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域創作者

儒家和法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中最為鼎盛的兩大派別，也是分歧最大的兩個派別。儒家的思想總體比較偏於保守，不利於戰國列強的改革奮進。而法家思想主張順應潮流，變法圖強，但是忽視了民生和文化建設，缺乏道德感化力。兩大派別的優點和缺點都十分明顯。從戰國後期開始，儒法兩派就開始相互吸收對方的精華。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了西漢前期，最終形成了“儒法合流”的大一統思想。

一，戰國時代：從相互對立到相互吸收

儒家思想產生於禮儀之邦的魯國，在治國方面主張維護周代的禮樂典章制度，反對進行了社會變革。法家產生於公室蕩盡的三晉之地，他們主張廢除貴族政治特權，加強中央集權，實行了法治。兩派思想截然不同，勢如水火。法家想要推動改革，就必須在思想上否定復古、傳統的陳舊觀念。法家學派的代表人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期間就禁止儒家思想的傳播，將儒家的禮樂、仁義、誠信、孝悌等稱之為“六蝨”，實行“燔詩書而明法令”的政策。

雖然兩派相爭不止，但是兩派的相互借鑑早就開始了。例如在魏文侯師事儒門子弟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又重用李悝、翟璜為相，樂羊、吳起等為將，開闢了“內儒外法”的先河。魏國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李悝是子夏的弟子，成為相國後推行變法，使得魏國走向強盛。李悝變法給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提供了借鑑的藍本。從李悝變法可以看出，在魏國，儒家和法家思想有了初步的相互學習或者吸收，甚至融合。但魏文侯去世後，魏國的人才政策發生改變，中斷了初期的儒法合流。

魏文侯禮賢下士

魏國衰落後，戰國時代的文化中心轉移到了齊國。齊國有泱泱大國之範，在經濟上實行了農商並重的政策，在文化上也實行了兼收幷蓄的措施。齊威王為“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在齊國臨淄建立了稷下學宮。稷下學宮建立後很快成為了百家爭鳴的舞臺，諸子各派的許多重要人物都在此進行辯論、詰難、著作。在這個過程中，百家思想也相互吸收。最終稷下學宮的學術家門編著出了《管子》，這本書以黃老思想為主，兼收法家、儒家的思想，成為了百家融合的傑出代表。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也同樣以黃老思想為主，兼收百家思想的鉅著。

漢朝及以後大一統朝代幾乎都是儒家治國，元朝除外

雖然漢唐宋明都是採用了儒學來獲取人民的支援，但並不是近代極權主義所宣言的那樣是把儒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只能實行儒學，這種現象實際上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

在歷史上，漢代建立之初，劉邦主要依靠張良等道家大臣取得成功，因此極其推崇道家。漢承秦制，保留很多秦朝的官吏為漢服務，法家也非常強勢。儒家雖然有大儒叔孫通為大漢建立制度，只能排第三。漢武帝之後推崇儒學，實際上只是改變了三家的地位，儒家排在了第一位，並不是罷黜其他各派。從儒學來看，董仲舒提出的理論實際上並不是純粹的儒家思想，而是集儒家、道家、法家大成的自成一家。董仲舒說的三綱五常，三綱的說法實際上來自韓非子，五常之中仁義禮智才是儒家的核心，而信是道家的思想。

唐朝也是以道家為主，李淵自認是老子後人，科舉制度之中道家經典也是必考。武則天以佛立國，深刻改變了朝廷體制。之後唐朝基本是以佛為主，道為輔，儒為第三。

宋朝建立，以儒為主，儒學發展極其繁榮，出現了六大儒家學派，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是此時產生。邵雍的易學研究也是登峰造極。可以說宋朝社會最貼近儒學理想，宋朝的儒學實踐最為廣泛，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人民最自由，生活最富裕的時代。眾所周知的宋江造反並不是農民吃不上飯造反，而是氣憤當權者貪圖享樂；方臘造反則是宗教戰爭，是波斯傳播來的拜火教試圖建立自己的政權。由此也可以看到宋朝的富裕和自由。

明朝是在推翻蒙古人暴政基礎上建立的，吸收了很多元朝的弊政，比如萬惡的戶籍制度禁錮了人的職業限制人民出行。朱元璋出身佛教，對儒家是進行有限制的採納，著名的事例是把孟子驅逐出祠堂停止祭祀事件。後來道教也興盛起來，嘉靖皇帝就是因為喜歡修道煉丹被大儒海瑞當面噴為桀紂暴君。明朝儒學僅剩理學和心學兩派，雙方分歧較大，形成黨爭，對明朝末期造成不利影響。不過因為滿清實施文字獄，銷燬大量明朝書籍，明朝的歷史都被篡改，明朝的儒學發展並不真實。

西漢早期，皇帝以道家思想治國。

漢景帝末期，儒家道家鬥爭趨於激烈。漢武帝時期，儒家學者，大臣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把君權神聖化，迎合了漢武帝的意願，所以漢武帝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後代皇帝沿襲這一國策，從此儒家思想統治中國。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統治中國的工具，具有很強的欺騙性，理當受到批判。但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是當今和諧文化組成部分，應該傳承和學習。

明清時期君主專制的加強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明清時期，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空前強化。明太祖裁撤中書省，廢除了丞相制度，中央行政由六部分別管理，各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三省制度結束後，設殿閣大學士參與決策，逐步形成內閣制度。清朝則在內閣、六部的基礎上，增設軍機處，軍國大事全憑皇帝裁決，軍機大臣只是跪受筆錄後加以傳達執行，地方軍政首腦直接聽從皇帝指揮，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頂峰。

君主專制的強化，客觀上有利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有利於社會安定、封建經濟的發展和封建文化的繁榮。但是，專制主義的高壓政策和措施，諸如明朝的八股取士、清朝的文字獄以及閉關鎖國政策等，對社會的進步、先進思想的傳播和新的生產方式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而同一時期歐美國家已經初步建立起近代的民主制度，政治上開始步入近代社會。西方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明清時期中央機構的變化，使君主專制空前強化，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政治制度不僅與政權的鞏固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對經濟和思想文化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明清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在中國邁向近代社會程序中的歷史危害尤為嚴重。中央集權制度是祖先留下的一筆豐厚的政治遺產，有精華有糟粕，只有清楚地認識，才能批判地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