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勢力範圍已經到達今克什米爾地區，以及帕米爾高原以西的阿富汗地區。儘管從事實上說，唐朝維持最大疆域的時間並不長(經營西域則達百餘年)。但是，終結這種疆域規模的，無疑是安史之亂之後的連鎖反應。如果真的按照提問所說——安史之亂沒有發生，唐朝能夠繼續這種輝煌嗎？

儘管從制度上說，唐朝絲毫不帶有所謂內遷內亞族群的二元化色彩，是個完全的中原王朝。但是，有很多觀點認為，唐朝任用番將的傳統，似乎是從李唐宗室的老舅家——漢化鮮卑人那裡繼承下來的。

本回答拋開這些思索，單單從渭水之盟這一事件，開聊關於唐初的一些事。

漢初，劉邦也同樣遇到過類似的危機，那就是白登之圍。

從形勢上說，渭水之盟要比白登之圍更為危險，因為初唐的古突厥兵力已經到達長安附近，威脅到了唐朝的國都。要知道，匈奴邊患，有漢一代從沒威脅到長安。

那麼，唐朝對古突厥的拉一派打一派，各個擊破，就不可以看作單純的宣揚國威，也不能單純從所謂鮮卑血統導致的民族性格上劃分，這實際上是一種自衛反擊策略。

唐初，古突厥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

讓我們回到漢初。漢初對於北方威脅的辦法是——通西域，斷匈奴右臂。

那麼，對於和匈奴基本處於同位置的古突厥，唐朝所用的戰略肯定也是一樣的。只要地球的地貌形態不發生太劇烈的轉變，對於漠北地區的戰略，就是透過西出陽關來控制，大同小異。

初唐對東突厥的反擊已經完成，效率比漢初高了不少。這就讓唐朝有更多的時間經營西域，這是一體兩面。

盛唐時期，在中亞，唐軍陷入了激烈的戰爭中。因為當時的大唐西域周邊有幾大封建勢力。

吐蕃，其政權在唐時非常強大，和唐處於對峙與拉鋸狀態。安史之亂後，基本就是吐蕃在和阿拉伯過招。

阿拉伯帝國，其在中亞主要依靠投降的波斯士兵。後來這股勢力形成薩菲王朝，基本上算是薩珊王朝皇室的復辟，但宗教上已經變了，變成了阿拉伯式的。

回鶻，是唐的盟友。

突厥，雖然經歷起落，但仍然有不小的部落勢力。

唐軍就是在這樣複雜的狀態下控制著自己的疆域。

聊一下阿拉伯帝國的軍隊特點。

阿拉伯帝國的主力，或者說核心兵力，是半島的遊牧人。這些騎兵和亞歐草原騎兵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善於使用駱駝。因此，阿拉伯帝國更加善於在沙漠地帶、乾燥地帶作戰。至於他們的馬匹，更不用說了，那是當時世界範圍內數一數二的馬種。

掌握敘利亞、波斯之後，廣大的中亞地區對於初興的阿拉伯帝國軍隊來說，已經沒有險阻。

而唐軍想要與阿拉伯爭雄，則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就是唐軍通常的路線：河西走廊—安西諸鎮—帕米爾高原的高山達坂—阿富汗東北部地區—克什米爾。無須多言，這條路基本上屬於探險路線，經歷沙漠、高山、雪原…唐軍就是在這樣的路徑中取得了一些勝利，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二條路：成吉思汗西征的路線。通常來說，這條路線是遊牧民族掌握的。即繞過帕米爾高原，從北疆和西伯利亞的草原帶一路向西。這條路線更容易走，尤其更利於騎兵突襲。這就是亞歐草原之路。但是，當時的唐軍並不能完全掌握這條路線，如果想走，要借道回鶻。

因為大唐西域距離長安比較遙遠，至於阿富汗、喀什米爾等地，更是翻山越嶺之地。所以，唐軍在阿富汗地區的規模就不可能有多大。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考第一次蒙古西征——兩萬人。唐軍當時能夠西出阿富汗的兵力規模，差不多也就是這個規模，剩下的都是附庸部隊。

但是，因為中亞當地人口分散，部落林立，所以即便是較少的兵力也可以控制很大的地區。前提是需要一個強大的帝國作為後盾。唐帝國、蒙古帝國、沙俄，皆是如此。像西遼那種建國方式，可以說是個奇蹟。

