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地區，有一個頗為奇特的現象，不少的村莊都會以“板升”為名，什麼麻花板升、姑子板升、哈拉板升。
根據考證，這些把“板升”頂在頭上的村莊不僅和土默川地區有些聯絡，甚至還能上溯到幾百年前明廷和蒙古之間的一場“搶人”大戰——直白一點，便是一大批蒙古人奔著明朝來，另一批漢人朝著蒙古去。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
元廷向北遷：兩大勢力的對峙
公元1368年，明將徐達統帥的大部隊逼近通州，大都的最後一道防線岌岌可危。
元朝最後一位蹦躂在中原的君主妥懽貼睦兒丟下一句“今日豈可復作徽、欽”，慘然接受大勢已去的事實，帶著后妃太子一眾北上，退守回大本營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以至於沒過幾天，一路高喊“恢復中華”的朱元璋幾乎沒費什麼力氣就拿下了這座“空城”，大筆一揮，大都變北平，縱橫在中原大地上將近百年的“大元”帝國宣告覆滅。
倒也不是徹底覆滅，至少大家基本承認，蒙古政權還是存在的。在北韓《高麗史》等史料中，這一段時間還硬挺著的蒙古政權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北元。要說元朝煙消雲散，退守在上都的妥懽貼睦兒第一個不答應。在這位不服輸的帝王心裡，別說“大元”國號不能動，對外還得自稱“大朝”，內心更是時時刻刻都叫囂著——集結軍隊，打回去！
公元1369年，北元組織了一次浩浩蕩蕩的反攻，沒成想戰敗了。
朱元璋也沒慣著。兩路大將派出去，這頭徐達“出西安，搗定西”，那頭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聲勢浩大的一場決戰，北元大敗。關鍵時刻，已退居應昌（今內蒙古克什騰旗西北）的妥懽貼睦兒實在撐不住了，帶著疲憊的身心撒手人寰，北元上廟號惠宗。此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是為北元昭宗。不久後，應昌也被明軍攻破，惠宗嫡孫買的裡八臘，后妃宮人悉數被俘，北元漢廷正式遷往漠北。
照朱元璋的脾氣，這不得揮師北上、乘勝追擊後徹底收拾一頓嗎？還真不。對待這個北遷的蒙古政權，朱元璋反而沒有過多為難。一些研究認為，元廷還真不是說滅就能滅。
來看看1367年還在南京應天府的朱元璋公開發表的戰書《諭中原檄》，裡頭一大段，居然全是對元王朝的溢美之詞——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
至於為啥決心揮師北伐的朱元璋還要挖空心思讚美“敵人”，說白了，事出有因，元朝入主中原是正統不假，可是“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焉"，照這麼捋下去，朱元璋雖是起義“叛亂”，卻也是“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明明白白地佔著理。名一正，言自順，大明王朝穩坐中原的理由一下子合理起來。
可這麼一來，便是親口承認了“大元”的正統地位。要是真滅掉北元，或者徹底否認元惠宗及其後嗣建立的政權，就變得有些棘手。況且馳騁百年，元朝好歹也獲得了一些漢族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效忠，北元一滅，大明能否真正服眾，可就兩說了。
所以這位開國元君的內心獨白是，只要你躲得遠點，不惹事不生非，正常地納貢稱臣，咱們在地圖上並列也不是不可以。
