖志》寫道：“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有他個人的私慾在內。一是為了加強對南方的統治；二是為了方便壓榨南方人民；三是利於他本人巡遊享樂。在運河開鑿過程中，無論通濟渠、永濟渠，都動員了上百萬的民夫。通濟渠在大業元年三月開工，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濟渠在大業四年開鑿，也不到幾個月就通航了。這樣巨大的工程，肯定是在官吏督役嚴催苛打的情況下完成的，造成了半數民夫的死亡。

隋煬帝是一位充滿爭議的皇帝，他的功績與暴虐同樣聞名於世。我們必須聲討這種不惜民力的封建帝王，但他同時給後世帶來的巨大貢獻，卻值得我們肯定與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