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時，申城已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各地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年都來到這裡，希望吸收新知識、接觸新思想。因而，李達的《一九二○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說：“‘五四’運動後，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對舊社會不滿，要求思想解放。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氣，想幹革命工作，想謀出路。許多人脫離了家庭和學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邵力子等人辦的）、‘星期評論’（李漢俊等辦的）。因為這是當時三個進步的刊物。”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八位發起人的藝術銅雕

為了團結和教育廣大青年，“培養挑選預備黨員”，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決定立即籌建團組織。俞秀松作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最年輕的成員，承擔這項任務義不容辭。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發起建立第一個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松擔任書記，機關設於上海霞飛路漁陽裡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

漁陽裡建於1915年，有舊式石庫門建築33幢。這裡很適合設秘密機關：由於屬上海法租界遲開發的僻靜地段，房屋租金比東部舊城區、西部西式住宅區要低不少；交通比較方便，步行去南京路（今南京東路）或南市老城廂（今中華路、人民路環線內）都僅需半個多小時，在附近乘電車轉赴徐家彙、虹口、楊樹浦也不太費勁；對口的霞飛捕房管轄範圍廣，巡捕人手不足，無法對各種思潮和政治活動實施嚴密監控；作為石庫門裡弄，弄堂有多個出口，每幢自成獨立空間的建築均闢前、後門，遇緊急情況從二樓曬臺翻越到隔壁也挺容易。因而，在1915年10月，革命黨人陳其美曾設中華革命黨上海總機關部於環龍路老漁陽裡5號（今南昌路100弄5號）；五四運動中成立的上海學生聯合會，曾設會所於霞飛路漁陽裡14號（今淮海中路567弄14號）。漁陽裡6號原為戴季陶住宅，它坐北朝南，磚木結構，兩樓兩底，樓下客廳設八扇木製花格落地長窗，前樓窗臺下裝活絡木柵，並外接銅質雕花欄杆；青磚清水外牆鑲嵌數條紅磚帶飾，門額刻著“惟德是輔”四字，兩側有磚砌方壁柱懸垂，當年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這裡為處於黑暗中的廣大青年點亮了一盞明燈。

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國日報》頭版登載《外國語學社招生廣告》。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根據培養革命幹部和輸送進步青年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學習的需要，在漁陽裡6號創辦外國語學社。外國語學社由俞秀松兼任秘書（相當於校長助理），它也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

俞秀松首先在外國語學社發展了30餘名團員，其中包括李啟漢、李中、羅亦農、王一飛、謝文錦、任弼時、蕭勁光、蔣光慈、曹靖華、汪壽華、梁柏臺、陳為人、許之楨、雷晉笙、吳芳、王會悟、廖化平等。後來，團員增至約200人。在團內，俞秀松每週安排一次政治報告會，他常自己登上講臺，也請陳獨秀、李達、楊明齋等作演講，所以包惠僧的《黨的“一大”前後》回憶：“報告的內容多半是由黨規定下來的，俞秀松作的報告較多。”俞秀松熱忱鼓勵團員的政治熱情，一些人踴躍參與籌建工會組織、工人學校，發動工人群眾開展爭取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工資的鬥爭；他們也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創辦的《勞動界》撰稿，發表了《我們底勞動力哪裡去了？》《黃包車伕拉車吐血》《失業問題與社會主義》等文章。

俞秀松廢寢忘食地處理多種事務，使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頗有起色；它雖冠名“上海”，但實際起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發起組織作用。在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領導下，它推動和指導了北京、長沙、武漢、廣州、天津、濟南等地團組織的建立。

1921年3月，全國已有團員千餘人，遂在滬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俞秀松擔任書記，機關仍設於漁陽裡6號。3月27日，唐山團組織的一封來信中，上款便寫著“上海青年團總部代理中央機構”。此時，青年共產國際（也稱少年共產國際）東方書記部致函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邀請派代表參加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1921年4月1日，俞秀松在家書中說：“我已於三月二十九日早九點半從上海乘特別快車赴北京……此番單獨赴京，因為上海的朋友們推舉我為留俄學生代表之一，而且推舉我為中國赴俄京第二次國際少年共產黨（大會）的代表，所以要趕會期——四月十五日——不得不先走。”在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俞秀松作《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報告》，詳細介紹了中國青年運動的發軔和發展，探討了未來前進的方向，並提及：“第一個青年團建於上海，其原則是準備社會革命。起初這個團叫青年社會革命黨，只是在第九次會議之後才改變了團的名稱。在這次會議上討論改變團的名稱問題時，一部分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成員退出了組織。1920年8月22日，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了一次正式會議，其成員全是共產主義者。”會後，俞秀松逗留蘇俄（同年底，蘇聯成立），曾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翌年春，俞秀松回國赴杭州建團，在給父母的信中開頭便說：“清明本來打算回家，後因黨務不能走動。”

1921年5月，由於俞秀松和一批骨幹相繼赴蘇俄等原因，團組織的活動無形停頓。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對此非常重視，張太雷在恢復團組織的同時，主持制定了臨時章程，其中規定：“正式中央機關未組成時，以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

1922年初，施存統從海外回國，在滬負責團的臨時中央局和上海地方團組織日常工作。不久，團的臨時中央局機關設於上海大沽路356—357號（後為大沽路400—402號，原建築，現立碑紀念不存），系兩幢石庫門房屋。隨著各地團組織的逐漸健全，全國的團員增至數千人，團的臨時中央局認為有了新的發展契機，所以積極進行籌備，並通知各地團組織：將於4月在上海召開“團一大”。3月6日，中共廣東支部書記譚平山寫信給施存統提出：“大會地點，如能改在廣州更好，因為比較自由。”中共中央局和團的臨時中央局鑑於香港海員大罷工取得勝利，廣州已成為全國工人運動興盛的地區，採納了這個意見。5月5日至1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施存統當選團中央書記，張太雷、俞秀松等當選團中央執行委員。《新青年》第九卷第六號的通訊談到：“這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是由上海臨時中央局召集的。”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雖與上海失之交臂，但它是在申城籌備的。完全可以說，中國共青團的歷史在黃浦江畔肇始。

上海是中國青年團的誕生地。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團組織，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轄；同時，受中國共產黨的委託領導中國少年先鋒隊的工作，指導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開展工作。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黨培養、輸送了大批新生力量和工作骨幹。共青團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所開展的全部工作；帶領青年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作用；貫徹黨管青年原則，充分發揮黨聯絡青年的橋樑和紐帶作用，為黨做好青年群眾工作；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決維護和發展全國各族青年之間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

1922年5月在廣州成立。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1922年5月5日在廣州市東園開幕。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團組織，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轄；同時，受中國共產黨的委託領導中國少年先鋒隊的工作，指導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開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