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已經把舊黨大佬司馬光、當朝駙馬王詵牽連進來。目的已經再明顯不過。新黨就是要把舊黨一網打盡。

所以，烏臺詩案，不是一般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這個政治案件的關鍵突破口和全部要害，便是蘇軾。

蘇軾被重辦，舊黨牽連入網；蘇軾被輕辦，新黨功敗垂成。

但是，蘇軾為什麼能逃過這場劫難呢？

蘇軾蘇子瞻，必須感謝自己生在了一個好時代、趕上了一個好朝廷、遇上了一個好官家。

換個時代、換個朝廷，哪怕換個官家，蘇軾的結果，都不會只是貶官黃州。

什麼是好時代？

一個能跟你講理、能讓你講理的時代，就是好時代。

人都是講理的。講理是人的底線。所以，跟你講理、讓你講理，應該是常態。咋還成了好時代的標誌？

人都是講理的，這個“因為”的前提成立，但推不出“講理是常態”這個“所以”的結果。

皇帝憑啥要跟大臣講理？領導憑啥要跟下屬講理？力量大的憑啥要跟力量小的講理？“春秋無義戰、強者定章程”，春秋諸侯們，哪個講理了？

實力可以決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講理。

即便跟你講理，也要看講誰的理。可以跟你講理，但要講我的理，而不講你的理。這當然也叫講理。簡單說就是：可以跟你講理，卻不讓你講理，最後則殺人還要誅心。

那麼，在烏臺詩案中，新黨執政的大宋朝廷與支援新黨的大宋官家，到底是怎麼跟蘇軾講理的？

01.烏臺詩案的淵起：蘇軾確實在詆譭新政

蘇軾到底有沒有錯？

必須有錯。

當時，大宋的官僚系統都在學習王安石主義、實施王安石改革。但是，蘇軾呢？他不講王安石主義、也不支援王安石改革。非但如此，還要各種詆譭。

當時，沒有報紙、沒有暢銷書、沒有現代傳媒，蘇軾怎麼詆譭新法？他天天在家罵新法、罵王安石，這個影響也就止於蘇夫人和蘇公子。即便開壇講學，也就是影響一下自己的學生。

論文章，蘇軾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如果八大家排序，蘇軾必須能進前三甲。論寫詩，蘇軾是北宋詩壇領袖，即便把蘇軾拉到唐朝，他也能跟大唐群星比比誰更亮。此外，還有豪放詞派的創始人、北宋書法四大家之一、蜀學的首席宗師，甚至，蘇軾對道教、佛學都有精深的研究。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公元1079年，蘇軾赴任湖州，然後例行公事地給宋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但是，奏表中的這句話，卻刺激了新黨。

啥叫“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過分解讀一下就是：我蘇軾愚昧不堪，這叫耿直；跟不上新時代，這叫不投機；沒法跟弄潮兒的新黨們一起玩，這叫不媚俗。

啥叫“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過分解讀一下就是：我這個人歲數大、不生事，這叫不折騰；正好可以去地方牧養小民，這叫能養民。

新黨不幹了，然後開始彈劾蘇軾，你這不是例行公事謝聖恩，而是含沙射影罵新法。蘇軾啥反應？蘇軾非常硬，你們說對了，我就是罵你們了，你們還能咋地？

一種是文人士大夫之間的書信往來，如“致司馬公：王安石不是東西，此致敬禮”，這就必須算。

一種是寫詩填詞做文章，蘇軾主要是寫詩，所以才叫“烏臺詩案”，這就肯定算。烏臺，即御史臺：詩，才是案，即蘇軾的各種反詩。

蘇軾，到底寫了哪些“反詩”？

為了羅織罪名，新黨肯定要過分解讀。但是，有些詩，都不用過分解讀，蘇軾就是在罵新法。其中，以《山村五絕》最為代表。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關鍵是這句“邇來三月食無鹽”，七十老翁已經很可憐，咋還三月不吃鹽？因為北宋搞了食鹽專賣，老翁買不起。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青錢，即青苗法給老百姓的農業貸款。貸款是拿到了，但轉眼之間，就在城裡花光了。因為北宋政府止不住地要與老百姓做買賣。所以，搞了各種高消費的娛樂專案，進城的農民剛拿到錢，就被政府的娛樂產業給賺走了。

諸如此類，不勝列舉。因為蘇軾確實對新法不滿，看不上新法也看不上王安石。後來他跟王安石言歸於好，但那是後來。當時，這兩個人就是水火不容。

新黨的目的，是為了幹掉蘇軾嗎？

“子瞻兄臺見：你寫得《山村五絕》真好，鞭辟入裡，像匕首、像投槍，您就是我大宋的魯迅！此致敬禮”。這就必須算同黨了，然後牽連入案。

實在不行，那就看蘇軾給誰寫信了。這個也可以算。蘇軾給司馬光寫信了，而且還寫了首詩，即《司馬君實獨樂園》：

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你蘇軾這是啥意思？蘇軾也坦蕩：我就是想說天下人都盼著司馬光出來執政，因為你們新黨太垃圾。司馬光收到這種“反詩”，為啥不上報朝廷？看來，司馬光也是同黨。然後，司馬光牽連入案。

關鍵是蘇軾還跟當朝駙馬王詵過從甚密。

御史臺去抓蘇軾的時候，蘇軾已經收拾好行裝、準備蹲監獄了。那是誰通知的？駙馬王詵通知了蘇轍、蘇轍通知了蘇軾。這就是大臣勾結皇親國戚了。這種問題，在哪朝哪代都是犯忌諱的事。順藤摸瓜，還查出蘇軾收了王詵的錢，而且二人也有詩文往來。也就是說王詵也給蘇軾的朋友圈點讚了。於是，王詵牽連入案。

39人。這就是蘇軾的關係能量，絕對是舊黨中的“名媛交際花”。所以，新黨選擇蘇軾作為打擊舊黨的突破口，絕對是英明之舉。

03.古代司法的高峰：大宋朝廷是怎麼跟人講理的

“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這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程序正義。

