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問題頻發，合理避稅與稅收籌劃的紅線在哪裡？

中國企業的合理避稅意識與成體系的稅收籌劃，肇始於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

近年來，隨著央地關係的進一步理順、稅收實務工作的加速釐清，各方當事人對於合理避稅的邊界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稅務籌劃中的灰色問題也隨著浮出水面。

浙江省杭州市稅務部門公佈了對黃薇（頭部網路主播薇婭的真名）開展全面深入稅務檢查的調查結果。黃薇在2019-2020年透過隱匿個人收入、虛構業務轉換收入進行虛假申報等方式逃稅6.43億元，如果再加上其他少繳的稅款，總的偷逃稅金額超過：7億元。

儘管黃薇在稅務調查過程中主動補繳了5億元稅款，但根據現行法律法規，稅務部門對黃薇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並處罰金合計：13.41億元。

一石激起千層浪。薇婭稅務事件其實是規範網路直播帶貨、叫停野蠻生長的一個縮影而已。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規範網路直播行業稅收秩序過程中，稅務部門始終秉持著寬嚴相濟的態度，為網路主播們的“自我救贖”打開了一扇窗。稅務總局明確指出：

對2021年底前能夠主動報告並及時糾正涉稅問題的，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予處罰。

整整100年之前，魯迅發表了著名的《故鄉》。在這部足以秒殺各種傷痕、故土、文青類小說的作品中，豆腐西施楊二嫂揭秘了有錢人的理財觀念：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

對於利潤率爆高的某些行業（例如網路直播）而言，嘩嘩譁流出去的銀子讓企業所有者“心疼得不要不要”的。

企業所有者恨不能追問一句：還有沒有更省錢的路子？

答案是：還真有。

回到本文開頭說到的1994年分稅制改革。它對於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形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經濟上，“行政性分權”的統收統支告別歷史舞臺；在社會與政治生態上，中央的權力得以強化，地方政府的運作越來越依賴於中央，其中最突出之處在於，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遷，必須跟著中央“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揮棒走。北京大學周黎安教授借鑑了Lazear and Rosen（1980）的研究，提出了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錦標賽理論。大意是：行政權力集中的上級部門（例如中央政府）以強激勵為導向，制定明確的標準（例如GDP），作為考核下級的標準與升遷依據。

這樣一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就變得異常激烈（包括省與省的競爭，省內地級市之間的競爭等）。由於資源稟賦的天然差異，區位條件差、自然資源匱乏的地區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如何揚長避短，創造競爭性優勢？

稅收優惠政策就這樣施施然邁上了歷史的舞臺。

對於某些經濟基礎薄弱的地方政府而言，反正大部分企業稅種都呈現出“中央拿大頭、地方拿小頭”的局面了，留下來的幾個棗也就是聊勝於無而已。還不如：

在稅收制度上進行創新，乾脆降低地方留成的部分，返利於企業。

問題是，這種稅收優惠的制度創新是易於模仿的——你做得了初一，我做得了十五。你給8折優惠，我出臺半價大酬賓……最後甚至出現了：當地政府高風亮節，地方留成100%返還企業。

舉個例子，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提出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的稅收制度，再配合海南省政府12月公佈的《海口市支援發展直播電商產業若干措施（暫行）》，短短一年內，海南省新增3289家文娛傳媒企業、電商機構、MCN機構共計：3289家。

但即使採用上述手段，地方政府理論上也只能夠減免部分企業所得稅，20%的個人所得稅還是跑不了的。

徵稅是存在成本的，而且成本很高。

一方面，小微企業建立健全財務制度的成本很高。企業的經營情況（尤其是盈利情況）是徵稅工作的基礎。但基於複式記賬法的會計賬簿制度需要專門的財務人員來打理，不說別的，怎麼把借貸雙方配平就是一件燒腦子的事情。

與此同時，一些基於個人或家庭的小微企業，業務規模和利潤都極為有限，你讓它專門僱傭一個財會人員來做丁字賬，每年的僱傭成本就能佔據企業利潤的大頭。所以，這部分企業的納稅工作，就需要斟酌處理。

另一方面，稅務人員的稽查、鑑證工作技術門檻較高、工作量巨大。需要大量既懂法律法規、又懂地方政策，還需要熟稔納稅實操經驗的工作人員。如果一筆一筆去核實每個小微企業的財務資料，這個成本是不經濟的。

所以，在實務操作中，稅務部門徵收的依據，除了常見的查賬徵收外，還有較特殊的核定徵收，也就是：

由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情況，在正常生產經營條件下，對其生產的應稅產品查實核定產量和銷售額，然後依照稅法規定的稅率徵收稅款的徵收方式。

簡單地說就是：稅務部門基於同行業運營情況等過往經驗，設定一個適用稅率或者納稅定額，多不退少不補。以較普遍的適用稅率指標為例，納稅額為：

核定徵收企業所得稅＝企業收入×行業利潤率×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