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城鎮為中心的鄉村治理
在傳統鄉土中國階段，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這不僅是因為作為國家治理支撐的人口和賦稅主要在鄉村，更是因為整個國家治理價值取向的重心在於鄉村。在城鄉二元結構時期，城市與鄉村相互隔離，鄉村治理與城市缺乏關聯。城鄉一體化的“著力點是透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與城鄉一體化相伴隨的是城市中心地位和農村城鎮化，鄉村治理呈現以城鎮為中心的趨勢。
隨著歷史的推進，“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在城鎮化程序中，城鄉一體化的鄉村治理要適應人口和精神價值的城市取向，在城鄉開放互通的趨勢下有所創新。
首先，將鄉村治理納入整個國家統籌發展的治理體系之中，給鄉村治理更為重要和突出的位置，避免在城鎮化程序中造成鄉村治理的邊緣化和虛置化。在一些地方，由於人口向城鎮流動，鄉村治理受到忽視，造成“治理真空”，產生許多新的社會問題，甚至出現治理缺失的“自然狀態”。鄉村治理只能簡單維持基本運轉，難以隨著城鎮中心趨勢進行創新。近年來，針對鄉村治理基礎薄弱的狀態，不少地方實行行政村“大學生村官”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何將加強鄉村治理力量常態化還有待探索。
其次，透過以城鎮為載體的先進治理元素帶動鄉村治理。傳統的鄉村治理畢竟是在相對封閉的狀態下形成和執行的。在城鄉一體化程序中，城鄉人口和要素開放流動，原有的鄉村治理已很難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需要以城鎮為載體，將現代治理要素引入鄉村治理之中。例如，傳統鄉土中國時期的鄉村治理主要是“禮治”，即主要以傳統道德加以治理，造成“皇帝無為而天下治”；城鄉二元結構時期的鄉村治理主要是“力治”，即以國家行政力量加以治理，造成政權下鄉。進入城鄉一體化階段，鄉村治理更多地是“法治”，即各種治理力量都在國家法律範圍內活動。
在鄉村治理中，最稀缺也最需要的是“法治”元素。近年來，湖北恩施實施“律師進村”，其特點是“寓法於治”，將法治要素寓於鄉村治理過程之中，透過利益、公平、需求、激勵等機制將領導管理和群眾訴求都引入法治化軌道，讓人們“信訪更信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以城鎮為中心的鄉村治理
在傳統鄉土中國階段，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這不僅是因為作為國家治理支撐的人口和賦稅主要在鄉村，更是因為整個國家治理價值取向的重心在於鄉村。在城鄉二元結構時期，城市與鄉村相互隔離，鄉村治理與城市缺乏關聯。城鄉一體化的“著力點是透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與城鄉一體化相伴隨的是城市中心地位和農村城鎮化，鄉村治理呈現以城鎮為中心的趨勢。
隨著歷史的推進，“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在城鎮化程序中，城鄉一體化的鄉村治理要適應人口和精神價值的城市取向，在城鄉開放互通的趨勢下有所創新。
首先，將鄉村治理納入整個國家統籌發展的治理體系之中，給鄉村治理更為重要和突出的位置，避免在城鎮化程序中造成鄉村治理的邊緣化和虛置化。在一些地方，由於人口向城鎮流動，鄉村治理受到忽視，造成“治理真空”，產生許多新的社會問題，甚至出現治理缺失的“自然狀態”。鄉村治理只能簡單維持基本運轉，難以隨著城鎮中心趨勢進行創新。近年來，針對鄉村治理基礎薄弱的狀態，不少地方實行行政村“大學生村官”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何將加強鄉村治理力量常態化還有待探索。
其次，透過以城鎮為載體的先進治理元素帶動鄉村治理。傳統的鄉村治理畢竟是在相對封閉的狀態下形成和執行的。在城鄉一體化程序中，城鄉人口和要素開放流動，原有的鄉村治理已很難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需要以城鎮為載體，將現代治理要素引入鄉村治理之中。例如，傳統鄉土中國時期的鄉村治理主要是“禮治”，即主要以傳統道德加以治理，造成“皇帝無為而天下治”；城鄉二元結構時期的鄉村治理主要是“力治”，即以國家行政力量加以治理，造成政權下鄉。進入城鄉一體化階段，鄉村治理更多地是“法治”，即各種治理力量都在國家法律範圍內活動。
在鄉村治理中，最稀缺也最需要的是“法治”元素。近年來，湖北恩施實施“律師進村”，其特點是“寓法於治”，將法治要素寓於鄉村治理過程之中，透過利益、公平、需求、激勵等機制將領導管理和群眾訴求都引入法治化軌道，讓人們“信訪更信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