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關於東莞虎門南柵國際文具製造有限公司結業的訊息在網上流傳。
一位曾經在南柵國際文具工作的員工，知道公司結業後忍不住感慨：“這在本地算是個老字號大廠，沒想到說倒就倒了。”
1988年，國際文具在東莞設廠，後來這家文具廠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最大專業從事文具夾生產、經營的企業，廠區面積超過十萬平方米，員工多至上萬人。如今，一紙通告，悄然倒塌。
但壓垮南柵國際文具的僅僅是疫情嗎？一個尷尬的事實，作為文具生產和消費大國，華人均文具消費額約為105元/年，而全球平均人均消費水平約為240元/年。對比書寫習慣相似的日本，2021年，日本人均年書寫工具消費額約為44.2元，中國用筆年書寫工具消費額為17.6元。
我們越來越不需要文具了嗎？
逃不過疫情這一劫
在這些年整個文具行業保持著極低個位數的增速狀態下，長期以來中國文具市場供過於求，產品大量出口，整個產業嚴重依賴海外市場。南柵國際文具就是一個代表。
據東莞虎門鎮招商辦官方資訊，南柵國際文具生產的文具夾佔全球行業市場份額60%以上，該公司約有八成的業務是靠出口外貿。
2020年，疫情席捲全球，海關資料顯示，這一年中國文具進口額為29.57億元，同期出口額達到350.8億元，而這與2019年的409.56億元相比下降高達14.34%。在這種背景下，國內外活頁夾等文具的使用量下降，外貿出口急劇下降，產品庫存量積壓，直接壓垮了南柵國際文具。
這僅僅是文具製造產業的一個縮影。
去年廣交會活動期間，有媒體調查了參展企業，一家文具行業的出口公司負責人表示，“疫情期間，我們的訂單量減少了50%左右”。一方面疫情導致海外客戶對文具的需求量降低，訂單驟減，另一方面，國際運費的上漲，造成海外客人不願意補貨。“很多客人的訂單量僅僅是維持基本的庫存，不再整批次下訂單，到貨了不提貨的情況也有發生”。
寧波同樣一個做文具進出口生意的商家稱，“疫情前，客戶通常是兩個星期下一次單，目前可能要三個星期下一次。”
疫情衝擊的當然不只是依賴出口的文具企業，還包括晨光、齊心、廣博等國內文具頭部企業。
2020年，晨光文具實現營收131.3億元，同比增長17.9%，淨利潤12.5億元，同比增長18.4%。從表面看，這份財報可圈可點，可對比最近三年的經營業績，晨光文具難掩頹勢。據公開資訊顯示，晨光出口業務佔公司整體收入還不到3%，這使得其避開了疫情的最大沖擊，但是疫情阻礙了晨光文具繼續依賴線下門店快速發展的路線，擴張反而成為公司的負擔。
2019年，晨光文具零售終端數量超8.5萬家，到2020年這一披露數值已縮減至8萬家，2021年似乎也沒有重新增長。
在國內文具消費市場上，疫情反覆，學生普遍線上上課，對文具的消耗自然就少，同時他們去校邊文具店購買文具的需求也在減少，這都將直接作用於文具企業。更關鍵的是這時又迎來了雙減政策，對文具企業來講可謂是“雪上加霜”。
無紙化阻斷文具的出路？
相比出口海外的文具企業，面向國內市場的文具龍頭們其實還活得比較滋潤。以晨光為例，根據公司 2021 年業績快報，晨光實現營收 176.1 億元，同比+34.0%，2012-2021 年營收 CAGR達28.1%，歸母淨利潤15.2億元，同比+21.0%，2012-2021淨利潤CAGR達23.6%。
這份財報的表現已然相當亮眼，可新的變化也在其中。比如辦公直銷業務營業收入逐漸增加，佔比從2019年的33%增加至2021Q1-3的41%，直接超過了書寫工具、學生文具等傳統核心業務。
辦公直銷業務，即2B辦公業務，也就是說，晨光文具的主流客戶群體正在從學生轉向企事業單位、世界500強等B端企業。
