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胡適都是生活在中華文明面臨滅頂之災的時辰。

1894年，中國被日本戰敗，有識之士認為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可。但是普及教育之難，難在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錢玄同、傅斯年都有這樣的想法。魯迅更為激進，他說：“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在雜文《青年必讀書》中甚至說：“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當然，魯迅攻擊中醫的話很多人也知道了：“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胡適也在文學改良的呼聲中反對文言文，認為“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以及“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

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比如說“文革”期間，有十年時間人們幾乎無書可讀，但《魯迅全集》是可以讀的。那個時候的讀者從魯迅著作中吸取的營養，不再是鏗鏘激烈的政論思想而是魯迅著作中大量的傳統文化。魯迅本人長期閱讀古典文學，筆下傳統文化的典故俯拾皆是。魯迅在教育部任僉事的時候，空閒時間每天在抄古碑。他撰寫的《中國古代小說史略》為中國古代小說整理評論的佳作。

胡適也一樣，留學期間，用英語寫作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史》在世界範圍內極大地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後來他對《六祖壇經》的分析解讀對佛教文化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到了晚年，他用了很多年時間研究《水經注》。

胡適和魯迅之間對比，我覺得應該是胡適對傳統文化的貢獻更大。

還是喜歡胡適先生，他是白話文的起蒙人，人品也比魯迅強，婚姻的事胡適能堅持到最後。況且他是一位研究(紅樓夢)的人。而魯迅的文章我是看不懂的，自然就不去看了，可能會有人會懂，我確實是不懂得。個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