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是諸葛亮對歷史的經驗的總結，雖說是為了規勸劉禪，但也充分證明了只有排除了感情上親疏遠近的影響，不感情用事，才能正確地處理問題。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開明皇帝，他在選賢才上將感情親疏與賢才的才能完全分開，他在政治上重用了魏徵、薛萬徹。魏徵是太子建成的親信，後為唐太宗所用，這是人們熟悉的，也樂於稱道的。薛萬徹是李建成屬下的一員猛將，後來他得到唐太宗的重用，身經百戰，為唐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李世民說：“用人只問賢否，何論親疏遠近。”設想，如果李世民只在親近的原秦王府中選才，不重用魏徵、薛萬徹等人，怎麼能帶來大唐的興盛？李世民這種任人唯賢，舉不挾私的品質和胸懷，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鑑。透過唐太宗舉賢治國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感情上的親疏遠近和對事物的認識之間不應該有任何關係，不能讓個人的感情影響我們對事物作出正確認識。安邦治國的大事是如此，個人處世不也是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