因為唐朝疆域遼闊，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長安的後勤補給很難持續輸出，而頻繁的征戰會造成百姓的負擔。所以，唐朝才要在東、西兩線邊境任用大量番將，用當地人組成唐朝軍隊的主力。這其實是沒辦法的事。

這裡面有個有意思的現象——

阿史那思摩，古突厥人，是初唐東線征伐高句麗的大將。

高仙芝，高句麗人，是盛唐西線的大將。

這說明，初唐與盛唐時期，唐朝朝廷對番將是有所防備的，往往使用排程的方法來控制這些地方實力大將，東邊的人調西線，反之亦然。總之，將他們連根拔起，讓他們只能對朝廷效忠。

可為什麼到了安祿山這裡就沒用了呢？

人事當然是重要因素。安祿山這個人，本身是個西域混血兒，卻生長在唐朝的東北地區，這就讓他在邊境兩邊通吃。他經常在皇帝面前賣萌，裝老天真。一臉我是胡人我不懂的表情，其實他什麼都懂，大權在握。

那麼，他是不是真的想扮豬吃老虎呢？

應該說，朝中看他不順眼的大有人在。這些人或許是嫉妒，或許也真的是出於朝廷利益的考慮。總之，如果說安祿山沒有受到潛在威脅，那是不切實際的。

玄宗皇帝呢？他不是雍正的風格，不喜歡挑燈夜批，而是習慣於任命自己選中的人為自己管理。

扯遠了。

唐朝的邊軍系統十分龐大。東部大概有18萬人，西部大概有21萬人，總體而言，西軍的實力更強一點。這其實也是一種制衡。唯一的弱點是，內地的徵兵制度已經無法滿足唐朝在中亞的攻勢。所以，邊軍士兵由大量邊疆職業士兵組成。所以，當安祿山突然南下的時候，內地無兵可用，只能呼叫西軍。而潼關攻防問題上，玄宗出於總體考慮，拒絕了哥舒翰的防禦策略，要求西軍主動出擊。後人分析，玄宗這樣指揮的原因，應該是期望洛陽能夠儘快收復，這樣唐朝的核心地區就不會凋敝，元氣不會損傷太多。

但在當時，高仙芝已經被處理，哥舒翰已經中風。

結果，潼關一戰，西軍被3萬叛軍擊敗，20萬大軍灰飛煙滅。

也就是說，西軍的主力不存在了。兵力佔有絕對優勢而遭遇慘敗，出乎玄宗的意料。但這就是戰爭，戰爭不是做算術，並不是資料上強大就一定能取得勝利。這也是戰爭的可怕和不可預測之處。

這才是大唐西域失守的主要原因。

那麼，如果安史之亂不發生呢？

當時的唐朝是一支攻強守弱的軍隊，達羅斯之戰，唐朝是在兵力劣勢的情況下，冒進而陷入苦戰，導致盟軍瓦解。但從兵力規模上看，這並不是主力決戰，雖然遭遇慘敗，但西軍並未傷筋動骨。此後唐軍還有實力繼續擊敗克什米爾當地的軍隊，就是很好的證明。

西軍真正傷筋動骨是在潼關。也就是說，只要西軍主力尚存，唐軍仍有能力反擊。

從阿拉伯帝國的角度看，安史之亂前夕，阿拉伯帝國處於阿巴斯王朝的統治初期，起義不斷，具體到對中亞的征服，則剛剛進行了幾十年。中亞雖然不存在明顯的地理屏障，但對於阿拉伯帝國來說，那裡同樣遙遠。阿拉伯人以總督制管理中亞，總督集大權於一身，雖然調集重兵，但那些兵馬主要由波斯人組成。阿拉伯帝國在中亞同樣有離心力的問題。而且，從中亞地區進攻中原，同樣要翻山越嶺，歷史上從未成功過。最接近成功的是帖木爾帝國，可是帖木爾在進攻中途去世，攻勢因此瓦解，可謂未戰先敗。

但是，還有一個主要因素沒說，那就是吐蕃。在當時，吐蕃可以利用青海，直接控制河西走廊，實際上在安史之亂髮生後，吐蕃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吐蕃同樣面臨唐、阿拉伯的夾擊態勢。換句話說，當時的中亞，類似於三國志，形勢此消彼長。

