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後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制，沒有人有那個實力養那麼多門客，就算個別有錢有勢的人養的起，法律上也不許藏有私兵，得偷偷摸摸的。後面的極個別王朝有的分封了諸侯，這些諸侯王就養了許多門客私兵，基本都造反了

有類似現象，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而且更低調了，並一直延續到清朝。戰國時期，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齊國的孟嘗君田文，楚國的春申君黃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四人都以好養門客而聞名，歷史上合稱戰國四君子。

戰國四君子，每人家中都有數千門客，其中濫宇充數者有，真才實學者有，他們主要負責給各自主人出謀劃策，執行刺殺，探聽情報，放貸收債，充當打手和保鏢以及做宣傳等任務，在社會各個階層中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甚至能夠影響當時的政局。

戰國時代雖然已經結束，但戰國四公子的影響力遠遠沒有結束，尤其是在歷朝歷代的上層社會中，豢養門客的作風仍然被有意識的保留了下來。

秦漢時期，秦始皇所信任的方士徐福等人就屬於門客，楚漢時期的武涉，蒯徹，酈食其等謀士都屬於另一種形式的門客，漢朝丞相竇嬰和公孫弘等人家中都養有許多門客，為當時的漢武帝所厭惡，因此大將軍、大司馬衛青為了自保，拒絕豢養門客。

這就對了。

中華數千年曆史，其實就兩條主線：

前者與本題無關，在這裡不做展開，我們來重點說說後面這個問題。

單獨的個體對於當權者是沒有威脅的，能夠構成威脅的一定是有相當完備的組織和動員能力的。

蓄養門客，實際上就是聚集力量的一種手段。動輒蓄積數千門客，再加上這些門客很多都具備相當的能力，對於政府和皇帝來說，就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比如說孟嘗君：

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牛刀小試，輕鬆滅掉趙國一縣。

再比如說信陵君魏無忌，輕鬆能夠聚集兵車百乘，能夠擊殺前線領軍大將晉鄙；趙國平原君能夠聚集數千人的隊伍保衛邯鄲。

當然，這些人都是忠臣，所以後世名聲很好，君王也放心。但孟嘗君如果不是馮驩燒借據收攬薛地民心，就憑他那呼風喚雨的能力，估計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也就是說，戰國養士之風，實際上已經對皇權形成了巨大的威脅。

所以從秦漢開始，打擊養士，已經成了皇權必然的選擇。秦始皇滅醪毐、殺呂不韋；漢武帝遷郭解這樣的遊俠，其實都是打擊民間力量的一部分。

但養士之風雖解，民間遊俠也就是所謂的黑社會組織被打擊，卻又冒出來個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肇因於九品中正制，但逐步壟斷了地方的人才、地方政權，勢力鼎盛的時候，甚至大量蓄養私兵。終南北朝，尤其是東晉而宋齊梁陳，世家大族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如影隨形，無處不在。東晉王與馬公天下，王家顯赫一時；隨後的庾家、桓家、謝家、褚家以及江東（孫吳時期）留存的本地士族顧陸朱張等，此起彼伏，極大的影響了政權的走向。

所以有唐一朝，可以說都是唐引入科舉，引入寒門士子，拆解世家大族的歷史。這一流程貫穿始終。直到唐末，朱溫製造“白馬之變”，將裴樞、獨孤損、崔遠等朝廷衣冠之流三十多人，也就是所謂計程車族全部投入黃河，揚言“讓清流變濁流”，這才算是敲響了士族的喪鐘，自此以後，再沒有形成過有影響的世家大族。世家大族左右皇權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說道這裡，明眼人應該已經看出來，國家政權的目的就是拆解一切可能形成組織的力量。不管是養門客，還是遊俠黑社會，抑或是世家大族，都是可能形成自組織的。

在此之前，政府還多次打擊宗教力量，典型的當然是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起義，其根源都是宗教組織力量強大，威脅到了皇權。

從皇權的角度出發，最好民間力量都是一個個的細胞體，最多以家庭為單位，而不能夠彼此串聯，形成各種利益共同體。

但這一目標達成並不容易。從宋開始，雖然世家大族不成氣候，但由於當時的條件所限，政府缺乏將力量滲透進鄉村的能力，所以不得不將微觀治理委託給鄉間士紳，鄉間都是宗族自治的。但宗族自治的力量畢竟有限，因為缺少了九品中正制以後，宗族缺少將自家子弟送入政治中樞的能力，所以宗族自治一直侷限在鄉村。但由於當時的社會流動性不夠，所以這種宗族自治作用還是很大的。

直到近代，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人員流動的加大，政府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完善基層自治組織，將力量滲透進每一個村每一條街道；而民眾自身也為了生存和發展，流動性大增。

