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有五種形象：第一種形象“聖化”。一介布衣的孔子被初步塑造成聖人，中間大概經歷了四五百年的過程。吳國大夫曾向孔門弟子子貢發問:你老師莫非是聖人嗎？為什麼如此多才多藝呢？子貢回答道：上天賦予他做聖人的資質，所以他又多才多藝。這裡子貢把孔子讚美成“天縱之將聖”，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賦“聖人”。一百多年後，孟子對孔子作了高度評價，指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說自有人類以來，沒有比孔子更偉大的。孟子認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古代聖人有許多不同的側面，而在孟子看來，孔子身上凝聚了聖人的各方面的優點，是古代聖人的“集大成”者。在孔子被“聖化”的過程中，大史學家司馬遷推波助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說：“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這是說自帝王至學者，如果要探討以六經為核心的知識學問，皆以孔子的觀點作為是非標準。援此而論，司馬遷就認定孔子是最偉大的聖人（至聖）了。 第二種形象“矮化”。“矮化”孔子可以說是自老子開始。孔子當年西行，向老子問禮。老子認為周禮的創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復周禮必須要估量時代潮流是否允許。老子告誡說：“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史記·老子列傳》）這說明孔子身上有兩大不足：趾高氣揚的神態（驕氣、態色），過多的慾望與理想（多欲、淫志）。在《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中，有許多同時代的隱士對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極盡嘲笑“矮化”之能事。或諷刺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或嘲笑他“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壘壘若喪家之犬”；或策反孔子的學生：與其追隨“避人之士”（指孔子），不如跟隨避世之士（指隱士）；或暗示孔子應改弦易轍，“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莊子·德充符》塑造了一個肢體殘缺名叫“叔山無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並進而論道，最後使得孔子甘拜下風，自慚形穢。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實際上《莊子》一書中還有許多“矮化”孔子的故事。道家“矮化”孔子在歷史上是有傳統的。《列子·湯問》編造了一個故事：孔子東遊，看見兩個小孩在辯論早晨的太陽和中午的太陽哪個離我們近？雙方從形狀、溫度出發各執一詞，究竟誰對誰錯，“‘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也？’”實際上這個問題有相當的難度，兩千多年後天文學家經過精密的計算後才能得出答案。但孔子不是聖人嗎？按照宋儒朱熹的說法：“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哪個事理會不得？”但是無所不知的聖人對小孩的疑問也不能回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妙的諷刺。 第三種形象“正統化”。自從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以來，孔子的形象就逐漸趨於正統化。董仲舒聲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義）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原先對孔子的形象無論是“聖化”還是“矮化”，都是一種民間行為。現在董仲舒藉助國家機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來強行統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為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董仲舒極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書，認為“《春秋》之道，大得之則王，小得之則霸”。《春秋》一書具有“大一統”的觀點，追求“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包含了國家政治版圖與意識形態的雙重統一。因此，統治者掌握了《春秋》一書的思想本質，就可以稱王天下，至少也可以稱霸天下。稍後，劉向《說苑·建本》指出：“有國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明確指出《春秋》是統治者必修的教科書。這樣看來，孔子到了漢代，在國家政治思想領域已樹立了合法正統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鏡子，孔子本人則是王者之師。 第四種形象是“神化”。孔子在漢代除了被官方及御用學者董仲舒等人獨尊而“正統化”之外，還受到另一批公羊學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緯·演孔圖》、《孝經援神契》等書中，從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為方式進行了一系列精心編造的“神化”：1、孔子並非是俗人凡胎，他誕生於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異相殊表：“孔子長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準，河目龍顙，鬥唇昌顏”，“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採，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蹲龍”。3、孔子作為奉天承運的“素王”，編撰《春秋》、《孝經》，為後世制定了治理天下的大法，帶領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斗星，這時天空“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預言劉邦將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從一定意義上說，“神化”是對“正統化”的加碼，是為了樹立孔子更大的權威，把孔子從人性世界的典範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古微書》卷二十五中的一則神話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魯國有個人出海而迷失方向，後來在海上遇到孔子。