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司馬遷評價孟子說：“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又說孟子“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所謂“所如者不合”與“迂遠而闊於事情”，是說孟子的學說主張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相差太遠，孟子被認為是過於理想化了。

孟子講仁義，把仁義概念建立在對人的心理分析之上。

為了強調仁義，所以深自樹立，高自標榜，以求激勵人心，要求人在後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語所說的“唱紅臉”。

表面上講性善，實際上重在後天行事。

孟子貢獻主要表現在如下方

（一）仁政學說。這是孟子對孔子“仁”的學說的一種發展。孔子的這一學說是一種含義極廣的倫理道德觀念，孟子將孔子的仁學思想擴而廣之，發展成為包括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施政綱領，這就是仁政。

（ニ）提出了性善論。認為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每個人生來就具有憐憫同情之心、著恥憎悪之心、恭敬辭讓之心以及是非之心。這四心是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觀念的萌芽，如果能讓人們把這些萌芽擴充開發出來，就會匯成滔滔江河，不可遏止，治理天下就是極其容易的事了。

（三）民貴君輕的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在這三者中，人民最重要，接下來是國家，最後才是君主。君主要想鞏固統治，就要取得人民的擁護，而要獲得人民的擁護就要施行仁政。這是一種重民的思想，應該說是一種了不起的貢獻。

（四）積極的進取精神。孟子具有強烈的進取精神，他認為這種精神主要表現在：一是不怕吃苦，所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如果一個人不能經受住苦難的磨難，是難於擔當大任的；二是要積極進取，要具有為事業而獻身的精神，甚至要“捨生取義”；三是要具有高風亮節，即要具有“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要敢於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而抗爭。

正因為孟子在發展儒家學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儒家學派中其地位僅次於孔子，故元朝在至順元年，加封他為“亞聖公”，這是以後稱其為“亞聖”的緣由

在舊時的中國，尤其是宋代以後，孟子可以說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這大概還得拜南宋後出現的發矇讀物《三字經》所賜。《三字經》劈頭就講“人之初，性本善”，這可是孟子的意思。第二句“性相近，習相遠”，那才是孔子的話。可見，從那時起，孟子的地位並不比孔子低。

孟子名軻，生活在動盪的戰國中期，鄒（今山東省鄒城市）人。關於孟子的生卒之年，學術界歷來有許多說法。生於約公元前372年，卒於約公元前289年。

孟子的生平經歷，與其崇敬的孔子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一、與孔子一樣，他也長期開門授徒，即使在遊歷諸國時，學生們還是伴隨其左右；二、與孔子一樣，他也有強烈的從政願望，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因此中年開始他也周遊列國遊說，而“僕僕於道路”的結果和孔子也差不多，沒有哪位國君真正願意接受其政治主張；三、與孔子一樣，晚年時孟子也退居故里，與學生一起討論學問。

歷史上有一個通行觀點：孔子以後“儒分為八”，到戰國中後期演變為兩支。一支始於子夏，講文獻之學，數傳而至荀子；一支始於曾參，究義理之學，二傳而至孟子。以後，荀子便是漢代經學家所尊信的大部分儒家經傳的先師，孟子則成為兩宋起道學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儒家內部這兩派的分野，也就是所謂“學統”與“道統”之別，“漢學”與“宋學”之分。這以後，“孔孟之道”幾乎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詞。

孟子去世以後，由他為代表的儒家中之一派似無太大的發展。到了戰國的晚期，由荀子代表的一派漸漸嶄露頭角。荀子稍晚於孟子，他長期居齊，因學問博洽，曾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的“祭酒”。他精通多種儒家經典，被認為是儒家經學早期傳授中十分重要的人物。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對子思、孟子一派曾有嚴厲的批評，說他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的批評只能說是當時儒家內部的派別鬥爭。

秦漢以降一直到兩宋以前，孟子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只被視為一般的儒家學者；孟子其書，只能歸入“子部”一類。在官私文獻中，多是“周孔”或“孔顏”並提，鮮見有“孔孟”合稱的。令人注意的是，東漢趙岐在註解《孟子》時，曾把孟子尊為“亞聖”，還提到西漢文帝時設定過《孟子》的“傳記博士”。可“亞聖”之名，未被宋朝以前的官方認可過；而“傳記博士”即使存在過也為時很短，且不說此事因不見於《史記》《漢書》記載而頗啟後人疑竇。當時，也有人批評孟子，最典型的應該是東漢的王充，他在《論衡》中專立了《刺孟》一篇，列舉了孟子八個方面加以批評。

