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不貪精神。見於“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宋代文學家蘇東坡，如果還在京裡做官，而不是官場失意，經黃州而遊赤壁，那我們今天也就讀不到他的千古名篇《赤壁賦》了。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月下江山、水天是如此之美，簡直讓人產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想法了：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糜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放眼天下，還有什麼東西是沒有主的？但美麗的大自然人家搬不走，是大家共有的，可以任人欣賞的。如果不去欣賞的話，是多麼巨大的浪費啊！“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摘自《蕭園隨筆 文章憎命達》）

一種於無所超越處卻自我超越的曠達精神。

其實蘇軾嚴格來說並不是哲學家，而是一個徘徊於現實和理想的文人官僚，他的哲學是為現實也就是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為服務的，所以脫離了現實背景來單獨談一個官僚文人的文學作品的哲學內涵，其實並不太合適。因為《赤壁賦》並不以哲學探討為旨歸，但是確實了指向超脫的人生境界，以自我解脫為目的。

《赤壁賦》中的變與不變確實包含著三個維度，一個是他一以貫之的哲學背景，二是黃州貶謫的現實背景，三是傳統的歷史觀。

先說答主所講的哲學角度吧。蘇軾的哲學觀在他的“三傳”等著作中已經闡釋得很透徹，大概來說，就是他認為“道”就是“易”，也就是“運動”、“變化”、“不定”，他並不遵從老子的邏輯，認為“道可道，非常道”的具有先驗的神秘和自足，這種自足並不以人的存在而轉移，所謂的宇宙生成論並不是蘇軾關心的重點，但他從“有生於無”“一生二、二而生、三生萬物”的生成推演出萬物乃是變化不定，生生不息的，從而建構自己的哲學觀。因為人所見之“道”並非是抽象而中性的，也並非是絕對自足的，因為人之所見所論“道”必定基於自我評判，人之所見變化乃是得失去來，所謂春去秋來、生老病死、得失易喪等都帶入人的背景，（這實際上是“易”），從而具有鮮活的現實性。因此形成兩個互相參照、相互成就的物件——自我和他者，在《赤壁賦》中表現為人和自然。萬物是變的，具體的參照物件如水月風的形態在某一具體時間段是不定的，他們也處在變化之中，這一點無可爭議。但變化不定的本身事實構成了他的存在本質，從萬古來講又是不變的，因為水還是水、風還是風、月還是月。從自我來看，我也是變的，我在經歷春去秋來，從青春走向衰老。我若見對方是“逝者如斯夫”是見對方之變，乃是將我視為不變，這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但我若觀將“逝者如斯夫”的物件作為觀察本身，我之變與對方之變乃是同一存在，就不存在變與不變，在變的這一狀態下的我與物件是共存的，都是永恆的，此在即永恆。也就是“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二是被貶黃州的現實背景。為什麼不能脫離這個背景呢？蘇軾曾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黃州是他建構自己哲學的真正起點，但顯然這個建構動機不是自發的，而是為外力所驅使的，也就是說他是因試圖擺脫現實的生存困境而尋求的一種精神解脫之道。參照《念奴嬌·大江東去》、《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後赤壁賦》等可知，他現在的這種哲學探索是不完全的，只是在《赤壁賦》中表現的較為達觀，但顯然《赤壁賦》的哲學思索更大程度上是文學的而非哲學的，也就是說相對粗糙而非精細的。為什麼要刻意提到變與不變呢？作為一個文人官僚，所最能直接感受到的便是官場乃至人生的升沉起伏，這本是人生常態。屈原、孔子、鮑照、謝靈運、謝朓、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杜牧、歐陽曦、范仲淹，不都是如此嗎？“烏臺詩案”後的蘇軾是將這種人生變化視為人生常態，如果這種變化乃是人生的本質，那又有什麼可悲的呢？換個角度，在某種意義上的我不也是與變化的自然同在了嗎？那又有什麼遺憾呢？我又何必怨悽不樂呢？

三是歷史背景。其實歷史一直是華人的話語參照體系和價值體系建構的最初動力。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提到曹操。像曹操那樣不可一世的人物，不也在歷史中消失了嗎？但表面上看是對曹操功績的悲觀否定，但實際上這種懷念的本身就是價值建構的過程，因為曹操雖然失去了，但他所留下的卻是英雄功業夠後人所探討緬懷。“我”對曹操的懷念本身就是我的價值構建，即我並不需要依託當下的價值評判，也就是否認貶謫對我的價值否定，換句話說，我的價值必將與自然乃至歷史而共存，那麼當下的利害得失於我何傷？換句話說，個人的得失在整個人類的歷史程序中是微不足道的，我也不過是歷史的程序中一粒微沙而已，也就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千古風流人物所匯聚的整體才是與大江對應的存在，單獨的個人不是。但此在的自然和永恆的歷史必將成為我的價值的見證者，我必將在歷史中尋到皈依，這就是“於無所存立處建構自我”。這是我們大多數人通用的歷史觀，並不限於蘇軾本人。

無論哪一種維度，他最終指向的都是於現實的否定中找到自我價值的建構基點，超脫現實的得失，從而找到存在的意義，哪怕這種歡樂只是一時的，但人不就是從無到有，從短暫走向永恆嗎？這本就是不離現實但理想而樂觀的蘇軾本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