孔子給他一條手杖，“令閉目乘之歸”。此人像哈利·波特似地騎在手杖上飛回魯國，並向魯王轉告孔子的告誡：不久有外敵入侵，應趁早高築城牆。後來齊國軍隊兵臨城下，但無功而返。 第五種形象是“僵化”。經過一千多年的流傳，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漸漸被理學家所“僵化”。從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僵化”是“正統化”難以避免的邏輯結果。首先，宋代皇帝進一步製造了尊孔的社會氛圍，宋太祖趙匡胤多次去國子監主持盛大的祭孔儀式，宋真宗趙恆親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有了統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導，理學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維護天理、極力遏止人慾的“僵化”形象。朱熹說：“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春秋時期的孔子思想豐富多彩，何嘗“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呢？孔子曾經提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們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勵人們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動，甚至還讚賞這樣的生活態度：暮春三月，穿著春裝，集合幾位友人去郊外休閒，在河中游游泳，在高臺上吹吹風，然後一路吟唱著詩歌歸來。然而理學家舍此不論，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個乾巴巴只會以天理滅人慾的政治說教者。清代大學者戴震對於理學家的觀點嚴加抨擊：“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應該說，孔子這種被“僵化”的形象對於後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響。近代以來，孔子思想受到攻擊，孔子形象受到“醜化”，皆與此不無關係。 孔子在西方歷史上有三種形象幾百年來，由於觀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歷史上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形象。第一種形象是“哲人”。第二種形象是“智者”。第三種形象是“完人”。孔子思想大概從16世紀開始主要是透過西方傳教士傳播到西方的。幾百年來，由於觀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歷史上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形象。第一種形象“哲人”。明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史》中說：“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是孔子。他所說的和他的生活態度，絕不遜於我們古代的哲學家；許多西方哲學家無法與他相提並論。故此，他所說的或所寫的，沒有一個華人不奉為金科玉律；直到現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並感激他留下的遺產。”“雖然不能說在中國哲學家就是國王，但可以說國王是受哲學家牽制的。”利瑪竇來到中國，看到讀書人穿的是儒服，唸的是四書五經，討論的是孔孟之道，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學說並以之治理天下。這樣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傳達的結論就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是孔子。”這一切就顯得順理成章。 第二種形象“智者”。德國黑格爾雖然說過“孔子的哲學就是國家哲學，構成華人教育、文化和實踐活動的基礎”，但認為“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不能算是哲學家。黑格爾的理由如下：1、孔子只注重常識道德，或者說是“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教訓”。2、孔子不懂思辨哲學。因此，“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爾本人不懂中文，他對孔子思想的瞭解只是限於傳教士的譯本，他所能接觸到的是脫離具體語境缺乏鳶飛魚躍活潑生動生命力的若干條孔子語錄，他無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因此他對孔子的評價自然不高。黑格爾是歐洲中心主義者，輕視東方文化，他甚至不無偏見地認為漢語不宜思辨，對此謬論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曾嚴加駁斥。 第三種形象“完人”。18世紀法國一批學者高度讚賞孔子，幾乎認定孔子是個完人。伏爾泰認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基督未曾說過。基督不過禁人行惡，孔子是勸人為善。他尤其讚美孔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格言，以為“西方民族，無論如何格言，如何教理，無可與此純粹道德相比擬者。孔子常說仁義，若使人們實行此種道德，地上就不會有什麼戰爭了。”伏爾泰在自己的禮拜堂中掛了孔子的畫像，朝夕禮拜。法郎士·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創造者，馬克思稱之為“現代經濟學始祖”，又說他“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1758年，魁奈發表《經濟表》一書，他的弟子聲稱:“有史以來只有三大發明，第一為信件之發明，第二為貨幣之發明，第三為前二者之結果的《經濟表》之發明。”而《經濟表》一書的結構模仿儒家《易經》六十四卦。因此，人稱魁奈是“歐洲的孔子”。這一派對於孔子作了高度的評價：“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復人類天性，不再為愚昧和情慾所矇蔽，……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宗教道德優美到這個地步，真是無以復加了。但是還有一事要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世界。”魁奈本人認為希臘哲學不如中國，一部《論語》即可以打倒希臘七賢。