程式，一個多麼高階大氣上檔次的概念。實際上，完全可以換成一個通俗易懂的名詞，即手續。要去結婚，先到民政局領證，領證是手續；打擊壞人，先要走法律流程，流程就是程式。

把手續強調過分了，難免手續異化。於是，證明你是你、你爸是你爸的問題，肯定要出現。有些壞人，即便明知道它幹了壞事，但手續太複雜、流程走不了，壞人也關不進監獄。

實現正義，卻非要以“看得見的方式”的實現，手續太複雜、然後複雜到過度，正義還怎麼追求、還怎麼實現？

“努力讓人民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給這句話上畫個重點，重點應該是什麼？是感受。

程式或手續的意義，只是兼顧了客觀的真實，主要是強調了主觀的感受。真實世界是不可約的複雜，任憑誰也無法窮盡，而主觀的感受卻可以。

跟不跟你講理、讓不讓你講理，都不是在還原真實世界的複雜歷程，而是實現主觀感受的最大公約。正義也好、公平也罷，都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價值判斷屬於應然問題。實然可以求真，但從實然跳不到應然。所以，價值判斷無法求真，而只能求感受。

這時候，就一定要以所謂“看得見的方式”來追求了。只有“看得見的方式”，大家才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以，手續很重要、程式很重要。對手續、對程式的尊重，完全可以衡量一個族群的文明程度。

那北宋是怎麼講理的？這個問題，看一下北宋的司法程式就清楚了。

御史臺根勘所

御史臺最早設立於東漢，是重要的中央司法監察機構之一。重大案件，一定要送到這裡來審理。蘇軾這個案子，肯定重大。因為新黨一定要往大里整。漢書記載，御史臺裡種植柏樹，樹上常有烏鴉棲息，所以又稱烏臺。因此，蘇軾一案，才稱烏臺詩案。

御史臺首先發動御史向皇帝宋神宗告狀，神宗皇帝詔曰可。於是，從彈劾變成案件，對蘇軾的立案調查正式展開。

御史臺派出官員前往湖州緝拿蘇軾，然後送交御史臺的根勘所，進行審理。根勘所，是御史臺專門負責審理詔獄的機構。

宋神宗不僅下旨審理，而且還派了一名宦官跟進案件。所以，蘇軾一案，就變成了詔獄，即皇帝親自下詔督辦的案件。

如果是明朝，上升到詔獄這個層面，那蘇軾不被定罪弄死，也被嚴刑打死。但是，大宋時代是跟你講理的，大宋政府是法治政府。所以，詔獄也要講理，具體表現就是講程式。

大理寺和審刑院

御史臺只負責案件的審訊。即便是審訊，也不是御史臺一家說了算。因為大宋官家還要派人跟進。

皇帝會從其他機構抽調人員，會同御史臺搞聯合審訊，這叫雜治。

案件審查清楚之後，審案的官員們要製作好口供，這叫供狀。

審訊工作到供狀這裡為止。然後，御史臺就可以結案了，這叫結勘。

皇帝還要派遣御史臺以外的官員，對犯人進行當面問話，這叫錄問。

犯人在錄問的時候翻供了，這叫翻異。一旦出現翻異，那皇帝就必須另外派人重審。

錄問環節，古已有之。最早的記述，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朝。如趙高審李斯案。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

趙高為什麼使其門客“詐為御史、謁者、侍中”？就是擔心李斯翻異。

犯人既不申辯又不翻異了，然後就能定罪了嗎？不能。因為御史臺只有審訊的權力，卻沒有定罪的權力。

御史臺完成供狀環節之後，要將供狀遞交到大理寺定罪量刑，這叫檢法。

如果把御史臺類比為現在的最高檢察院，那麼大理寺是現在的最高法院。定罪量刑是法院的事情。但是，到了”最高法院“，這個程式還沒走完。

檢法之後，要出判詞，相當於最高法院的裁判文書。這個判詞，還要上報給刑部或審刑院複核。刑部或審刑院複核完畢之後，再將複核後的判決意見上報給皇帝，即宋神宗，由皇帝做最終裁決。

這個審刑院，是個什麼機構？明朝皇帝不信任刑部了，搞了一個錦衣衛；信不過錦衣衛了，搞了一個東廠。宋朝皇帝呢？趙家官人信不過刑部和大理寺，就搞了一個審刑院，又稱“宮中審刑院”。你聽這個名字，就知道審刑院是誰設立的了。其主要任務是審查大理寺所斷案件，因為皇帝要看著大理寺，擔心被大理寺的人給忽悠了。

但是，什麼土壤就能長出什麼莊稼。明朝的專制土壤，只能孕育出特務機構。大宋的法制土壤，卻能孕育出法制機構。審刑院的設定初衷是加強皇權，實際運作卻成了司法監督的一個環節。所以，1080年也就跟刑部合併了，皇帝設立的機構卻不給皇帝辦事，那還有啥意義？

從這一套複雜手續或程式中，我們就能發現：大宋官家和大宋朝廷是準備跟人講理的，這絕對是古代司法的一個高峰。

04.大宋官家很生氣：法外施法也要讓人講理

大宋御史臺把案件審查清楚了，皇帝也派人錄問了，蘇軾倒也乾脆，從不從寬都坦白了：事就是我乾的，“別無翻異”。

但是，蘇軾之所以“別無翻異”，是因為新黨下了功夫，能查的全給查了，蘇軾想翻供都沒得翻。

新黨這幫傢伙不止要幹蘇軾，還要幹司馬光和整個舊黨集團。所以，烏臺詩案一定要辦成鐵案。而最關鍵的問題，還是蘇軾。蘇軾確實對新法不滿，確實沒有管住嘴，確實要做時代的匕首和投槍了。

大理寺根據蘇軾的供狀，總結出了三條罪名：

一是蘇軾收了駙馬王詵的錢，而且這個錢收得不清不楚；

二是受審期間不肯老實交代問題，所以蘇軾“別無翻異”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三是詆譭新法、誹謗朝廷，這一條是新黨的主要關切，但要的不是誹謗朝廷而是誹謗皇帝。