歷史進入唐代，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爭論國子學當祭“周孔”還是“孔顏”時；唐太宗增加從左丘明到範寧二十二位儒者從祀孔廟時；唐玄宗封顏淵為“亞聖”和“兗國公”、封“孔門十哲”和“七十子”為侯、伯時；孟子都隻字未被提及。當時科舉考試的“明經”科目中只有“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以及《周易》《尚書》《毛詩》這“九經”，《論語》和《孝經》則被列入了“兼通”，而《孟子》一書沒有資格入選。此時的《孟子》一書，尚不如《老子》《莊子》《文子》《列子》這四部道家著作，後者在唐玄宗時被列入科舉，稱之為“道舉”，課試與“明經”相同。

但從中唐起，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漸漸地，孟子之名被廁於孔子之後，成為僅次於孔子的“賢人”；孟子其人被政府加封了爵號，從祀孔廟；孟子其書被增入儒經之列，懸為科舉功令，不久又超越“五經”而躋身於“四書”，變成中國士人必讀的官方教科書。這個變化過程，就是歷史上的“孟子升格運動”。

變化最早出現在唐代宗的寶應二年（763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建議把《孟子》與《論語》《孝經》並列為一“兼經”，增為“明經”科目。此事雖未見允，但卻開啟了《孟子》由“子”升“經”的先聲。

真正揭開孟子升格運動序幕的是韓愈。韓愈在其《原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統”，並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孔子之後，與那些“古聖先王”相提並論。韓愈以尊“孔孟”取代唐初的尊“孔顏”，在當時的學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如唐末的皮日休，他於唐懿宗鹹通四年（863年）上書朝廷，建議將《孟子》作為國家“明經”考試的單獨一經。但韓、皮之說只是少數人的呼籲，並沒有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趙宋立國伊始，承襲唐代舊制，國子監所祭仍為“孔顏”，明經取士仍考“九經”。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重視孟子其人其書的大概也只有柳開和孫奭比較有名。柳開受皮日休影響，十分推崇孟子，但當時的影響並不大；孫奭乃是三朝宿儒，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曾受命校勘《孟子》，由此“請以孟軻書鏤板”，並撰成《孟子音義》二卷。

孟子升格被重新喚起，那是在宋仁宗的慶曆之際。當時，學壇上出現了一股社會思潮，而“尊孟”也成為思潮的取向之一。慶曆思潮的領袖人物是范仲淹和歐陽修，他們都屬於“尊孟”一派。如范仲淹發揮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標舉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宋代新儒家的理想人格風範。歐陽修推尊孟子，認為“孔子之後，唯孟子最知道”。當時最推崇孟子的應該是孫復、石介師徒，他們反覆強調儒家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揚雄、王通、韓愈這樣一個聖賢相續的“道統”。他們作為北宋前期首出的經學家和教育家，在當時的學術界有很大影響。在思想界出現“尊孟”的同時，實質性“尊孟”的行動也開始出現，那就是山東兗州鄒縣孟廟的建立。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出知兗州的孔子第三十五世孫孔道輔，在鄒縣建成孟廟，以公孫丑、萬章等配享，還專請孫復為此事寫了記文。

自慶曆以後，孟子升格進入了迅速發展期，到了宋神宗的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年）達到高潮。當時，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及王安石的“新學”，儘管政治意見相左，卻都屬於“尊孟”之列的。

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他把孟子引為自己的千古知己，把成為孟子式的人物當作人生的目標。王安石之“尊孟”是時人公認的，其弟子陸佃評價乃師曰：“言為《詩》《書》，行則孔、孟。”其政敵司馬光也說他：“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老子之言。”王安石之學得力於孟子，故其治《孟子》一書亦勤，有《孟子解》十四卷，今已佚。其“新學”一派中人對《孟子》也多有鑽研。王安石一派由於掌握著當時的國家權力，所以在行動上將“尊孟”積極付諸實踐。