事實的確如此。自此之後，華夏大地上，一南一北，大明與北元，兩個政權的對峙正式拉開序幕，成了老百姓口裡的“南朝”“北朝”。長久的對峙中，烽煙、玉帛乃至交易、籌謀都曾上演，兩者間頗為稀奇的“搶人大戰”，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徐徐展開。
來者都是客：蒙民的自願入明
說是搶人大戰也不太準確。畢竟大多數時候，是蒙民高高興興地拖家帶口來投奔大明。
投奔的原因也簡單，待遇不要太好。
早在決定和“北元”並存的那一刻，朱元璋對待蒙古的政策，就從“驅逐”變成了“懷柔”。不僅開過金口：“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皆吾赤子”，更是說到做到。
比如克服大都時，對待在元朝翰林院等部門任職沒能跟著惠宗北遷的蒙古人，大明多就地接收，甚至還有一些知識分子被安置在鴻臚寺、行人司等部門，還真是“不分等類，驗才委用”，此外，還有大量蒙古士兵進入明朝軍隊，成為中下級軍官，主動降附明朝的蒙古人很大一部分也被編入軍伍。
這些“投誠”者不但不會受到苛待，甚至一路青雲直上。比如吳允誠，原名把都帖木兒的他，在永樂三年帶著同黨倫都兒灰及妻兒部眾一同前來歸順。明成祖樂見其成，給二人分授右軍都督僉事、後軍都督僉事不說，還一人賜了個漢名，此外，牲畜、田地、房產多得數不過來。就連招募他們歸降的宋晟都被記了一功，被封為西寧侯。
廟堂之上如此，江湖之畔也大差不差。甚至是帶著任務前來的使者，也會因“厚往薄來”的原則被各種禮待，大把賞賜不提，一旦入塞，沿途還有明朝接待使者一路陪伴，吃穿用度根本不用操心，以至於一段時間內，出使明朝成了名副其實的“香餑餑”。
光待遇好不行，畢竟對牧民而言，要放棄自己的小日子，遠離從小長大的草原，並不是易事。問題恰恰出在這裡——很多時候，部分蒙民在蒙古的日子，的確過不下去。
有人曾梳理過蒙民來明的幾大緣由。其一，便是家裡實在揭不開鍋。傍水而居，遊牧而生，聽著是自由灑脫，可事實上，這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悉數託付給上天。遊牧經濟原本脆弱，一旦遇到自然災害，比如一場暴雪，不消多時就能把牧民們的日子凍成冰碴子。英宗時期，杜忠就曾在奏摺裡如實彙報過——“即今迤北虜人，多以飢窘來歸”。嘉靖年間主持大同馬市的官員也曾提起蒙古存在的大量貧苦牧民，“貧者唯有牛羊”。
雪上加霜的是，蒙古內部也不太平。最開始鬧分家，硬生生地分成“韃靼”“瓦剌”兩部分後也沒消停。光是公元1446、1447年，瓦剌就曾多次襲擊兀良哈三衛，一場場仗打得下來，牧民戰火燎原、無處安身。還有一部分是忍受不了苛政，比如曾經在正統、景泰年間參與北邊防務的葉盛所提到的“野達子”，據考證就是受不了酷虐統治，偷拐了馬匹，“前來沿邊一帶苟全喘息者，十百為群，各帶騎馬家小，東西往來”。
甭管哪一類，明廷都展示了最大的誠意。朱元璋曾向元廷北遷後苛政壓身的蒙古牧民公開表態：“其邊塞韃靼百姓，因元喪亂，徵徭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對於俘虜、收降的蒙古部眾（山後民）也是給田給出路，光是1371年就在三月、六月分三個批次遷徙了八萬餘戶“山後民”及“沙漠移民”到內地耕種就食。
遇到逃來的災民，能幫就幫。比如上文提到的英宗時期“飢窘來歸”者，明廷最開始打算怎麼接收呢？“俱留在京，支給月糧，賜予房屋”。後來實在覺得國庫支撐不住，才把一部分人送到山東登州、萊州等衛所，照例安插，“給予無糧田地，有願效力者，與軍一體操練。”至於因蒙古內部戰亂失所者，英宗也曾明令下達“安置”方案——“選擇水草便利寬舒善地，安插居住，給予糧賞。使大小老幼，各安生業。爾不可遲疑，有負朕恩待之心”。
正因此，大明在世數百年，有很多蒙古百姓散居內地，從事著各種職業。而這些蒙古民眾也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同漢人的往來交流中，移風易俗，開始了真正地融入。據研究，直到今天，在河南的一些地區，不少人依然堅信自己是蒙古阿里不哥的後裔，甚至雲南省通海縣還聚居著幾千已得到確認的蒙古族人。
