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科學的崛起。科學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產生於古代希臘。科學的方法強調實證，對於認識世界，它的效率是比較差的。科學研究在很長時間裡(一千多年)，一直無法和人類的生活結合帶來技術進步。歐洲的技術發展，所依靠的方法實際上中國是類似的經驗主義的方法。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階段，歐洲的技術都是落後於中國的。

科學沒有帶來技術進步，所以長期以來處於社會的邊緣，沒有什麼發展。但是文藝復興改變了這一切。古希臘的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再發現，極大的改變了歐洲人的精神面貌。大量不愁吃喝的貴族開始投入到科學研究，著書立說以求流芳千古。對於科學來說，這是一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黃金時代，高投入低產出，基本上都是燒錢。好在這些貴族本來就是寄生生活，有的是錢，他們也不怕燒。今天的人為了成名會發微博，那個時代想出名就得寫書，就得做研究。

經過這個黃金時代的不懈耕耘，歐洲的科學發生了質的變化。科學開始進步到可以帶來技術進步了。這下不得了，科技革命直接推動了工業革命，貴族體制被新興的工業資本家完全摧毀了。沒有貴族也就沒有傳統科學研究了，科學發展偏離了軌道，進入了技術主導型。

後來科學開始和教育結合，科學家首先是教授，靠傳授知識謀生，科學研究的經費依靠企業捐助和政府財政支援。這就形成了科學研究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除了哲學方面的侷限，主要是沒有這個條件。中國的政治是精英政治，知識分子都去政府服務了。

這實際上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的疑惑。

書評人張洪彬在《李約瑟對李約瑟難題的回答》一文中回顧道：1915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化學和物理學專業的任鴻雋，在其創辦的《科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短文《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把原因歸咎於“秦漢以後，人心梏於時學。其察物也，取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擇術業，騖於空虛而引避乎實際”。

1922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馮友蘭也以英文發表了《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和後果的一個解釋》一文，認為原因是中國文化主張追求內心的幸福，而不追求對外在事物的理解和控制。

那麼李約瑟自己是怎麼看待這個反轉的呢？據張洪彬介紹，首先，李約瑟嚴格區分了古代科學與近代科學，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科學”，不能混為一談。而後來歐洲的超越，可以說是因為歐洲具備了中國缺少的三個因素：

一是地理因素，歐洲內部四分五裂，又需要茶葉等進口物資，向外探索的慾望強烈，有動力進行科技實驗，以求得突破；而中國社會在進入大一統時代後，趨於穩定，創造發明的意願就降低了。

二是社會結構和政治變遷因素，歐洲實現了資產階級革命，落實了產權制度和專利保護，向商業社會邁進；但中國儒家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不僅使逐利的商人處於邊緣地位，“君子不器”的價值觀也使科學家和工匠處於附屬地位，無法形成商業社會。

三是宗教和哲學因素，西方人相信世界是由上帝完美創造的，其中蘊含著規律，啟發了諸多基督教背景的科學家去尋找“上帝賦予自然的法則”，促進了科技的發展；但華人對自然不是抱著探索的心態，而是抱著敬畏的心態，無法深入瞭解自然界，科技自然也就無法取得突破了。

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這種提問方式或有歐洲中心論的傾向，但其實需要真正理解各個文明的不同發展道路，才能更加看清歷史和未來。

在中國做官權利太誘惑人，特別是最好權利者，也就皇室家族。為了做皇帝兄弟相殘，比比皆是。要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提出的國際關係官民關係都比現在所謂民主強。但是權利的誘惑根深蒂固的思想無法開化。中國古代科學家還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