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的科目之中。

熙寧七年（1074年），支援王安石變法的經學家常秩，請立孟軻像於朝廷。

元豐六年（1083年）十月，孟子首次受到官方的封爵，詔封為“鄒國公”。

元豐七年（1084年）五月，官方首次批准，允許孟子配享孔廟。

政和五年（1115年），政府方面承認兗州鄒縣所建的孟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十七人從祀。

宣和年間（1119—1125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刻成石經，成為“十三經”之一。

在上列事實中，熙寧間為王安石當政期間，元豐間王安石雖已經退隱，但執政者蔡確、章悙等均為“新黨”中要人，故一向詆詬王安石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孟子配享，乃荊公請之”；政和至宣和年間是蔡京當國，亦號稱行“新法”。因此，王安石及其“新黨”，實在堪稱孟子升格運動中之功臣。

宋室南渡以後，孟子升格已進入尾聲。當時，王安石“新學”儘管遭到排斥，但“尊孟”取向卻為統治者全盤接受。到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年），國子司業劉㷍奏准將朱熹的《論語孟子集註》作為官方之學。差不多同時，目錄學家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正式從目錄學上把《孟子》一書由“子部”升格至“經部”。至此為止，孟子升格運動已告基本完成。到元朝的至順元年（1330年），元文宗加封孟子為“亞聖公”，這可說是整個孟子升格運動的句號。

當然，孟子升格運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期間也出現了不少逆向的言行，即刪孟、議孟、疑孟、辯孟、黜孟乃至詆孟的思想傾向。舉其重要者言之：如唐末林慎思作《續孟子》，把《孟子》書中他以為不是孟子“原意”的內容加以改寫。北宋慶曆之際的李覯作《常語》，提出孟子不續“道統”、孟子背叛孔子、孟子懷疑六經、孟子不尊王、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反對孟子排斥功利。李覯的學生陳次公、傅野等則附和乃師之說。北宋熙豐之際，司馬光著《疑孟》，對孟子加以批評。司馬光的“疑孟”，從政治上講，目的是攻擊王安石變法；從學術上講，是因為他信奉西漢揚雄的思想。司馬光的門人晁說之著《儒言》，反對孟子的態度較其師更激烈，而矛頭所指也是王安石。他公開上疏，反對當時立《孟子》於學科。南宋初的鄭厚作《藝圃折衷》，對孟子進行人身攻擊，極盡詬罵之能事，說孟子是借孔子思想而“賣仁義”。南宋中期的葉適，在其《習學紀言序目》中，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反對當時的尊孟風氣，他否定孟子一系獨傳“道統”，批評孟子專言心性，批評孟子不切實際的政治思想等。認為孟子身上存在著四個毛病，“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

以上諸人的反孟言行，由於不適應時代潮流，所以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效果。倒是後來的明太祖朱元璋曾掀起過一點反孟的小浪。作為絕對專制獨裁的君主，朱元璋對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十分反感，開始想罷去孟子在孔廟配享的資格，後在大臣冒死進諫下只能作罷。但他卻下令刪除《孟子》書中“激進”的話共八十五條，出版了一本名為《孟子節文》的書，規定科舉考試不能出現已被刪掉的文字。但即便權傾一時的皇帝，也不能改變已深入人心的文化傳統。所以，“怪胎”式的《孟子節文》一書，並沒有流傳開來。

應邀作答：

孟子與孔子雖相隔200年，但是他們的思想體系是一脈相承的。孟子推祟孔子學說，對教育方面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孟子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並稱“孔孟”。代表作《魚我所欲也》已編入初中語文教科書中，《寡人之於國也》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中。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學說上，他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對儒術的理解。他主張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遊歷於齊、宋、滕、魏、魯等諸國，希望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歷時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於事情”，而沒有得到實行。最後他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相對孔子來說對教育方面都是有很大貢獻的。謝謝你的盛情邀請，再會。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鄒國（現山東省鄒城市）人，有人認為鄒國是魯國的附屬國，也有人說孟子是魯華人。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思想主義流派。在政治上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在學說上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

提出有所謂的天才，但也重視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反對“逸居而無教”。把治學和認識歸結為找回散失本心的心性修養問題。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了孔子在進行教育時，必須採取因人而異的多種方法。而且，對“因材施教”進行了改進。