錢多土地肥：漢人的機智“逃亡”
如果說蒙民的自願入明大多為生計所迫，那明人拖家帶口投奔蒙古，就更像是多方造就的一場巧合。這就得提到一個專有名詞——板升。而在這個名詞背後，還有一個人、一段故事不得不說。
故事還得從大明與蒙古的“互市”說起。所謂互市，便是明蒙之間在某些地區的自由貿易。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成祖時期朱棣為籠絡蒙古兀良哈部而下達的“經商貿易，一從所便”口頭承諾。不過，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陸續開展的明蒙互市並不穩定，說白了，大明更多將此作為羈縻蒙古的一種方法，通常會附上一些條件，或者隨時說換人就換人。然而，對蒙古而言，遊牧經濟極其脆弱，本土的手工業和農業更是欠發達，很多生活必需品都得靠和中原交換獲得，相較來看，互市不亞於一條生存命脈。正因此，怎麼和明廷開展穩定而正式的互市，成了蒙古各部封建主頗為頭疼和掛心的一件大事。
這時，一位關鍵人物登場——阿勒坦汗，便是我們所稱的俺答汗。1531年，他承繼父業成了土默特萬戶的首領。登位之後，勢力迅速擴張，僅用了十多年，就成了右翼蒙古的最高統治者。然而此時，蒙古內部“部落眾多、食用不足”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此前的統治者們為了和明廷開展互市，大多有兩條路子：一是稱臣納貢，主動接受明朝節制，只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比如兀良哈；另一條便是直接靠搶，入關劫掠。然而，野蠻的劫掠大多時候牧民是強烈反對的，問題被拋到阿勒坦汗這裡，他選擇了前者。
不誇張地說，阿勒坦汗鉚足了勁。為了互市言辭懇切，一會兒講利益，一會兒談感情，一會兒乾脆帶著禮物、信函前來扣邊，還單方面宣佈停止軍事行動，甚至面對明廷殺害使者等做法，也按下性子保持克制。基本算是磨破了嘴皮，操碎了心。然而，種種緣由下，明世宗還是沒能鬆口，早期阿勒坦汗的懇求基本落了空。無奈之下，在和明廷撕破臉前，阿勒坦汗想起了另外的法子。
“板升”算是他苦思的一大成果。關於“板升”的實際意涵，學界說法較多，比如“城”“中原式防務”，甚至還被視為“漢人百姓”的音譯。不管怎麼說，板升都離不開一個地方——豐州川。
豐州川又名豐州灘，範圍大概東起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東山，西灝黃河，南自山西與內蒙古交界的沙嶺兒，北至大青山，方圓約700裡，此處地勢相對低平，氣候適宜，土壤肥沃，極其適合耕種。嘉靖十一年（1532），實力強勁的阿勒坦汗便率部進駐此地。一次偶然的機會，俺答及其夫人在豐州川偶然見到漢人築城、農耕治窯，心下大喜——不能互市，還不能把擅長耕種勞作的大明百姓請進來，不能咱們自己搞搞耕作嗎？
次年，俺答便嚮明朝請求通貢使臣，請求支援一些農具、種子，還專門給軍隊下了明令，老老實實杜絕搶掠，自己想辦法種田種地，發展經濟。
事實上，不用阿勒坦汗請，多的是大明百姓想要進來。早在十六世紀初，明朝的邊政便已衰壞。沿邊軍民終年辛苦勞作生產，卻受到邊疆酷吏層層的剝削，以至於“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很快，哭聲遍於城市，日子過不下去了。沒了活路，逃亡、流散甚至起義，就成了百姓的選擇。
去哪裡呢？“北走俺答諸部”。豐州川，成了大夥兒的落腳地。據《土默川史料》，當時前來豐州川的漢人大致有四種來頭，要麼戰爭被擄，要麼是逃亡而來，或者自願招徠、躲避災荒而至。