還是那句話，戰略不是紙上談兵，如果說誰能預測戰爭走向，那未免太神了一點。所以，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無法準確回答的。矛盾之處在於，唐軍如果想繼續西進，必然要強化邊軍勢力，給邊軍將領放權，一旦放權，又會造成外實內虛的危險中。而這種危險對於阿拉伯、吐蕃也同樣存在。

延和元年（712年）八月，唐睿宗禪位給唐玄宗，自稱太上皇。數日後，唐玄宗改元先天，這標誌著他自己的時代正式到來了。然而，唐玄宗這個新皇帝的處境卻顯得分外尷尬，因為朝廷的核心權利依然在太上皇手裡，而太上皇又傾向於支援妹妹太平公主，這就導致七位宰相中的五位竟然都是姑姑的黨羽和親信。一句話，唐玄宗雖然成了皇帝，其實跟傀儡差不多。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帶領親信冒險發動政變，控制禁衛軍，清洗了太平公主的黨羽，賜死了太平公主。政變第二天，唐睿宗下詔交出核心權利，唐玄宗如願得到了所有權利，成為大唐的實際統治者。這年年底，唐玄宗改元開元，向天下人宣告了他將革新政治、重新開始的決心。

《大明宮詞》中的太平公主

之所以說重新開始，是因為這時的唐朝早已沒了唐太宗、唐高宗時期強盛的氣象。自唐高宗駕崩後，唐朝內爭不斷，政治弊病叢生，國力逐漸衰落，外患隨之加劇。在西南，吐蕃與唐朝戰爭不斷，並染指唐朝在西域的霸權。在北方，突厥人死灰復燃（史稱後突厥），重新成為草原霸主。在東北，契丹人和奚人聯合發動叛亂，並依附突厥人，不斷騷擾唐朝的邊境。

與以上顯而易見的危機相比，唐朝經濟、軍事制度的崩塌也在加劇。租庸調製、均田制和府兵制作為支撐唐朝興起的幾大支柱，也在唐高宗駕崩後走向瓦解。所謂均田制，是指實行土地公有制，由政府授予百姓田地，田地分口分田（通常是80畝）和永業田（通常是20畝，政府可以收回）兩種，同時也允許特殊條件下的土地買賣，以滿足百姓自由流動的需求。所謂租庸調製，是以均田制為基礎，採用多種形式徵收賦稅和徵發俸役。

所謂府兵制，是指政府從均田戶中徵發男丁當兵，府兵無事耕作，有事外出；在府兵的分佈上，精銳府兵多集中在關中地區，以宿衛京師，防止地方叛亂。

進入貞觀時期以後，百姓戶口增加，商品經濟發展，且自武則天掌握政權以後，庶族地主階級興起，土地買賣頻繁，兼併現象增多，這就導致均田制和租庸調製難以再維持。同時，常年對外戰爭造成府兵逃避衙役的現象司空見慣，導致兵員來源減少，府兵制也難以再維持下去。

總之，唐玄宗掌權後，朝廷面臨的危機重重，需要解決的問題無數。以名相姚崇上臺為標誌，旨在改革社會弊病的開元新政正式拉開了序幕。為此，姚崇提出了“政先仁恕”、“不倖邊功”、“絕道佛營造”、“宦豎不與政”、“戚屬不任臺省”、“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杜絕外戚干政等十項針砭時弊的主張，唐玄宗沒有絲毫猶豫，表示全盤接受並實施。姚崇為政三年多後罷相，性格耿直的宋璟接任為宰相，宋璟也在三年後罷相。“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在兩人共同的努力下，唐朝的政治秩序逐漸迴歸常態，皇權也得到鞏固，同時為進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姚崇的畫像

開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委派宇文融檢括州縣逃匿的戶口，清查沒有登記的田地。經過宇文融的努力，政府得到了80多萬戶百姓和80多萬畝田地，極大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採納張說的建議，以優厚的條件招募士兵，彌補府兵越來越多的缺員。招募令一出，僅在當年就得到了13萬精兵，迅速解決了各地府兵缺額的問題，效果很是顯著。自此以後，兵、農開始分離，士兵逐漸轉向職業化。

募兵制雖然解決了兵源的問題，但也對傳統的經濟政策產生了衝擊，因為府兵分有田地，有穩定的經濟來源，可以自備武器和糧草，而招募來計程車兵則需要國家提供武器和糧草，這就要求國家的財政體系必須也要做出調整。為此，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二年（734年）任命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讓裴耀卿專門負責漕運方面的事務。自此以後，戶部的職能被分離，轉運使成為常設機構，政府的財政體系得到完善。