所以說，新黨把持了御史臺，卻肯定沒能把持大理寺。

針對這三條罪狀，大理寺給出了量刑：有的要杖八十、有的要杖一百、有的要徒一年、有的要徒二年。最後，大理寺會怎麼數罪併罰呢？

首先，宋朝不搞累加，簡單說就是數罪從重，一個罪杖八十、另一個罪杖一百，最後量刑不會是一百八十，而是一百。

其次，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錢抵罪，當時主要是向朝廷交銅，銅是當時的主要硬通貨，是可以拿來鑄錢的。

第三，如果是官員，犯罪的官員還可以拿自己的官職來抵罪，即官當制度。

這套量刑演算法，可以說充分確保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最後算下來，蘇軾要承擔的罪責，只是徒二年。《資治通鑑續長編》給出的記載，是“當徒二年，會赦當原”。

如果是新黨看到這份判決，想也不想，他們肯定認為大理寺收了蘇軾的錢。因為這是在過分偏袒蘇軾。

甚至都可以說，大理寺這幫傢伙連一天牢飯都不想讓蘇軾吃。因為宋仁宗的皇后恰在這個時候去世了，大宋一定會大赦天下。

蘇軾是在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聖裁處刑的，而曹太后是在元豐二年十月二十日薨逝的。這中間差了兩個多月，大理寺給了一個“會赦當原”的判詞，到底想說啥？

所以，新黨肯定不能幹。

這幫傢伙費盡心機、折騰了一百多天，然後卻是這麼個結果，誰也不能忍。於是，御史臺上書反駁，認為大理寺定罪不當，蘇軾必須按十惡大罪中的第六項“大不敬（恭）”來定罪。

“注云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注云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者”，蘇軾的言行，怎麼靠也能靠上這個大不敬。

御史臺瞎咋呼，卻沒用。因為定罪量刑，不歸它管。這時候，審刑院也出手了，它支援大理寺的判決。

到了這一步，就要區分一下誰跟誰是一夥兒了。

御史臺肯定被新黨控制了，大理寺肯定沒被新黨控制。那審刑院呢？審刑院的全稱是“宮中審刑院”，所以它怎麼也要跟皇帝是一夥兒。皇帝宋神宗是啥意見？詆譭新法就相當於詆譭皇帝，必須要嚴辦。但是，審刑院幹了一件什麼事？它剛正不阿了，站隊大理寺了。

烏臺詩案持續了一百多天，於是各方勢力該出手的全都出手了。

在這期間，當朝宰相、朝堂老臣以及舊黨翹楚，紛紛上書營救蘇軾。同時，新黨內部也分裂了。罷相在家的新黨大佬王安石，也上書了，認為“聖朝不宜誅名士”。甚至，曹皇后也在臨死之前勸諫了宋神宗：

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你老爹宋仁宗可是要把蘇軾、蘇轍兄弟當成宰相來培養的。但是，你這個皇帝卻要殺了蘇軾，你對得起你老爹嗎？

於是，烏臺詩案，死活也沒法按照新黨設計的指令碼來編排了。

新黨的指令碼是什麼？針對蘇軾發動一場文字獄，然後藉機把舊黨一網打盡。但是，新黨中的有識之士卻看出了這裡面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文字獄這個口子不能開。一旦開了，將來大家肯定全搞文字獄，文字獄成了政治鬥爭的手段。這個結果，任誰也承受不了，大宋的政風一定敗壞。

那麼，神宗皇帝呢？

神宗皇帝很生氣。王安石雖然罷相、王安石主義可以不講，但王安石的新法路線必須堅持。這不是王安石的主張，而是朕的主張、朕的旨意、朕的路線。你蘇軾詆譭新法，就是在詆譭朕這個皇帝。

然而，大宋朝廷卻要讓蘇軾講理，大宋官家也只能讓蘇軾講理。但是，皇帝肯定氣不過，於是法外施法了。但法外施法也不能過分。最後的結果是：

蘇軾依斷，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當徒二年，會赦當原”，這是大理寺的意見，朕同意了。但是，我要“特責”，即法外施法，因為朕很生氣、朕要任性，於是蘇軾“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檢校”是臨時委派的意思，隨時都能給你免掉，即便是副處長，但也是個臨時的。

“水部員外郎”是官，在官職差遣的設計中，這相當於待遇級別，用現代表述就是副處級非領導職務。

“黃州團練副使”，這是差遣，是實職，相當於黃州地方武裝部副部長，卻是散官、沒實權，一般用來安置貶官。

關鍵是這個“本州安置”，相當於發配。你蘇軾就在黃州那個鬼地方待著，我這個皇帝再也不想見到你了，黃州地方官也要把蘇軾這個傢伙看好了，該敲打就得敲打。

這就是大宋官家的法外施法的“特責”。

如果是朱元璋這種皇帝，蘇軾回事啥待遇？只需要老朱一個眼色，蘇軾別說可能在發配黃州的路上被幹掉，甚至連牢門都出不來。

最後總結

烏臺詩案是新黨對舊黨發動的一起政治案件，目的是要把不滿新法的舊黨一網打盡。

而舊黨的”交際名媛“蘇軾，恰是新黨打擊舊黨的突破口。

如果烏臺詩案能夠按照新黨的設計指令碼來推演，那麼此案就是一個宋朝版的李林甫大清洗。

但，大宋是一個跟你講理的時代。

大宋司法機構的複雜運作，堪稱古代司法的一個高峰，複雜的程式甚至已經超過了現代國家。

蘇軾，生在了一個跟你講理的時代。

執政的新黨肯定不滿意，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可講；大宋官家宋神宗自然也不滿意，他也要講他這個皇帝的道理。

但，大宋是一個讓你講理的時代。

可能這個“你”，僅是官員士大夫。但是，起碼能夠讓朝堂權力無法肆意任性、讓皇帝意志不能肆意妄為。

正是因為讓蘇軾講理，所以蘇軾才能逃過烏臺詩案這個劫難。而舊黨一眾翹楚們，也才免於被權力清洗。

舊黨頑固存在，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的路線，就不能高效率推進。舊黨難道不是歷史的阻礙嗎？