但可以肯定的是，對待前來投奔的漢人，阿勒坦汗把待遇給得足足的。據記載，但凡進入此地的漢人，一般都能獲得平民的身份和牛羊等財物。本就仰慕漢族文化的阿勒坦汗更是實行了“考試”制度，從而對其間的能人加以重用，比如叛逃出塞的明邊兵李天章、高懷智，百戶張彥文等，就被委以了軍事重用。
這些“慕名而來”的明朝子民，大部分都是農民或手工業者，隨同他們而來的先進生產技術、科學知識、建築、醫學知識等，如同甘霖，遍灑在這方水土上。不久後，千傾良田蔥蔥翠翠，蒙古牧民也學起了耕種、飼養技術，原本岌岌可危的經濟煥然一新。由於“草地自在好過”，來此的明人愈來愈多，到公元1570年時，豐州川聚集了五萬多漢人，成了當地開發生產的主力軍。據說，這些漢人建造了許多農耕村莊，他們自稱百姓，所以蒙古人便以諧音“板升”稱之，久而久之，板升成為這批漢人及其聚居村莊的專屬稱呼。
沒過太久，迫於戰火壓力的明廷最終同意與阿勒坦汗開展互市，此時的板升，憑藉著大體量的貨物輸出，成了蒙古的手工業和商業中心。原先的“板升”漢人也在和蒙古牧民的往來中，漸漸“消散”，融入了蒙古族。
直到今天，內蒙古呼和浩特地區還有許多村莊以“板升”為名，在史籍中，這樣神奇的蛛絲馬跡能尋到四百多處，它們如同歷經歲月變遷的老者，還在默默記憶展演著那段曾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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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編委會,蒙古民族通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義都合西格主編；曹永年撰寫,蒙古民族通史 第3卷,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
曹永年著,明代蒙古史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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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娟.板升漢人研究綜述[J].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0(00):178-184.
END
在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地區，有一個頗為奇特的現象，不少的村莊都會以“板升”為名，什麼麻花板升、姑子板升、哈拉板升。
根據考證，這些把“板升”頂在頭上的村莊不僅和土默川地區有些聯絡，甚至還能上溯到幾百年前明廷和蒙古之間的一場“搶人”大戰——直白一點，便是一大批蒙古人奔著明朝來，另一批漢人朝著蒙古去。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
元廷向北遷：兩大勢力的對峙
公元1368年，明將徐達統帥的大部隊逼近通州，大都的最後一道防線岌岌可危。
元朝最後一位蹦躂在中原的君主妥懽貼睦兒丟下一句“今日豈可復作徽、欽”，慘然接受大勢已去的事實，帶著后妃太子一眾北上，退守回大本營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以至於沒過幾天，一路高喊“恢復中華”的朱元璋幾乎沒費什麼力氣就拿下了這座“空城”，大筆一揮，大都變北平，縱橫在中原大地上將近百年的“大元”帝國宣告覆滅。
倒也不是徹底覆滅，至少大家基本承認，蒙古政權還是存在的。在北韓《高麗史》等史料中，這一段時間還硬挺著的蒙古政權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北元。要說元朝煙消雲散，退守在上都的妥懽貼睦兒第一個不答應。在這位不服輸的帝王心裡，別說“大元”國號不能動，對外還得自稱“大朝”，內心更是時時刻刻都叫囂著——集結軍隊，打回去！