這其實也是國內文具企業的無奈之舉，學生經常性上網課、出口受阻等因素，直接削弱了C端消費群體對文具的需求。但是，企業端直銷在給晨光等文具企業帶來增長空間的同時，危機也伴隨而來，疫情之後，隨著數字化轉型成為各類企業的迫切要求，無紙化辦公的程序無疑被加速了。
首先是銀行；銀行是最早推行無紙化辦公的主體之一，因為近幾年來支付、理財等業務迅速線上化，數字化獲客、活客、場景化服務等在銀行的業務開展中越發重要，企業收付、貸款等業務也朝線上化遷移。線上化，讓各項業務的辦理流程逐漸簡化，紙質材料逐漸不被需要。
其次是大型企業，大型企業線上辦公的普及，大量節約了辦公用紙。如百度，透過百度如流，公司在報銷、檔案傳遞、合同簽署等方面實現了無紙化辦公，據悉，僅無紙化報銷一項，公司一年即可節約51萬餘張紙張。
另外，一位廣州誼園辦公用品美術用品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過去機關企事業單位的用紙需求也很大，如今，更多業務轉為線上辦理，原來辦理一項業務需要影印10張紙，現在只跑一次可能1張紙或全線上辦理就可以完成。他還稱，“（誼園）學生文具比原來下降約30%，辦公文具下降了近60%，其中檔案收納類、紙品類文具下滑最多”。
早在2017年，美國文具巨頭史泰博以69億美元的價格，將自己賣給了私募基金 Sycamore Partners。
讓這個巨頭被迫“賣身”的，一個是亞馬遜，另一個就是無紙化辦公。從2012年開始，美國隨著經濟數字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資訊消費和傳播方式的改變，對筆、紙、碳粉以及列印和影印服務等多個辦公場景中的傳統核心產品需求逐漸下降。
完全的無紙化辦公或許是一個神話，可是無紙化已然成為企業及機關單位辦公的大勢所趨，這讓國內文具企業的B端業務增長或許只能是短暫的。
走不出低端文具的“怪圈”
數字化、無紙化席捲全球，但在日本，文具店似乎又是一個遊客不能不去的地方，上千種獨具特色的文具和手帳，透露著不可低估的技術和工藝優勢，而每年的日本文具店大賞，更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文具控們。
相對地，圍繞在晨光等頭部文具品牌的則是“抄襲大戶”，這難免讓華人感覺尷尬。
其實這和國內文具市場的整體狀況相似，目前中國4.3萬家生產企中，90％的企業其銷售額不到1千萬，超過10億銷售額的僅有晨光、齊心、得力、廣博等4家，而在這90%的文具生產企業中，超過70%以上的競爭集中在低端產品。即使是晨光、齊心等品牌，也常常被詬病缺乏開發設計的創新能力。
真正將國內文具產品困在低端的，一是產品力弱，二是IP的匱乏。
在知乎上，有一個問題“有哪些對於高三學生來說堪稱神器的文具和生活用品？”從答案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具對學生的吸引力遠比晨光等國內品牌要大。這是主要因為日本文具的製造更加精細工藝，而且極具創造力的產品設計總能讓消費者耳目一新，吸引他們駐足觀看或購買。
另一點，日本兩大文具巨頭—國譽和百樂，都擅長與其他品牌、IP合作，打造高附加值文具，這得益於日本動漫產業的成熟發展，為文具品牌提供了大量的經典IP資源。反觀國內，全球化的IP少之又少。
晨光現在也把重心放在了文創IP上，與“故宮”、“人民日報”、“時尚芭莎”、“大英博物館”、“梵高博物館”合作推出過一系列產品。但無論和名創優品聯名全球知名IP，還是與泡泡瑪特的自有IP相比，晨光文具合作的IP也更小眾，這導致消費群體的購買意願相對較低，也很難打造出爆款。
文具，從歷史脈絡來看，起源於中國，輝煌也在中國，筆、墨、紙、硯、字帖等文具，傳承千年至今。然而，技術的進步似乎讓現代文明開始排斥文具，它不會消失，但很可能成為一個希望寥寥的夕陽產業。