程序正義或許比正義的效率更重要。在程序正義的限制下，大宋的政風才不會急轉直下，大宋官場才不會演變為李林甫之後的大唐官場。

歷史上的發展，有兩種：

一種是高效率的急速推進，開了掛、踩了油門，這是一種政治能動，比如王安石變法。

一種是低成本的因循保守，降了檔、踩了剎車，這是一種政治謙抑，比如司馬光的舊黨意見。

到底哪一種更好？因時而異。

初出茅廬，往往是政治能動的，自命大才而要經天緯地；人到中年，往往是政治謙抑的，懂得了才華智慧的侷限和真實世界的複雜。

也許這樣的態度是可取的：有一個方向，即便方向對了，也要慢一點兒、穩一點兒，反正時間有的是；如果方向錯了，那麼慢一點兒、穩一點兒，也就給調整留出了時間和機會。

北宋從建國起，宋太祖趙匡胤就重文輕武，並立下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宋仁宗也非常痛恨官員羅織材料、誣陷他人的行為，並規定誤判致人以罪者，終身不再選用。

　　可是，蘇東坡卻有點運氣不佳，他入仕不久，就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場風雲激盪的政治風波，那就是由宋神宗主導、王安石組織的“熙寧變法”。

　　當時，蘇東坡還不是京官，他大多在基層任職，親眼目睹了新法的執行情況，尤其是“青苗法”在執行中嚴重走樣，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蘇東坡上書表達了對新法的意見和建議。

　　但是，年輕氣盛的宋神宗急於推行新法，聽不得對新法的指責，再加上蘇東坡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他的話往往成為左右輿情的風向標。

　　於是，御史李定、舒亶認真研究蘇東坡的文字和文章，終於從蘇東坡調任湖州後例行公事寫的一篇《湖州謝上表》、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中，找到了他們需要的文字，進而彈劾蘇東坡，說他的詩文中有譏諷皇帝、攻擊新法的話。

　　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宋神宗下旨捉拿湖州知州蘇東坡，蘇東坡隨即被捕入獄，並坐牢103天，前後受牽連者竟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蘇東坡入獄後，作為因變法而步步高昇的御史李定、舒亶等當然不放過這個打擊異己的絕佳機會，他們欲置蘇東坡於死地的態度非常堅決。作為一位當時已有很大名氣的文人，蘇東坡在御史的拷問下，受盡欺辱。

　　據說，蘇東坡下獄時，獄官們甚至當面就問蘇東坡祖宗五代有沒有“免死鐵卷”。按當時的規定，只有死囚才會詢問五代之內有無“免死鐵卷”，其他一般只問三代，由此可見當時他們給蘇東坡定的罪行之重。

　　然而，作為下令捉拿蘇東坡的北宋皇帝宋神宗，在御史們不斷地向他提供蘇東坡“反詩”新證據、不斷給他增加誅殺蘇東坡理由的時候，他卻有點六神無主了。

　　宋朝不殺士，這是已經建國百年之久的北宋祖訓，他不能為此開殺戒，成為北宋第一位暴君。但是，蘇東坡對新法的批評又太明顯，並影響到了新法的推行，也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這也是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因此，蘇東坡被捕入獄，反而成了宋神宗的一個燙手山芋，放也不是，殺也不是，這讓宋神宗左右為難。

　　那麼，蘇東坡到底是出於國家大局還是一己之私來表達對新法的態度，成了宋神宗判斷蘇東坡此案的關鍵。為此，宋神宗做了一個有趣的決定：安排宦官去監獄裡做“密探”。

　　某一天，蘇東坡在獄中像往常一樣，天黑後倒頭便睡，他剛躺下不久，就有兩個人進來，什麼也不說，也是躺下就睡。蘇東坡也並未在意，而是繼續睡去。到了凌晨四更的時候，這兩個人又悄悄地離開了監獄，蘇東坡還是鼾聲如故。

　　後來，蘇東坡才知道，這二人是宋神宗身邊的“密探”，專門來觀測蘇東坡，看他心裡有沒有鬼，心中有鬼，自然輾轉反側難眠，心中無鬼，則正常起居入睡。

　　第二天，宋神宗在朝堂上高興地和大臣們說：“朕知道蘇軾胸中無事也!”此時朝中多人為蘇東坡求情，再加上已經退隱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最終，蘇東坡被判了個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這一職位相當低微，並無實權。但是，蘇東坡經歷過這次劫難後，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謂是脫胎換骨，他的藝術才情得到昇華。黃州對於蘇東坡來說，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個輝煌之地：《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閃耀誕生。

烏臺，即御史臺。據《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為“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即御史臺詩案。它興訟於宋神宗趙頊元豐二年（1079）。蘇軾是被告。原告是：權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舒亶，國子博士李宜，權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們指控蘇軾寫詩文訕謗朝政、反對新法、指斥皇帝，要求處置蘇軾。

蘇東坡的每個故事都很有意思，烏臺詩案也是其中一個。

蘇東坡確實寫了一些詩，諷刺了新法和朝廷中的一些同僚。但文人作品，有時候無非找個題材，確實不值得大驚小怪。

有趣的是，蘇東坡進去之後，他反對的人中，很多都在努力營救他，而那些平時詩歌唱和的，居然沒人為他發聲。

宰相吳充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曹太后說：“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今殺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神宗皇帝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而且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正是因為各方努力，蘇東坡才得以死裡逃生。

“烏臺詩案”緣由

“烏臺詩案”的出現其實和蘇軾的性格有一定的關係。

蘇軾一向嫉惡如仇，遇到不平時的事，他總是不吐不快。

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調任湖州。按照慣例，到任後，要寫謝恩奏章。

問題就出在了這份奏章上，他寫了這樣的幾句話：

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賠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裡出現了“新進”這個詞，這個詞在當時指的是突然升遷的無能之輩。這樣就得罪了那些“新進”。