公元1369年，北元組織了一次浩浩蕩蕩的反攻，沒成想戰敗了。
朱元璋也沒慣著。兩路大將派出去，這頭徐達“出西安，搗定西”，那頭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聲勢浩大的一場決戰，北元大敗。關鍵時刻，已退居應昌（今內蒙古克什騰旗西北）的妥懽貼睦兒實在撐不住了，帶著疲憊的身心撒手人寰，北元上廟號惠宗。此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是為北元昭宗。不久後，應昌也被明軍攻破，惠宗嫡孫買的裡八臘，后妃宮人悉數被俘，北元漢廷正式遷往漠北。
照朱元璋的脾氣，這不得揮師北上、乘勝追擊後徹底收拾一頓嗎？還真不。對待這個北遷的蒙古政權，朱元璋反而沒有過多為難。一些研究認為，元廷還真不是說滅就能滅。
來看看1367年還在南京應天府的朱元璋公開發表的戰書《諭中原檄》，裡頭一大段，居然全是對元王朝的溢美之詞——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
至於為啥決心揮師北伐的朱元璋還要挖空心思讚美“敵人”，說白了，事出有因，元朝入主中原是正統不假，可是“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焉"，照這麼捋下去，朱元璋雖是起義“叛亂”，卻也是“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明明白白地佔著理。名一正，言自順，大明王朝穩坐中原的理由一下子合理起來。
可這麼一來，便是親口承認了“大元”的正統地位。要是真滅掉北元，或者徹底否認元惠宗及其後嗣建立的政權，就變得有些棘手。況且馳騁百年，元朝好歹也獲得了一些漢族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效忠，北元一滅，大明能否真正服眾，可就兩說了。
所以這位開國元君的內心獨白是，只要你躲得遠點，不惹事不生非，正常地納貢稱臣，咱們在地圖上並列也不是不可以。
事實的確如此。自此之後，華夏大地上，一南一北，大明與北元，兩個政權的對峙正式拉開序幕，成了老百姓口裡的“南朝”“北朝”。長久的對峙中，烽煙、玉帛乃至交易、籌謀都曾上演，兩者間頗為稀奇的“搶人大戰”，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徐徐展開。
來者都是客：蒙民的自願入明
說是搶人大戰也不太準確。畢竟大多數時候，是蒙民高高興興地拖家帶口來投奔大明。
投奔的原因也簡單，待遇不要太好。
早在決定和“北元”並存的那一刻，朱元璋對待蒙古的政策，就從“驅逐”變成了“懷柔”。不僅開過金口：“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皆吾赤子”，更是說到做到。
比如克服大都時，對待在元朝翰林院等部門任職沒能跟著惠宗北遷的蒙古人，大明多就地接收，甚至還有一些知識分子被安置在鴻臚寺、行人司等部門，還真是“不分等類，驗才委用”，此外，還有大量蒙古士兵進入明朝軍隊，成為中下級軍官，主動降附明朝的蒙古人很大一部分也被編入軍伍。
這些“投誠”者不但不會受到苛待，甚至一路青雲直上。比如吳允誠，原名把都帖木兒的他，在永樂三年帶著同黨倫都兒灰及妻兒部眾一同前來歸順。明成祖樂見其成，給二人分授右軍都督僉事、後軍都督僉事不說，還一人賜了個漢名，此外，牲畜、田地、房產多得數不過來。就連招募他們歸降的宋晟都被記了一功，被封為西寧侯。
廟堂之上如此，江湖之畔也大差不差。甚至是帶著任務前來的使者，也會因“厚往薄來”的原則被各種禮待，大把賞賜不提，一旦入塞，沿途還有明朝接待使者一路陪伴，吃穿用度根本不用操心，以至於一段時間內，出使明朝成了名副其實的“香餑餑”。