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有五種形象：第一種形象“聖化”。一介布衣的孔子被初步塑造成聖人，中間大概經歷了四五百年的過程。吳國大夫曾向孔門弟子子貢發問:你老師莫非是聖人嗎？為什麼如此多才多藝呢？子貢回答道：上天賦予他做聖人的資質，所以他又多才多藝。這裡子貢把孔子讚美成“天縱之將聖”，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賦“聖人”。一百多年後，孟子對孔子作了高度評價，指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說自有人類以來，沒有比孔子更偉大的。孟子認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古代聖人有許多不同的側面，而在孟子看來，孔子身上凝聚了聖人的各方面的優點，是古代聖人的“集大成”者。在孔子被“聖化”的過程中，大史學家司馬遷推波助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說：“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這是說自帝王至學者，如果要探討以六經為核心的知識學問，皆以孔子的觀點作為是非標準。援此而論，司馬遷就認定孔子是最偉大的聖人（至聖）了。 第二種形象“矮化”。“矮化”孔子可以說是自老子開始。孔子當年西行，向老子問禮。老子認為周禮的創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復周禮必須要估量時代潮流是否允許。老子告誡說：“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史記·老子列傳》）這說明孔子身上有兩大不足：趾高氣揚的神態（驕氣、態色），過多的慾望與理想（多欲、淫志）。在《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中，有許多同時代的隱士對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極盡嘲笑“矮化”之能事。或諷刺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或嘲笑他“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壘壘若喪家之犬”；或策反孔子的學生：與其追隨“避人之士”（指孔子），不如跟隨避世之士（指隱士）；或暗示孔子應改弦易轍，“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莊子·德充符》塑造了一個肢體殘缺名叫“叔山無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並進而論道，最後使得孔子甘拜下風，自慚形穢。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實際上《莊子》一書中還有許多“矮化”孔子的故事。道家“矮化”孔子在歷史上是有傳統的。《列子·湯問》編造了一個故事：孔子東遊，看見兩個小孩在辯論早晨的太陽和中午的太陽哪個離我們近？雙方從形狀、溫度出發各執一詞，究竟誰對誰錯，“‘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也？’”實際上這個問題有相當的難度，兩千多年後天文學家經過精密的計算後才能得出答案。但孔子不是聖人嗎？按照宋儒朱熹的說法：“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哪個事理會不得？”但是無所不知的聖人對小孩的疑問也不能回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妙的諷刺。 第三種形象“正統化”。自從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以來，孔子的形象就逐漸趨於正統化。董仲舒聲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義）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原先對孔子的形象無論是“聖化”還是“矮化”，都是一種民間行為。現在董仲舒藉助國家機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來強行統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為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董仲舒極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書，認為“《春秋》之道，大得之則王，小得之則霸”。《春秋》一書具有“大一統”的觀點，追求“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包含了國家政治版圖與意識形態的雙重統一。因此，統治者掌握了《春秋》一書的思想本質，就可以稱王天下，至少也可以稱霸天下。稍後，劉向《說苑·建本》指出：“有國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明確指出《春秋》是統治者必修的教科書。這樣看來，孔子到了漢代，在國家政治思想領域已樹立了合法正統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鏡子，孔子本人則是王者之師。 第四種形象是“神化”。孔子在漢代除了被官方及御用學者董仲舒等人獨尊而“正統化”之外，還受到另一批公羊學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緯·演孔圖》、《孝經援神契》等書中，從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為方式進行了一系列精心編造的“神化”：1、孔子並非是俗人凡胎，他誕生於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異相殊表：“孔子長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準，河目龍顙，鬥唇昌顏”，“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採，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蹲龍”。3、孔子作為奉天承運的“素王”，編撰《春秋》、《孝經》，為後世制定了治理天下的大法，帶領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斗星，這時天空“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預言劉邦將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從一定意義上說，“神化”是對“正統化”的加碼，是為了樹立孔子更大的權威，把孔子從人性世界的典範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古微書》卷二十五中的一則神話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魯國有個人出海而迷失方向，後來在海上遇到孔子。