這一年的六月，“新進”的報復就來了。

一個御史把這份奏章中的四句挑出來，說他蔑視朝廷，從而開始彈劾他。

幾天之後，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連上章彈劾蘇軾。

在得到神宗的批示後，他們派遣官吏到湖州，先免去了蘇軾的官職，再押解入京受審。

最終，蘇軾被送進御史臺的監獄。

御史臺監獄被稱為“烏臺”，所以這一事件也被稱作“烏臺詩案”。

蘇軾如何“化險為夷”

蘇軾在7月28日被捕，8月18日送進御史臺的監獄。而審問期又比較長，前後40幾天。

他是如何“化險為夷”的呢？

1.一個故事

蘇軾被關到監獄中後，他的兒子每天都去監獄探望，併為其送飯。

蘇軾和其子約定，平時只許宋蔬菜和肉，如果有壞訊息，才能送魚。

有一次，其子有事，便將送飯的任務交給了朋友，但忘記告訴朋友他和父親的約定。

而那一次，他的朋友送的恰恰是燻魚。

蘇軾看後大驚，知道自己可能凶多吉少。便給弟弟寫了兩首訣別詩。

訣別詩寫的極為悲慘，但又不忘感謝皇恩浩蕩。

這首詩後被獄卒收走。

這就有很大的用處。因為按規定犯人寫的任何東西，獄卒都要交個監獄最高層查閱。

而蘇軾和其家人也認為這首詩會傳到皇帝手裡。

果不其然，皇帝看到了這首詩，並大受感動。這也是他能“化險為夷”的重要原因。

2.仁宗皇后

皇后一向支援蘇軾。恰在這時，染病而死。她在死前曾對皇帝說：“我聽說蘇軾因為寫詩而不抓了起來。這都是一些小人和他作對。你可別冤枉好人，老天爺是不容的。”

皇后去世，國家要大赦，按照慣例，蘇軾應當被赦免。

但是，御史們想置蘇軾於死地，不停的向皇帝進言。但也沒有得逞。

3.最終

皇帝無意殺害蘇軾，他親自裁定，把蘇軾貶往黃州，充當團練副使，不準擅離該地，也無權簽署公文。

“烏臺詩案”落下帷幕。

蘇軾是文人，如果殺蘇軾就動了當年宋太祖立下的“不殺士大夫”的祖訓，這是所有文官集團所不能容忍的；

公元1068年，宋神宗登基，宋神宗為了實現漢唐榮光，立王安石為宰相，實行變法，要富國強兵。但是王安石本人過於拗執，措施非常激進，引起朝野議論紛紛。此時蘇軾上疏批評王安石有些策略中過於激進的方式，於是給一些新黨人員記恨，開始羅織罪名給蘇軾好看。

蘇軾也看到了自己在朝中沒有立足之地，開始上疏請求外放，並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後來蘇軾又去了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見到了新法實施過程中的弊端，開始上疏。在湖州的時候，蘇軾在《湖州謝表》中寫道了“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裡面就說了蘇軾要與新黨對著幹了。本來新黨就看他不爽了，他外放了也是眼不見為淨，現在好了又來惹事，好就專門來搞你。

宋神宗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蘇軾的好友沈括在下面視察新法的時候發現了蘇軾的詩稿，首先呈現給宋神宗，宋神宗沒有重視。不久，蘇軾的《湖州謝表》上疏之後，百官開始彈劾蘇軾，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說其“傲悖之語，日聞中外”、“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就是說蘇軾妄議朝廷，兩面人之流。

於是朝廷御史臺（舊稱烏臺）就開始派人去緝拿蘇軾。蘇軾被押到東京汴梁,關進大獄,審訊隨即進行。文人相輕,進而相輪相害,從來都是毫不手軟的。當然,蘇軾也不是沒有把柄可抓。他仗著自己文才過人,經常在詩文中譏諷朝政,貶斥新法,這些詩傳誦一時,影響不小。

主審官本身就對蘇軾有意見， 此時蘇軾又撞到槍口上，就打算殺一儆百,名為弄蘇軾，實際上是弄整個舊黨。於是他們就開始捕風捉影，將蘇軾詩句中的一些話語開始上綱上線，說他們是為了反對變法， 同時是誹謗聖上的。例如蘇軾的《詠檜》有一句這麼說“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他們就說:“陛下飛龍在天,蘇軾以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蟄龍,不是想造反嗎?”不過宋真宗不傻，他看了蘇軾整首詩回答道:“怎麼能胡亂解釋，他是歌頌檜樹，和我有什麼關係？”

前途險惡，生死未卜,蘇軾思想相當悲觀。在去東京汴梁的途中，蘇軾曾經想要跳江自盡，最後沒跳。入獄之後，他將許多毒藥獄中，準備一旦得知自己將被處死，就先行自殺，免得在菜市場上丟人現眼。蘇軾與兒子約好,每天往獄中送飯﹐都要有菜和肉，如果聽到自己將被判死刑,就撤掉菜和肉,改送魚。他兒子每日給他送去肉菜。

有一天家裡糧食不多了，他兒子去郊外買糧,託親戚代為送飯菜，但忘了關照不要送魚。親戚正巧送了魚。蘇軾看到魚，心想這回完了。就寫了兩首絕命詩，囑咐獄吏轉送其弟蘇轍。他知道獄吏不敢擅自為犯人送信,必然會將此事上報。果然，宋神宗讀到此詩，心中不免有所感動。

因為蘇軾的文學一直不錯，名滿天下，使得很多人開始去營救蘇軾。新黨如果流放蘇軾還能說得過去，如果真的要殺蘇軾的話恐怕就會得罪天下人了。從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後，鑑於五代時期武人多次篡位，立下了一個誓言，就是“不殺士大夫”，給士大夫權力來遏制武人，這樣就會使得文人充斥朝廷，武人就無法干政了。

同樣宋神宗時期，因為對西夏用兵失利，宋神宗想要將一個管理後勤的官吏殺害，宰相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宋神宗說能否瓊面發配，章惇此時說道士可殺不可辱，還不如殺了呢，左右臨之際宋神宗只好放了這人。可以說不殺大臣是一種政治原則，蔡確說這是祖宗以來，而章惇直接諷刺，雖然章惇蔡確對於這事情有分歧，但是“祖宗家法”是倆人共同需要維護的，也是那種看破不說破的潛規則。