光待遇好不行，畢竟對牧民而言，要放棄自己的小日子，遠離從小長大的草原，並不是易事。問題恰恰出在這裡——很多時候，部分蒙民在蒙古的日子，的確過不下去。
有人曾梳理過蒙民來明的幾大緣由。其一，便是家裡實在揭不開鍋。傍水而居，遊牧而生，聽著是自由灑脫，可事實上，這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悉數託付給上天。遊牧經濟原本脆弱，一旦遇到自然災害，比如一場暴雪，不消多時就能把牧民們的日子凍成冰碴子。英宗時期，杜忠就曾在奏摺裡如實彙報過——“即今迤北虜人，多以飢窘來歸”。嘉靖年間主持大同馬市的官員也曾提起蒙古存在的大量貧苦牧民，“貧者唯有牛羊”。
雪上加霜的是，蒙古內部也不太平。最開始鬧分家，硬生生地分成“韃靼”“瓦剌”兩部分後也沒消停。光是公元1446、1447年，瓦剌就曾多次襲擊兀良哈三衛，一場場仗打得下來，牧民戰火燎原、無處安身。還有一部分是忍受不了苛政，比如曾經在正統、景泰年間參與北邊防務的葉盛所提到的“野達子”，據考證就是受不了酷虐統治，偷拐了馬匹，“前來沿邊一帶苟全喘息者，十百為群，各帶騎馬家小，東西往來”。
甭管哪一類，明廷都展示了最大的誠意。朱元璋曾向元廷北遷後苛政壓身的蒙古牧民公開表態：“其邊塞韃靼百姓，因元喪亂，徵徭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對於俘虜、收降的蒙古部眾（山後民）也是給田給出路，光是1371年就在三月、六月分三個批次遷徙了八萬餘戶“山後民”及“沙漠移民”到內地耕種就食。
遇到逃來的災民，能幫就幫。比如上文提到的英宗時期“飢窘來歸”者，明廷最開始打算怎麼接收呢？“俱留在京，支給月糧，賜予房屋”。後來實在覺得國庫支撐不住，才把一部分人送到山東登州、萊州等衛所，照例安插，“給予無糧田地，有願效力者，與軍一體操練。”至於因蒙古內部戰亂失所者，英宗也曾明令下達“安置”方案——“選擇水草便利寬舒善地，安插居住，給予糧賞。使大小老幼，各安生業。爾不可遲疑，有負朕恩待之心”。
正因此，大明在世數百年，有很多蒙古百姓散居內地，從事著各種職業。而這些蒙古民眾也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同漢人的往來交流中，移風易俗，開始了真正地融入。據研究，直到今天，在河南的一些地區，不少人依然堅信自己是蒙古阿里不哥的後裔，甚至雲南省通海縣還聚居著幾千已得到確認的蒙古族人。
錢多土地肥：漢人的機智“逃亡”
如果說蒙民的自願入明大多為生計所迫，那明人拖家帶口投奔蒙古，就更像是多方造就的一場巧合。這就得提到一個專有名詞——板升。而在這個名詞背後，還有一個人、一段故事不得不說。
故事還得從大明與蒙古的“互市”說起。所謂互市，便是明蒙之間在某些地區的自由貿易。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成祖時期朱棣為籠絡蒙古兀良哈部而下達的“經商貿易，一從所便”口頭承諾。不過，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陸續開展的明蒙互市並不穩定，說白了，大明更多將此作為羈縻蒙古的一種方法，通常會附上一些條件，或者隨時說換人就換人。然而，對蒙古而言，遊牧經濟極其脆弱，本土的手工業和農業更是欠發達，很多生活必需品都得靠和中原交換獲得，相較來看，互市不亞於一條生存命脈。正因此，怎麼和明廷開展穩定而正式的互市，成了蒙古各部封建主頗為頭疼和掛心的一件大事。
