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的這句話是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的，原話是：“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很多人認為辜鴻銘之所以說這句話，是因為蔡元培對他有知遇之恩，否則他可能會說中國只有他一個好人，我個人卻深不以為然。

辜鴻銘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一個學貫中西，縱橫古今的人，辜鴻銘頭上有一大堆的博士頭銜，據說總共有十三個。同時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臘、馬來語等八種語言，在語言方面似乎有著天賦異稟。德國的萊比錫大學、英國的愛丁堡大學等等都曾留下他刻苦攻讀的身影。名校、名師再加上個人的悟性造就了一位出類拔萃的天才。這樣的人才，就是放在當今，也不可多得。

竊以為，辜鴻銘說這番話，絕非因為感恩蔡元培，而是發自他的內心。辜鴻銘雖然攻讀的是西學，但是他是一個真正洋為中用還排洋的人，在老外面前，腰桿一直就很直，骨頭很硬。

他內心一直非常推崇漢學，曾經把三字經、千字文等譯成英語，在課堂上教學，讀出來跟唱歌一樣，把同學們笑得東倒西歪，卻也樂此不倦，收到了教授英語的意外效果。

在辜鴻銘身上，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他是一個全盤西化的人，但卻是一個保皇黨。他回到中國後，除了工作就是研究經史子集，在外國學者眼裡，他是一個狂熱的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文化代言人。或許因為他維護中國文化的狂熱，顯得有些一味地復古，政治上相當幼稚，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保皇派，甚至為慈禧大唱讚歌。

當世人都在以空前的熱情追隨革命新潮、與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訣別時，他卻拖著一條灰白小辮、帶著一頂瓜皮小帽、身穿長袍馬褂，以這樣一個滑稽的身影固執地出現在行人的視線裡。古怪狷狂的他不僅把少年留洋時所穿的西服革履悉數鎖進了箱底，還在贈給張勳的對聯裡自鳴得意地吟道:“荷盡已無擎雨蓋（指清朝官帽），菊殘猶有傲霜枝（指辮子）。”

而且其人格非常孤傲，張作霖在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時，自任大元帥。辜鴻銘在別人的引薦下見到了張作霖，那位匪氣十足的張大帥倒是對辜鴻銘一身油光鋥亮的清朝服飾和一條灰白的小辮子很感興趣，但是不知此人有什麼來頭，見面就冒失的問：“你能做什麼事？”辜鴻銘馬上聯想起當年張之洞對他的禮遇，很是對張作霖這種土豪有些不屑，獨自拂袖而去。

辜鴻銘是第一位致力於向西方介紹中國典籍、中國精神的人，因此，在西方人眼裡，尤其在德華人眼裡，他是東方文化的兩大代言人之一，另一位就是印度的泰戈爾。他曾與泰戈爾同時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還曾被印度的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華人”。

林語堂有一番評價辜鴻銘的話，我以為甚為中肯:“辜作洋文、講儒道，聳動一時。辜亦一怪傑矣！其曠達自喜，睥睨中外，誠近於狂。然能言顧其行，潦倒以終世，較之奴顏婢膝以事權貴者，不亦有人畜之別乎？”

當然，辜鴻銘要不是因為逆革命浪潮而動的原因，原本也堪稱一代大師，他還曾把《論語》、《中庸》、《大學》等經典翻譯成外文，並著有英文典籍，如《春秋大義》等，在國外引起了轟動。另外他生平還有很多有趣的軼事，這裡無法一一列舉。

關於他說“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這兩句話的原因，我認為他是從人的品格的角度認識的，蔡元培先生學的是漢學，並考取了翰林卻因為理想偏偏要去搞革命，而“我”學的是西學，卻也因為理想走上了“保皇”的道路。他和蔡元培既是代表的中國當時的兩種理想，同時也是代表的中國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兩類人。他與蔡元培雖然各有堅持，但是相互尊重，都沒有拘泥於自己所學的知識，都是以自己認可的拯救中國的方式去為國家的未來努力。

所以他說中國只有兩個好人，應該是一種廣義的說法，並不僅僅是侷限於他和蔡元培兩個人。

辜鴻銘對此的解釋是：

蔡先生點了翰林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而我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這種人哪兒有第三個？” —晚近中國名人逸聞錄

意思是蔡元培先生從不願做清朝的官，一心只在革命，一直都在堅持革命，沒有變心，而我辜鴻銘呢？之前為晚清政府效力，現在還是在保皇，一直都在力挺大清，雖然我和蔡先生雖志向不同，但我們都沒有違背初心。在晚清時期鬧革命，在民國時期保皇，同樣都會陷入孤掌難鳴的絕境，但在辜鴻銘先生的眼裡，他對中國好人理解是：陷入絕境卻還一直堅持的人都是中國好人！而他和蔡元培恰恰都是如此。

再舉個典型例子，很多人在晚清時當官，食晚清政府俸祿，但革命烽火燃起時，卻轉向革命推翻清政府，比如袁世凱，原是大清新軍統領，卻在革命時推翻清政府，在辜鴻銘的價值觀裡，袁世凱便不是中國好人。

辜鴻銘為什麼會有如此奇怪的價值觀呢？簡單介紹一下晚清怪傑辜鴻銘。

他生於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後留學於世界各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九種語言，在北大授課講英美比較文學，也曾把多本中國名著翻譯成外文，他上課時一開口，學生們都驚呆了，沒聽過這麼漂亮的倫敦音，他的英語水平是當時全中國之第一人！

這樣的一位牛人，他的思想卻很怪異，比如他認為三從四德是好事情，三綱五常乃是天理，一個男人要娶四個女人，因為一把茶壺要配四個茶杯嘛，而且振振有詞的說道：你們誰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學生全部譁然，在民國初年的最高學府，還有人教這個！

在蔡元培時期的北大，辜鴻銘上課時頭戴瓜皮帽，拖著小辮子，長袍馬褂拄著柺棍。民國時期的北大學生思想已經解放，在革命以後的青年人覺得這位老先生很怪異，這位舊社會穿著打扮的老頭怎麼能上講臺呢？學生都嘲笑他，你那個小辮子很像豬尾巴~老頭只回應了一句話：“去除頭上辮子易，去除心中辮子難”！

作為民國時期最高學府的北大，當時很多學生都看不起他，怎麼能讓這麼保守的老頭給我們授課呢？更有甚者建議將其逐出北大，但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卻力挺辜鴻銘，蔡元培認為辜鴻銘是一位學者、智者、賢者，理應包容，不應該在個人生活習慣上去挑剔。辜鴻銘也視蔡元培先生為知音。這也不難解釋辜鴻銘的那句話：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