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丑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中有云：“……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最後一篇《盡心章句下》。原文如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孟子是先秦儒家學派的完成者,他對孔子學說的完善和發展有卓越的貢獻,對後世和我民族精神的形成也有著巨大的影響。本文以孟子對孔子思想的闡發,結合當今建設現代精神文明亦應弘揚傳統思想精華的視角,首先列述了為孟子所鄙夷的自賤人格的幾種主要表現:枉尺直尋、脅肩諂笑、鑽牆逾穴、貨取等,有反面對照教育作用；繼而分析孟子所以貴重人格尊嚴,在於他主張人格應是獨立的、平等的和超越社會上的貧富貴賤,體現了古代民主、人權思想,進而發掘孟子提出的人格的內在價值"天爵"、"良貴"等概念的深層理論基礎。文後據孟子論述,強調高尚人格來自嚴格的修養:自律和實際錘鍊。

孟子的一生經歷，很像孔子，過著長期的私塾講學的生活方式，中年以後帶著學生周遊列國，以實現他的政治抱負。隨從學生達數百人，跟在孟子後面的車輛有數十乘之多，所到國家，無不受到當地國君尊崇，但他卻自恃才高，無所顧忌的當面批評國君的不是，甚至國君被他指責的“顧左右而言他”，這樣的情況下，他的政治主張肯定不會受到任何一個國君的釆納，只得悻悻而歸。

晚年的孟子回到家鄉，開始著書立說並繼續他的教育事業，並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經過整理《經》.《書經》，著有《孟子》一書，用來闡發孔子的思想學說。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仁政”為核心的思想學說。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根據周朝制度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同時，又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相互存在的關係比作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像父母一樣關心和愛護所管轄的人民，而被統治者應像對待自己父母一樣順從與親近統治者。

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性善論”，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源於人的本性，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以為透過學習，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孟子以子思的“思誠之道”為依據，提出“盡心.知性.知天”等觀點，從而形成了含有“唯心主義”的一套思想體系。

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認為“有教無類”，在進行教育時，採取因人而異的方法，並制定一套標準，讓學生有一個明確的學習目標，孟子倡導的學習方法與教育方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歷史上對於孟子的評價很高，《漢書.楚元王傳贊》說：“自孔子歿，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

孟子相對於孔子來說的教育方面的貢獻是孟子的思想理論:道德上要“先義後利，捨身取義”，人格上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這個也做人原則。而孔子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當仁不讓於師”是孔子的教育理念。

孟子:

漢族，戰國時期鄒華人，魯國慶父後裔。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及其門人著有《孟子》一書。孟子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對後世 中國文化的影響全面而巨大，有“亞聖"之稱，與孔子合稱為“孔孟”。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

對後世的影響意義遠大

孔子之後的又一儒學家，孟子三歲時成單親家庭，其母親辛苦教育下長大，孟母三遷就是教育孟子成材的精典詞語，孟母管束甚嚴，其“遷地教子”、“三斷機杼”等故事，雖不一定可靠，但卻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之典範。

孟子曾周遊齊、晉、宋薛、滕、梁列國，遊說他的“王道”和“仁政”思想，歷時約二十年，並一度成為齊宣王之客卿。當時的爭戰紛紛，人們的顧不上聽從孟子的言論，從而孟子開始著書立傳了。在教學中孟子常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貴君輕）為教育思想和政治觀點的儒家經典著作。被民眾稱之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特別是孟子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原則和方法”、“教育環境”等教育思想對現代教育啟發和借鑑促進作用。孟子強調：“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也就是說，仁義禮智這些道德，並不是外在虛飾於我的，而是我本來就有的，只是沒有領悟到而已。

說明自身本來就有的，沒有觸及心靈領悟到而已。充分說明，人性本來是善的。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含義，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孟子認為人的道德觀念是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本身固有道德觀念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都是圍繞著天的範疇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理論是人的純善之心，是天生就有的，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政治思想上突出仁政、王道，提出民貴君輕的理論，對後世中國文化的影響全面而巨大，孟子被尊有“亞聖”之稱，對現如今有著現實意義對於構建和諧社會有促進作用。所以說當今時代有著與古代的環境不同，但政治思想理論仍是離不開人的，所以說孟子的理念是人性化的，即便是古代如此至現代如出一轍正是民與君所說，民眾是基礎，所以民眾的思想教育是離不開仁義禮智的，民眾的基礎堅固如磐石，和諧構建促進社會發展更加堅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