需要說明的是，“不殺士大夫”只是一種政治原則或傳統，而不是“一律不殺”。而且，這種“不殺”更多的是表現為“政治”方面、“言論”方面，至於貪贓、枉法、投敵、造反等，就不全在“不殺”之列。例如宋太祖時期對於刑事犯罪，尤其是貪贓罪處置得相對嚴厲。儘管如此，“不殺士大夫”的政治原則也還是有所體現的，一般說來，中下層的官吏，基本都被處以死刑，而高階官吏，即可以入“大臣”行列的則往往是罷官或流放，幾乎沒有判處死刑的。誰要是破壞這個政治規則，誰就會遭到整個文人士大夫階級的排斥。

果真蘇軾出事之後，很多人開始出來為他說情了。吳充就上疏宋神宗說曹操的品行如何，宋神宗說曹操乃奸佞之徒，吳充說奸佞狡詐的曹操都能容忍禰衡的狂妄發癲，陛下是聖天子，自比堯舜，難道還不能容忍蘇軾的幾句牢騷話嗎？一聽此言，宋神宗只好打馬虎眼回答道：“我正打算放了他呢。”

此時宋仁宗的皇后曹氏也出面說情了，對於曹氏宋神宗一直很尊敬，不敢違背。此時王安石也說，既然是太平盛世，為何殺這麼一個有才能的人呢？這麼一來二去，宋神宗的耳根子就軟了，而蘇軾的事情調查來調查去說實在的也沒什麼好調查的。最後匆匆定了一個妄議朝廷的罪名將其流放黃州，此時蘇軾終於倖免於難。但是與蘇軾平時有往來的人，包括曾鞏、司馬光、李清臣（李清照他爹）、黃庭堅等人都或多或少被處罰了。可以說這其實也是新黨以蘇軾為引子來給舊黨的一次下馬威。

蘇軾出獄那天，獄卒將其那兩首絕命詩還給他。看著這兩首絕命詩，蘇軾感慨萬千。可是日子一長，蘇軾又開始得意起來認為自己在獄中的那兩首詩讚揚了……。

看到這個問題，忍不住過來叨叨兩句，題主勿怪。

“烏臺詩案”，其實核心就是蘇東坡吐槽新政，然後被貶。

吐槽政治這種事，無論放在哪個朝代，都不是小事，嚴重起來抄家滅族都是正常的，君不見滿清文字獄搞得如火如荼，但也就僅僅是因為在善待文人的宋代，所以才能直接免除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啊。

縱觀有宋一代，從范文正公變法開始後，每一次變法其實都有著皇帝的影子在裡面，仁宗、神宗，即便算不上一代明君，但至少他們很多作為都是十分靠譜的，難道你覺得他們不知道土地兼併的後果嗎？或許他們不懂什麼叫“馬太效應”，但他們作為皇帝，難道看不出來國家繼續這樣下去，總歸會玩完嗎？

而且，我們要知道，變法是一定會和勳貴、豪商這些人作鬥爭的，朝堂一定會動盪，我們都知道，皇帝和大臣們不知道嗎？他們肯定也知道，但為什麼新政還是執行一段時間，那就是皇帝一定是支援的，否則這種能讓朝廷動盪，影響皇族統治的事情，皇帝一定第一個反對！

那麼，根結其實也就出來了，人家皇帝老大要推行新政，你個蘇大鬍子居然敢寫詩寫文章吐槽？你吃了熊心豹子膽了？

而且人家別的舊黨，也就是阻撓新政推行的黨人，都被處理了一批了，就證明人家皇帝老大要把這件事幹下去了，定了基調的事你還不閉嘴，那你不就是茅坑打燈籠了嘛！

至於逃過一劫，其實個人認為倒也不至於這麼說，畢竟有宋一代文官基本很難因言獲罪，即便你罵了皇帝，都不會有太多事，畢竟之前還有包拯包大噴子做先例，天天逮著仁宗噴，不也沒事嘛。

但這件事雖然不至死，卻也絕非無影響，畢竟這是戰隊的問題，所以蘇大鬍子這輩子也就無望中樞了。

話說回來，宋代文人雖然操蛋，尤其是看司馬光等舊黨阻撓新政實施確實氣人，但綜合而言，有很多其實並沒什麼太多的私心，而是單純覺得你這個變法搞不贏，最後還得低頭，所以所幸你們就別折騰了……

題外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去分析宋代，其實都是藉助了超脫時代的眼光去分析的，要佐證很多的歷史材料。

但其實當時的人家心裡真正怎麼想的，還是很難分析的。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歷史愛好者，而不是做史學的，就當是給自己找點樂子得了，別太較真，不然難受的就是自己了。

蘇軾因“烏臺詩案”入獄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朝廷內外政治上同情蘇軾和在文學上崇拜蘇軾的人都設法營救他。

蘇軾的弟弟蘇轍，希望用自己的官職為蘇軾贖罪，以求免兄一死。宰相吳充對神宗說，曹操那麼專橫，尚能容忍禰衡，陛下乃堯舜之君，為什麼就不能容一蘇軾呢? 有人勸神宗殺了蘇軾，王安禮(王安石之弟)認為萬萬不可。他對神宗說：“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若殺蘇軾，“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王安石與蘇軾雖政見不合，但在文學上卻有共同語言。王安石在“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罷相退居金陵，他也向神宗上書，求神宗網開一面，對蘇軾從寬處理。至於蘇軾曾經任職過的杭州、湖州一帶的老百姓，他們顯然無法向朝廷表示自己的意見，只好藉助於神靈，為蘇軾作“解厄道場累月”，以求蘇軾能早日解脫苦難。

神宗本人對“烏臺詩案”採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一方面，他看到新法的推行還沒有取得積極的成果，遭到不少朝臣的非議，特別是像蘇軾這樣有影響的棟樑之材，居然也以文字對新法進行攻擊，這使神宗對其十分惱怒。為了新法能繼續貫徹執行，也是為了能鞏固以他為首的封建政權的統治，神宗想對蘇軾進行嚴懲，以儆效尤。