孔子給他一條手杖，“令閉目乘之歸”。此人像哈利·波特似地騎在手杖上飛回魯國，並向魯王轉告孔子的告誡：不久有外敵入侵，應趁早高築城牆。後來齊國軍隊兵臨城下，但無功而返。 第五種形象是“僵化”。經過一千多年的流傳，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漸漸被理學家所“僵化”。從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僵化”是“正統化”難以避免的邏輯結果。首先，宋代皇帝進一步製造了尊孔的社會氛圍，宋太祖趙匡胤多次去國子監主持盛大的祭孔儀式，宋真宗趙恆親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有了統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導，理學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維護天理、極力遏止人慾的“僵化”形象。朱熹說：“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春秋時期的孔子思想豐富多彩，何嘗“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呢？孔子曾經提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們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勵人們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動，甚至還讚賞這樣的生活態度：暮春三月，穿著春裝，集合幾位友人去郊外休閒，在河中游游泳，在高臺上吹吹風，然後一路吟唱著詩歌歸來。然而理學家舍此不論，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個乾巴巴只會以天理滅人慾的政治說教者。清代大學者戴震對於理學家的觀點嚴加抨擊：“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應該說，孔子這種被“僵化”的形象對於後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響。近代以來，孔子思想受到攻擊，孔子形象受到“醜化”，皆與此不無關係。 孔子在西方歷史上有三種形象幾百年來，由於觀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歷史上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形象。第一種形象是“哲人”。第二種形象是“智者”。第三種形象是“完人”。孔子思想大概從16世紀開始主要是透過西方傳教士傳播到西方的。幾百年來，由於觀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歷史上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形象。第一種形象“哲人”。明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史》中說：“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是孔子。他所說的和他的生活態度，絕不遜於我們古代的哲學家；許多西方哲學家無法與他相提並論。故此，他所說的或所寫的，沒有一個華人不奉為金科玉律；直到現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並感激他留下的遺產。”“雖然不能說在中國哲學家就是國王，但可以說國王是受哲學家牽制的。”利瑪竇來到中國，看到讀書人穿的是儒服，唸的是四書五經，討論的是孔孟之道，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學說並以之治理天下。這樣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傳達的結論就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是孔子。”這一切就顯得順理成章。 第二種形象“智者”。德國黑格爾雖然說過“孔子的哲學就是國家哲學，構成華人教育、文化和實踐活動的基礎”，但認為“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不能算是哲學家。黑格爾的理由如下：1、孔子只注重常識道德，或者說是“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教訓”。2、孔子不懂思辨哲學。因此，“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爾本人不懂中文，他對孔子思想的瞭解只是限於傳教士的譯本，他所能接觸到的是脫離具體語境缺乏鳶飛魚躍活潑生動生命力的若干條孔子語錄，他無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因此他對孔子的評價自然不高。黑格爾是歐洲中心主義者，輕視東方文化，他甚至不無偏見地認為漢語不宜思辨，對此謬論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曾嚴加駁斥。 第三種形象“完人”。18世紀法國一批學者高度讚賞孔子，幾乎認定孔子是個完人。伏爾泰認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基督未曾說過。基督不過禁人行惡，孔子是勸人為善。他尤其讚美孔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格言，以為“西方民族，無論如何格言，如何教理，無可與此純粹道德相比擬者。孔子常說仁義，若使人們實行此種道德，地上就不會有什麼戰爭了。”伏爾泰在自己的禮拜堂中掛了孔子的畫像，朝夕禮拜。法郎士·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創造者，馬克思稱之為“現代經濟學始祖”，又說他“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1758年，魁奈發表《經濟表》一書，他的弟子聲稱:“有史以來只有三大發明，第一為信件之發明，第二為貨幣之發明，第三為前二者之結果的《經濟表》之發明。”而《經濟表》一書的結構模仿儒家《易經》六十四卦。因此，人稱魁奈是“歐洲的孔子”。這一派對於孔子作了高度的評價：“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復人類天性，不再為愚昧和情慾所矇蔽，……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宗教道德優美到這個地步，真是無以復加了。但是還有一事要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世界。”魁奈本人認為希臘哲學不如中國，一部《論語》即可以打倒希臘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