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具劃時代的變法是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 ，楚國的“吳起變法”，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中後期實行的“張居正變法”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著名變法：（一）、商鞅變法；（二）、王安石變法；（三）、戊戌變法。三大變法的發生時間都處於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時期，而且剛好對應帝國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有關三大變法的內容上面的已經敘述過了，這裡就不再重複。這裡只說一下三大變法的結果：（一）、商鞅變法發生在戰國時期的秦國，變法的結果是使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中間實力最強的國家，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個變法在中國的國家政治史上也是劃時代的，它促進了中國由夏、商、周以來的邦國制度向帝國制度的成功轉變。

（二）、王安石變法發生在北宋神宗熙寧年間，所以也稱為熙寧變法。由於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側重於經濟，側重於為帝國理財，所以該變法最終以失敗收場。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官僚集團中“革新派”與“守舊派”始終處於鬥爭狀態，導致了官僚集團的分裂，加劇了朋黨的形成，最終間接的導致北宋王朝滅亡。中華文明開始衰落下去，雖說中華文明的盛衰的分界點是安史之亂（這是學術界的共識），但是加速中華文明衰落的事件卻是宋的滅亡。（三）、戊戌變法發生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由於變法時間只有一百多天，所以也叫百日維新。戊戌變法的側重點在於政治制度的改革，所以它也是失敗的，戊戌變法加速了清朝的滅亡，同時中國的帝國制度也即將走到了盡頭。

漢武帝是中國古代社會一位具有雄才大略，成就傑出的帝王，一生頒佈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法令，對漢代的政治走向以及之後歷史發展均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其中推恩令是漢武帝統治初期最為重要的一項法令。推恩令頒佈於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據司馬遷《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的記載“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可見推恩令的主要內容是允許諸侯王將王國封地劃分給除嫡長子以外的兒孫，但新王國的封號必須由朝廷授予，表面上看，這項舉措是廣施德惠，實際上卻是削弱地方諸侯權力，鞏固中央集權的措施。

分封與削藩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常見的一對矛盾關係，大凡王朝建立初期，為了實現鞏固統治的目標，王朝的建立者大都會對子孫進行分封，比如晉武帝司馬炎、明太祖朱元璋，但隨著統治的逐步穩固，諸侯王反而又成為國家不安定的主要因素，晉代的八王之亂，明朝的靖難之役都與其有關。相比於貿然削藩而言，推恩令不費一兵一卒，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不得不說是漢武帝政治智慧的體現。

主父愜是西漢時期漢武帝劉徹的重要謀臣他出身貧寒,懷才不遇,直到元朔元年(前128年)直接上書九條,始得漢武帝重視。此後他大展才華,連續為漢武帝獻計獻策,成為武帝決斷國足的重臣之一、在主父堰諸多的有效建議中,以削弱諸侯權勢、鞏固漢皇政權為目的,以連續建議、分層實施為特點的“推恩令”,處處閃耀著“連續性建議”的智慧之光,成為歷代謀臣、秘書為領導提供決策建議的典範。

《推恩令》的實施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基礎上，也使得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斷加深，使得“大一統”的觀念深入人心。中華統一於秦，漢唐到達文明頂峰，並在清代最終形成基本的疆域輪廓。《推恩令》中體現的政治智慧深深地根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而“大一統”思想的文化根基即在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事實上，中國幾千年以來是一個文化共同體，而不完全是一個政治共同體。這種文化共同體的構建和“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密不可分。

《推恩令》是中國古代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它對於中國加強中央集權、“大一統”思想的形成至關重要。同時，相比較於近代法國的《阿萊斯恩典敕令》《楓丹白露敕令》體現出了中國古代獨特而又傑出的政治智慧，其中所體現的強化中央集權、堵不如疏的改革方式，對當今中國仍然有著一定的借鑑意義。

中國歷史劃時代的變法有春秋戰國時期秦孝公時的商鞅變法，使秦國成為實力最強的國家。公元485年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民族大融合。公元1069年的王安石變法以及公元1898年的戊戌變法。

（1）經濟方面

以農求富的經濟改革。商鞅變法首先是發展農業生產，增強經濟實力。

（2）政治方面

獎勵軍功、加強集權商鞅變法的根本目的是在富國的基礎上實現強兵。

（3）法律方面

實行“法制”，以法律的形式廢除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建立起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

秦國商鞅變法的特點是廢除了世襲貴族世襲的權力，根據自己的能力得官授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