但另一方面，神宗也不能不看到，當時主張營救蘇軾的人理由是充足的，如果殺了蘇軾，不但有悖於情理，而且會引起一部分朝臣的不滿。加之神宗本來對蘇軾的才華就很賞識，特別是蘇軾在獄中寫給子由(蘇轍)的訣別詩：“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神宗讀後不無感動。

在上下多方營救的情況下，神宗只得順水推舟，決定將蘇軾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

蘇東坡是個有理想的好官，但是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政客。因此在這場新舊黨派的鬥爭漩渦中，蘇東坡註定要成為犧牲品。

當初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十分欣賞蘇東坡的才華，打算拉他入夥。結果這位老兄和他那個二愣子弟弟蘇轍，一起反對王安石變法。當然了，只是反對其中的一部分觀點而已。

王安石很氣憤，就把他們倆打發到地方上做官了。相對來說王安石對蘇東坡，算是仁至義盡了，並沒有加害他。

可是多年以後王安石下臺了，蘇東坡可就麻煩了。宋神宗變法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他把所有氣都撒在了舊黨文人身上，蘇東坡自然是首當其衝的一個。

這下完犢子了，宋神宗要收拾你，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嗎？所以說要查你根本不需要理由，宋神宗只需要一個眼神，底下的御史們就知道該咋整了！

一、烏臺詩案，本身就是新黨對舊黨的打擊。

當時蘇軾調任湖州知州，按照慣例，這個時候地方官都要寫一份謝表給自己的大領導宋神宗。於是蘇軾就寫了一份《湖州謝上表》，本來也沒啥，就是一份普通的例行公事的謝表而已，可御史們卻從裡面找到了一點蛛絲馬跡。文中有這麼一段：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意思就是說，宋真宗您是真厲害啊，知道我跟不上變法的形勢，只能在外地做做地方官，不能到朝中擔當大任。

有了這麼一段話，那蘇軾的罪名可算是坐實了！這種與變法決裂的態度，幾乎是公之於眾了！宋神宗是越想越氣啊，二話不說就讓人把蘇軾給抓回來了！

此後御史們又把蘇軾家的詩文全都蒐羅了一遍，從中強行找出了一些有可能影射朝廷的詩文，這下完犢子了，蘇軾徹底坐實了藐視宋神宗，藐視新法的罪名。

犯下如此罪過，基本就是殺頭才能解決問題了。那麼真的是蘇軾的詩文有什麼問題嗎？其實不然，從烏臺詩案所牽連的人來看，這就是一場新黨對舊黨的打壓。

司馬光、駙馬王詵等39名與蘇軾互贈詩詞的人，都受到了烏臺詩案的牽連。很顯然，這幫人大多是舊黨成員，即使不是，也是保守派。

二、蘇軾是如何躲過一劫的呢？

按照當時宋神宗的想法，蘇軾這回是鐵定完犢子了。因為查出了大量詩文是直接抨擊新法的，這是擊中了宋神宗的要害。

當時御史李定曾經上報宋神宗，表示蘇軾名氣太大，不敢動用刑具。氣得宋神宗破口大罵，狠狠收拾了蘇軾一個月時間，居然連退休的王安石，都跟蘇軾有過書信來往。

這下子宋神宗稍微有點清醒了，這哪裡是在收拾蘇軾啊，這是在砸自己的招牌有沒有？宋朝善待文人，那是出了名的，現在這幫御史已經到了窮兇惡極的地步了。如果連王安石都牽扯進來，這事兒可就不好收場了。

於是宋神宗開始冷靜分析這件事，御史們再次找到某些詩詞中有哪些隱喻的時候，宋神宗也出現了不以為然的想法。可是就這麼饒了蘇軾，未免太丟面子了吧？必須要有一個導火索才行。

這個時候，體現蘇軾人脈關係的時刻到來了！當時新黨成員們，非要慫恿宋神宗弄死蘇軾，可蘇軾的朋友們卻開始提出反對意見。

比如說已經退休的王安石，就曾經上書給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的弟弟蘇轍，也曾經上書給宋神宗：願意削職為民，換取哥哥蘇軾的生命。

還有一堆文人分封上書勸說宋神宗，這下子宋神宗終於找到臺階下了，於是就搬出了宋太祖不殺士大夫的誓言，饒了蘇軾一條小命。

可以說，蘇軾這個人雖然做政客，沒什麼水平。但是在交朋友這方面，一點兒毛病都沒有，絕對是典範。

三、宋神宗變法不順，本打算拿蘇軾作為突破口。

王安石在任的時候，變法進展迅速，雖然阻力很大，可王安石的氣場更大，因此擋住了若干壓力。可是宋神宗卻擋不住內外的壓力。

當時若干因為變法而傷害到自身利益的王孫貴胄們，找到了宋神宗訴苦，紛紛指責王安石不是人！此外太皇太后和太后，都紛紛跑到宋神宗這兒哭訴王安石變法的禍害。

這下完蛋了，因為王安石頂得住，可宋神宗卻頂不住了！於是宋神宗出賣了王安石，罷免了他的宰相之位。這件事對變法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

為啥？因為實行變法的人，會發現他們的老大都被搞得下崗了，那這事兒還能辦得下去嗎？所以說此後宋神宗再想變法，已經變得千難萬難了。

王安石下崗以後，宋神宗那叫一個後悔啊，索性自己擔任了變法的領頭人。結果遭遇了各種挫折，再加上此前朝令夕改的問題，變法急需一個催化劑才能繼續前進。而烏臺詩案就是最好的催化劑。

當時底下的人都不敢隨便實行新法，擔心第二天就換了個說法。因此大家都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這個時候宋神宗把那幫反對變法的舊黨揍一頓，豈不就是給搖擺不定者敲響了警鐘？政客的所有行為，都是為了那啥服務的！

