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憤著書說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即“著書洩憤”和“著書言道”。“洩憤”是著書的動力，“言道”是著書的目的。在“發憤著書說”中，這兩方面的內容，又是互相聯絡，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書洩憤”是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著書洩憤”強調文學創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預現實、批評現實，提出“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報任安書》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國，《說難》《孤憤》。司馬遷透過從古至今的例子論證了“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退論著書策以述其憤，思垂空文以自現”的觀點，他更是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具有總結性的觀點

另一方面“發憤著書”是關於“文”與“道”的關係。司馬遷認為“發憤著書”的目的是言道，要言聖賢之道，這與中國古代重視“文”與“道”的關係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