內政的改革增強了國力，也為軍事制度的改革準備了充足的條件。從開元二年（714年）起，唐玄宗陸續增設了隴右、幽州、劍南、朔方等節度使，這些節度使們分區劃片防禦外敵，享有招募士兵的權利，在軍事行動上也享受一定的自主權。節度使制度在邊境實行後，唐朝的邊患得到了緩解，內地的民眾不用再奔赴前線作戰，也得以能夠安居樂業，過上了太平的日子。

整個開元年間可以說是改革舊制度、實行新制度的時期，唐朝的社會活力由此被重新啟用，國家實力得到提升，唐朝再次出現盛世，後人因此稱這段時期為“開元盛世”。不過，開元末期的政治、軍事風向也在悄然間發生著變化，

二十四年（736年），有宋璟之風的張九齡被罷相，更喜歡順從唐玄宗的李林甫成為首相。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單方面撕毀和約，主動挑起了對吐蕃的戰爭。也是在這年，唐玄宗下令召募丁壯，長充邊軍，以補充邊鎮節度使得軍隊。種種跡象表明，唐玄宗在新制度已經能夠正常運轉的情況下，即將對唐朝的政治、軍事、經濟體系再做一次調整。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唐玄宗

果不其然，開元三十年（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寶。從此之後，唐玄宗沉浸在對楊玉環的寵愛中，對許多政務的細節不再過問，只是總攬大權而已。

李林甫處理政務的能力出眾，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他在此後十餘年的時間裡再也沒有離開過宰相的位子，一邊為唐玄宗穩定政局，一邊剷除那些威脅自己地位的人。

天寶三載（744年），後突厥分裂瓦解，並在一年後滅亡，取代突厥人統治草原各部的回紇人不再與唐朝為敵，而是選擇臣服唐朝。隨著唐朝北境的邊患自然解除，唐玄宗徹底放棄了“不倖邊功”的政策，對吐蕃人發動了全面戰爭，並賦予節度使更多的權利。

開元時期積累的鉅額財富也在唐朝的重新對外擴張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截止到天寶九載（750年），繼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克石堡城後，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又擊敗並俘虜親附吐蕃的迦師國國王，唐朝於是對吐蕃取得了優勢，並確立了在西域和中亞的霸權。

但是，無論軍事力量多麼強大，持續擴張都會有它的結果。

天寶十載（751年）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在西洱河慘敗於南詔，八萬唐軍戰死六萬；同月，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在怛羅斯慘敗於大食（阿拉伯帝國），兩萬多蕃、漢士兵幾乎全軍覆沒；八月，幽州節度使安祿山在吐護真水慘敗於契丹，六萬唐軍亦幾乎全軍覆沒。西洱河之戰導致南詔徹底倒向吐蕃，使唐朝失去了在西南的霸權。怛羅斯之戰導致中亞諸國徹底倒向大食，使唐朝失去了在西北的霸權。從此，唐朝被迫轉攻為守，軍事上的優勢不復存在。

大唐疆域圖

天寶八載（749年），府兵制被廢除，募兵制推廣到全國上下，然而，內地計程車兵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歷練，戰鬥力十分低下，遠遠不如邊鎮那些久經沙場計程車兵。與此同時，節度使得權利太大，安祿山長期身兼幽州、平盧兩鎮節度使，擁兵近14萬人；王忠嗣曾短暫身兼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四鎮節度使，擁兵近27萬人，朝廷為保證軍事作戰效率，卻沒有對他們做出制度性的防範。於是，這就造成了軍事上外強中乾的局面。

天寶十一載（752年），權相李林甫病死，楊貴妃的同族兄弟楊國忠繼任為宰相，這就徹底打破了外戚不得干政的原則。然而，宦官高力士的崛起早已打破了“宦豎不與政”的原則。與此同時，唐玄宗也早已放棄剛即位時奉行節儉的作風，生活上揮霍無度，並不斷重用理財專員搜刮民間財富，滿足私慾。於是乎，政治上的種種亂象叢生，這就造成了統治階級與黎民百姓不可調和的矛盾。

截止到天寶十一載（752年），唐玄宗親手破壞了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新制度，使唐朝又回到了他剛即位時的狀態，但他卻沒有進行任何補救，並放縱社會危機加深。

因此可以想象，唐朝即使沒有安史之亂，也會走向衰敗，只是時間早晚和由誰觸發的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