總結：經此一役，蘇軾性情大變。

過去的蘇軾，那就是一個憤青，有什麼就說什麼，從不藏著掖著，看不順眼就用筆寫下來，罵兩句。這種性格實在是太可愛，但是也太容易得罪人了。

烏臺詩案過後，蘇軾立刻老實太多了，輕易不下筆，下筆也不敢輕易去談論國事了。他可不想再經歷一遍牢獄之災，想起當日的情況，蘇軾依舊瑟瑟發抖。

撰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孔氏談苑》

宋神宗派來的人，抓蘇軾這個太守，就跟抓一隻小雞仔一樣，實在是狼狽得很。或許這就叫，經歷使人成長吧。

參考資料：《宋史》

烏臺詩案”緣由

“烏臺詩案”的出現其實和蘇軾的性格有一定的關係。

蘇軾一向嫉惡如仇，遇到不平時的事，他總是不吐不快。

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調任湖州。按照慣例，到任後，要寫謝恩奏章。

問題就出在了這份奏章上，他寫了這樣的幾句話：

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賠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裡出現了“新進”這個詞，這個詞在當時指的是突然升遷的無能之輩。這樣就得罪了那些“新進”。

這一年的六月，“新進”的報復就來了。

一個御史把這份奏章中的四句挑出來，說他蔑視朝廷，從而開始彈劾他。

幾天之後，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連上章彈劾蘇軾。

在得到神宗的批示後，他們派遣官吏到湖州，先免去了蘇軾的官職，再押解入京受審。

最終，蘇軾被送進御史臺的監獄。

御史臺監獄被稱為“烏臺”，所以這一事件也被稱作“烏臺詩案”。

蘇軾如何“化險為夷”

蘇軾在7月28日被捕，8月18日送進御史臺的監獄。而審問期又比較長，前後40幾天。

他是如何“化險為夷”的呢？

1.一個故事

蘇軾被關到監獄中後，他的兒子每天都去監獄探望，併為其送飯。

蘇軾和其子約定，平時只許宋蔬菜和肉，如果有壞訊息，才能送魚。

有一次，其子有事，便將送飯的任務交給了朋友，但忘記告訴朋友他和父親的約定。

而那一次，他的朋友送的恰恰是燻魚。

蘇軾看後大驚，知道自己可能凶多吉少。便給弟弟寫了兩首訣別詩。

訣別詩寫的極為悲慘，但又不忘感謝皇恩浩蕩。

這首詩後被獄卒收走。

這就有很大的用處。因為按規定犯人寫的任何東西，獄卒都要交個監獄最高層查閱。

而蘇軾和其家人也認為這首詩會傳到皇帝手裡。

果不其然，皇帝看到了這首詩，並大受感動。這也是他能“化險為夷”的重要原因。

2.仁宗皇后

皇后一向支援蘇軾。恰在這時，染病而死。她在死前曾對皇帝說：“我聽說蘇軾因為寫詩而不抓了起來。這都是一些小人和他作對。你可別冤枉好人，老天爺是不容的。”

皇后去世，國家要大赦，按照慣例，蘇軾應當被赦免。

但是，御史們想置蘇軾於死地，不停的向皇帝進言。但也沒有得逞。

3.最終

皇帝無意殺害蘇軾，他親自裁定，把蘇軾貶往黃州，充當團練副使，不準擅離該地，也無權簽署公文。

“烏臺詩案”落下帷幕。

其實就是新舊二黨激烈鬥爭。

蘇軾在熙寧年間相繼被舊黨領袖張方平，司馬光舉薦為諫官，相繼為新黨所否（就是王安石）。諫官相當於皇帝身邊的顧問，對皇帝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蘇軾當時還是“小年輕”，鬥爭經驗太少，容易被大佬們當作槍使。在蘇軾被否諫官之後，蘇軾相繼給神宗上了二個摺子，一是《諫買浙燈狀》，說宮內買浙江宮燈太浪費錢，建議停止，祖宗認為很多，就從了；二是《上神宗皇帝書》，皇帝聽取建議讓蘇軾異常感動，連忙上了第二封，這一封簡單來說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

這就是蘇軾與王安石的主要矛盾，在王安石相繼將張方平，司馬光趕出京城後，蘇軾沒有大佬撐腰。

熙寧四年（公元 1071 年）蘇軾被外任為官。

至元豐二年（公元 1079 年）其在湖州被以詩文羅織罪名所誣前，蘇軾已經杭州、密州、徐州三地，且多有治績。蘇軾移知湖州，按照慣例需向朝廷上表以謝，其中有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新黨言官卻以此為由、借題發揮，並向神宗彈劾蘇軾。

其實在這之前，變法已經變味了。

熙寧七年（公元 1074 年），因多方壓力且時值天象有異，神宗便命王安石修改新法，同時其自身也對新法產生懷疑，王安石只得請辭相位。

四月，王安石正式罷相，呂惠卿為參知政事，繼續推行新法。但不料呂惠卿得用之後，呂惠卿擅改王安石已定之計劃，且呂想完全取代王安石。

熙寧八年（公元 1075 年），王安石再臨相位。由於王安石生病，再加上熙寧九年（公元 1076 年）王安石愛子王雱又英年早逝，王安石心恢意冷，再次罷相，從此隱居金陵，直至去世。

從此變法開始變成黨爭，蘇軾也成了新黨打擊舊黨的口子。

烏臺詩案後，蘇軾被關押至御史臺獄，然而“鍛鍊久之不決”，神宗拖著沒有處理。

一時舊黨大佬上書營救，比如張方平，司馬光，範鎮，蘇轍求以其官職為兄蘇軾贖罪。最後的結果是蘇軾充黃州團練副使，張方平、李清臣“罰銅三十斤”，司馬光、範鎮等十九人“各罰銅二十斤”。

其實蘇軾獲救還有宋神宗的功勞。

宋神宗死後，宋哲宗上位，朝政由宋英宗的皇后，現任高太皇太后招回司馬光等舊黨。

《續資治通鑑長編》載：高太皇太后招回蘇軾有這樣一段對話；

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官家在此？”軾曰：“適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敢有幹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

宋神宗是十分欣賞蘇軾的才學的，這也是蘇軾屢次逃過各種攻擊的基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