近日，一則關於東莞虎門南柵國際文具製造有限公司結業的訊息在網上流傳。
一位曾經在南柵國際文具工作的員工，知道公司結業後忍不住感慨：“這在本地算是個老字號大廠，沒想到說倒就倒了。”
1988年，國際文具在東莞設廠，後來這家文具廠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最大專業從事文具夾生產、經營的企業，廠區面積超過十萬平方米，員工多至上萬人。如今，一紙通告，悄然倒塌。
但壓垮南柵國際文具的僅僅是疫情嗎？一個尷尬的事實，作為文具生產和消費大國，華人均文具消費額約為105元/年，而全球平均人均消費水平約為240元/年。對比書寫習慣相似的日本，2021年，日本人均年書寫工具消費額約為44.2元，中國用筆年書寫工具消費額為17.6元。
我們越來越不需要文具了嗎？
逃不過疫情這一劫
在這些年整個文具行業保持著極低個位數的增速狀態下，長期以來中國文具市場供過於求，產品大量出口，整個產業嚴重依賴海外市場。南柵國際文具就是一個代表。
據東莞虎門鎮招商辦官方資訊，南柵國際文具生產的文具夾佔全球行業市場份額60%以上，該公司約有八成的業務是靠出口外貿。
2020年，疫情席捲全球，海關資料顯示，這一年中國文具進口額為29.57億元，同期出口額達到350.8億元，而這與2019年的409.56億元相比下降高達14.34%。在這種背景下，國內外活頁夾等文具的使用量下降，外貿出口急劇下降，產品庫存量積壓，直接壓垮了南柵國際文具。
這僅僅是文具製造產業的一個縮影。
去年廣交會活動期間，有媒體調查了參展企業，一家文具行業的出口公司負責人表示，“疫情期間，我們的訂單量減少了50%左右”。一方面疫情導致海外客戶對文具的需求量降低，訂單驟減，另一方面，國際運費的上漲，造成海外客人不願意補貨。“很多客人的訂單量僅僅是維持基本的庫存，不再整批次下訂單，到貨了不提貨的情況也有發生”。
寧波同樣一個做文具進出口生意的商家稱，“疫情前，客戶通常是兩個星期下一次單，目前可能要三個星期下一次。”
疫情衝擊的當然不只是依賴出口的文具企業，還包括晨光、齊心、廣博等國內文具頭部企業。
2020年，晨光文具實現營收131.3億元，同比增長17.9%，淨利潤12.5億元，同比增長18.4%。從表面看，這份財報可圈可點，可對比最近三年的經營業績，晨光文具難掩頹勢。據公開資訊顯示，晨光出口業務佔公司整體收入還不到3%，這使得其避開了疫情的最大沖擊，但是疫情阻礙了晨光文具繼續依賴線下門店快速發展的路線，擴張反而成為公司的負擔。
2019年，晨光文具零售終端數量超8.5萬家，到2020年這一披露數值已縮減至8萬家，2021年似乎也沒有重新增長。
在國內文具消費市場上，疫情反覆，學生普遍線上上課，對文具的消耗自然就少，同時他們去校邊文具店購買文具的需求也在減少，這都將直接作用於文具企業。更關鍵的是這時又迎來了雙減政策，對文具企業來講可謂是“雪上加霜”。
無紙化阻斷文具的出路？
相比出口海外的文具企業，面向國內市場的文具龍頭們其實還活得比較滋潤。以晨光為例，根據公司 2021 年業績快報，晨光實現營收 176.1 億元，同比+34.0%，2012-2021 年營收 CAGR達28.1%，歸母淨利潤15.2億元，同比+21.0%，2012-2021淨利潤CAGR達23.6%。
這份財報的表現已然相當亮眼，可新的變化也在其中。比如辦公直銷業務營業收入逐漸增加，佔比從2019年的33%增加至2021Q1-3的41%，直接超過了書寫工具、學生文具等傳統核心業務。
辦公直銷業務，即2B辦公業務，也就是說，晨光文具的主流客戶群體正在從學生轉向企事業單位、世界500強等B端企業。
這其實也是國內文具企業的無奈之舉，學生經常性上網課、出口受阻等因素，直接削弱了C端消費群體對文具的需求。但是，企業端直銷在給晨光等文具企業帶來增長空間的同時，危機也伴隨而來，疫情之後，隨著數字化轉型成為各類企業的迫切要求，無紙化辦公的程序無疑被加速了。