如此，民間力量真正完成了細胞化，再也無力自組織，從而威脅皇權。

所以，回到題目，既然皇權的目標就是拆解民間力量，又如何能夠允許再去養士呢？

比如，李世民手下，曾經入凌煙閣的功臣，張亮，就因為蓄養五百義子而被李世民誅殺。

不說張亮蓄養義子本身存疑，其實即使他真的蓄養義子，放到戰國，也就是養門客而已，非常正常的行為。但到了隋唐，這種行為就形同造反，再也不可能了。

社會不斷的發展，制度不斷的完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屬於真正的封建社會。天子把土地分給諸侯，諸侯把土地分給士大夫。士大夫會把一部分土地分給士。戰國後期，士這個階層沒有了土地。士大夫為了讓士們不會動盪，興起了養士用士之風。

用士很好理解，就是根據士人的本領為己所用。比如文士武士，謀士，策士，術士。但工作崗位總是有限的，士人的能力也不是立刻就能展現出來的。比如毛遂，馮援，他們不能很快的展現自己。作為士大夫養著他們就是一種“人才儲存，人才投資”。

戰國後期，很多人都養大量計程車，比如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他們的門客就是自己的武裝力量。比如信陵君竊符救趙，就是帶著自己的門客救趙國，完全不用諸侯命令。

秦統一六國以後，確定了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完全禁止個人養士。比如袁紹，曾經養門客，就被朝廷訓斥制止。個人養士形同謀反。

隋唐以後，全國推行科舉制度。士人有了上升通道，可以直接被朝廷所用。有志向有本事計程車人也就沒必要投靠一般的官員貴族。

養士與否和統治制度有關，和士人的上升通道有關。以上勢下的禁止配合上升通道。養士之風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歷朝歷代都養士，厲害得恨不得天下都沒有人敢養士的漢武帝也對養士沒有辦法。他舅舅田蚡就養了很多士，與舅舅對立的表叔竇嬰也養士而且擁趙姬燕女。

戰國時代，是一個極其開放的時代。說客遊俠滿天飛，百家爭鳴處處有。各個國家為了佔據首要地位，在周天子腳下的諸侯國家之間，變法的變法，找人才的找人才。那時一個跨國的人才招聘市場。只要出得起價錢，能給房子，車子，票子以及其他的具有吸引力的地位。沒有辦不成的事情。

諸侯國以國家的形式招聘人才，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貴族，公室，士大夫為了自己的權勢地位，他們也吸收人才。這就叫養門客，也就是養客。春秋時代已經有了，但是，還沒有形成大的規模，畢竟周朝統治下的諸侯國還沒有形成氣候。到了戰國七雄爭霸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既得利益者為了把自己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合在一起。他們自己就召集人才，一來為國家出力——求得國王們的支援和同意，這一的很重要。二來保護好自己的地位和封地已經幫自己出使各國，完成自己的主子交給的任務。

基於這些目的，戰國七雄中，著名的四個人物就是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他們養出了名聲。也為國家分憂，安置了閒散人員，當然，其中有許多有才氣的人。但是，在這四個公子當中，確實沒有看見那個有什麼特殊的才能。給人最深刻的大概有“長夾歸來乎，食無魚……”，或者“出無車”或者“無以為家”這樣的呼聲。還有一個湊數的毛遂，自薦後成了大功，但是，這畢竟是少數。另外還有齊國的孟嘗君出不來函谷關，他手下有兩個特異之人，半夜居然群雞亂叫，把守函谷關的精明士兵給忽悠了，關門一開，突圍一樣地跑了。

既然這些國家有了如此人才市場，營銷得也頗為成功。其實，秦國也有個呂不韋，他不僅養客，還利用門客編書。他養了一個門客叫李斯，李斯這個人跟隨秦始皇，把其他幾個國家給滅亡了。他的厲害就在於，所有的門客都不如他。他是從門客出身而至丞相的典型人物。這樣的人如果落到一個公子手裡，這還不翻天——這可能就是國王忌諱的原因。必然，四公子裡面最有才氣的信陵君，一生一世有英雄之名，卻建立不了功業。因為魏王不相信他，害怕他的能力。信陵君最後在酒色中死去。

秦始皇時代，沒有人敢養門客了。李斯有一次在上班時，李斯的隨從太多了一些。秦始皇心頭不高興。李斯知道後，馬上損減人員。如果繼續上去，李斯就用不著秦二世來收拾他了。

漢朝的漢武帝應該非常厲害吧！他舅舅田酚於他表叔竇嬰都養門客。漢武帝是惱火了一回，最後他接舅舅的手整表叔，再借遺照事件殺表叔竇嬰。這可是清清楚楚地記載在《史記》裡面的事情。

養門客的人，必須得滿足幾個條件，有權，有地位，有足夠的居住地，有充足的糧食，有可靠的人際關係。要不然就走遠點。

漢武帝之後，依舊養門客，只是人數少了，名字改了而已。除國家之外，那個大官，諸侯，大族家裡不養幾個幫閒，清客之類的“門客”。

即使到了清朝，《雍正皇帝》裡面的八王爺，屁股後面一大堆門客，如果要辦什麼差事，那跟隨的人就更多了。

就是現在，如果老闆要出去辦什麼事情，跟著他的那些人，又應該怎麼稱呼呢？差不多也是“門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