這時，一位關鍵人物登場——阿勒坦汗，便是我們所稱的俺答汗。1531年，他承繼父業成了土默特萬戶的首領。登位之後，勢力迅速擴張，僅用了十多年，就成了右翼蒙古的最高統治者。然而此時，蒙古內部“部落眾多、食用不足”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此前的統治者們為了和明廷開展互市，大多有兩條路子：一是稱臣納貢，主動接受明朝節制，只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比如兀良哈；另一條便是直接靠搶，入關劫掠。然而，野蠻的劫掠大多時候牧民是強烈反對的，問題被拋到阿勒坦汗這裡，他選擇了前者。
不誇張地說，阿勒坦汗鉚足了勁。為了互市言辭懇切，一會兒講利益，一會兒談感情，一會兒乾脆帶著禮物、信函前來扣邊，還單方面宣佈停止軍事行動，甚至面對明廷殺害使者等做法，也按下性子保持克制。基本算是磨破了嘴皮，操碎了心。然而，種種緣由下，明世宗還是沒能鬆口，早期阿勒坦汗的懇求基本落了空。無奈之下，在和明廷撕破臉前，阿勒坦汗想起了另外的法子。
“板升”算是他苦思的一大成果。關於“板升”的實際意涵，學界說法較多，比如“城”“中原式防務”，甚至還被視為“漢人百姓”的音譯。不管怎麼說，板升都離不開一個地方——豐州川。
豐州川又名豐州灘，範圍大概東起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東山，西灝黃河，南自山西與內蒙古交界的沙嶺兒，北至大青山，方圓約700裡，此處地勢相對低平，氣候適宜，土壤肥沃，極其適合耕種。嘉靖十一年（1532），實力強勁的阿勒坦汗便率部進駐此地。一次偶然的機會，俺答及其夫人在豐州川偶然見到漢人築城、農耕治窯，心下大喜——不能互市，還不能把擅長耕種勞作的大明百姓請進來，不能咱們自己搞搞耕作嗎？
次年，俺答便嚮明朝請求通貢使臣，請求支援一些農具、種子，還專門給軍隊下了明令，老老實實杜絕搶掠，自己想辦法種田種地，發展經濟。
事實上，不用阿勒坦汗請，多的是大明百姓想要進來。早在十六世紀初，明朝的邊政便已衰壞。沿邊軍民終年辛苦勞作生產，卻受到邊疆酷吏層層的剝削，以至於“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很快，哭聲遍於城市，日子過不下去了。沒了活路，逃亡、流散甚至起義，就成了百姓的選擇。
去哪裡呢？“北走俺答諸部”。豐州川，成了大夥兒的落腳地。據《土默川史料》，當時前來豐州川的漢人大致有四種來頭，要麼戰爭被擄，要麼是逃亡而來，或者自願招徠、躲避災荒而至。
但可以肯定的是，對待前來投奔的漢人，阿勒坦汗把待遇給得足足的。據記載，但凡進入此地的漢人，一般都能獲得平民的身份和牛羊等財物。本就仰慕漢族文化的阿勒坦汗更是實行了“考試”制度，從而對其間的能人加以重用，比如叛逃出塞的明邊兵李天章、高懷智，百戶張彥文等，就被委以了軍事重用。
這些“慕名而來”的明朝子民，大部分都是農民或手工業者，隨同他們而來的先進生產技術、科學知識、建築、醫學知識等，如同甘霖，遍灑在這方水土上。不久後，千傾良田蔥蔥翠翠，蒙古牧民也學起了耕種、飼養技術，原本岌岌可危的經濟煥然一新。由於“草地自在好過”，來此的明人愈來愈多，到公元1570年時，豐州川聚集了五萬多漢人，成了當地開發生產的主力軍。據說，這些漢人建造了許多農耕村莊，他們自稱百姓，所以蒙古人便以諧音“板升”稱之，久而久之，板升成為這批漢人及其聚居村莊的專屬稱呼。
沒過太久，迫於戰火壓力的明廷最終同意與阿勒坦汗開展互市，此時的板升，憑藉著大體量的貨物輸出，成了蒙古的手工業和商業中心。原先的“板升”漢人也在和蒙古牧民的往來中，漸漸“消散”，融入了蒙古族。
直到今天，內蒙古呼和浩特地區還有許多村莊以“板升”為名，在史籍中，這樣神奇的蛛絲馬跡能尋到四百多處，它們如同歷經歲月變遷的老者，還在默默記憶展演著那段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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