首先是銀行；銀行是最早推行無紙化辦公的主體之一，因為近幾年來支付、理財等業務迅速線上化，數字化獲客、活客、場景化服務等在銀行的業務開展中越發重要，企業收付、貸款等業務也朝線上化遷移。線上化，讓各項業務的辦理流程逐漸簡化，紙質材料逐漸不被需要。
其次是大型企業，大型企業線上辦公的普及，大量節約了辦公用紙。如百度，透過百度如流，公司在報銷、檔案傳遞、合同簽署等方面實現了無紙化辦公，據悉，僅無紙化報銷一項，公司一年即可節約51萬餘張紙張。
另外，一位廣州誼園辦公用品美術用品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過去機關企事業單位的用紙需求也很大，如今，更多業務轉為線上辦理，原來辦理一項業務需要影印10張紙，現在只跑一次可能1張紙或全線上辦理就可以完成。他還稱，“（誼園）學生文具比原來下降約30%，辦公文具下降了近60%，其中檔案收納類、紙品類文具下滑最多”。
早在2017年，美國文具巨頭史泰博以69億美元的價格，將自己賣給了私募基金 Sycamore Partners。
讓這個巨頭被迫“賣身”的，一個是亞馬遜，另一個就是無紙化辦公。從2012年開始，美國隨著經濟數字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資訊消費和傳播方式的改變，對筆、紙、碳粉以及列印和影印服務等多個辦公場景中的傳統核心產品需求逐漸下降。
完全的無紙化辦公或許是一個神話，可是無紙化已然成為企業及機關單位辦公的大勢所趨，這讓國內文具企業的B端業務增長或許只能是短暫的。
走不出低端文具的“怪圈”
數字化、無紙化席捲全球，但在日本，文具店似乎又是一個遊客不能不去的地方，上千種獨具特色的文具和手帳，透露著不可低估的技術和工藝優勢，而每年的日本文具店大賞，更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文具控們。
相對地，圍繞在晨光等頭部文具品牌的則是“抄襲大戶”，這難免讓華人感覺尷尬。
其實這和國內文具市場的整體狀況相似，目前中國4.3萬家生產企中，90％的企業其銷售額不到1千萬，超過10億銷售額的僅有晨光、齊心、得力、廣博等4家，而在這90%的文具生產企業中，超過70%以上的競爭集中在低端產品。即使是晨光、齊心等品牌，也常常被詬病缺乏開發設計的創新能力。
真正將國內文具產品困在低端的，一是產品力弱，二是IP的匱乏。
在知乎上，有一個問題“有哪些對於高三學生來說堪稱神器的文具和生活用品？”從答案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具對學生的吸引力遠比晨光等國內品牌要大。這是主要因為日本文具的製造更加精細工藝，而且極具創造力的產品設計總能讓消費者耳目一新，吸引他們駐足觀看或購買。
另一點，日本兩大文具巨頭—國譽和百樂，都擅長與其他品牌、IP合作，打造高附加值文具，這得益於日本動漫產業的成熟發展，為文具品牌提供了大量的經典IP資源。反觀國內，全球化的IP少之又少。
晨光現在也把重心放在了文創IP上，與“故宮”、“人民日報”、“時尚芭莎”、“大英博物館”、“梵高博物館”合作推出過一系列產品。但無論和名創優品聯名全球知名IP，還是與泡泡瑪特的自有IP相比，晨光文具合作的IP也更小眾，這導致消費群體的購買意願相對較低，也很難打造出爆款。
文具，從歷史脈絡來看，起源於中國，輝煌也在中國，筆、墨、紙、硯、字帖等文具，傳承千年至今。然而，技術的進步似乎讓現代文明開始排斥文具，它不會消失，但很可能成為一個希望寥寥的夕陽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