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所處的時代，國家有三個概念，出生之國謂之鄉國；居住或出仕之國謂之君國；神話譜系先祖之國謂祖國。



當時主流價值觀是“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即君國優於鄉國，出生於哪個國家、祖輩在哪個國家不是最重要的，為哪個國家效勞、在哪個國家能施展抱負才是最重要的。是以有“士無恆君、國無定臣”的說法。孔丘為尋求出仕以推行周公之禮而周遊列國；伍子胥因父兄被楚平王錯殺而奔吳國，並率吳軍攻陷楚都，將已經去世的楚平王掘墓鞭屍；蘇秦掛六國相印；李斯不願做“廁鼠”而棄楚奔秦做“倉鼠”。



屈原身為楚國貴族，其品德與日月爭光，且“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原出使齊國，爭取齊楚同盟進而推動關東六國合縱，楚懷王為縱約長；力推內政改革，“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然而，屈原的正確主張被貴族保守派攻擊，他被奸佞小人構陷，繼而被貶為三閭大夫。



屈原的忠誠並沒有得到楚王的認可，後又被二度流放。在屈原早期作品《橘頌》中，他反覆吟唱：“深固難徙，更壹志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屈原借家鄉之橘詠懷，有人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屈原則在十八歲發出“深固難徙”的誓言，無論其職位如何變化、無論其際遇如何改變、無論其生活如何艱難，他都牢記使命、不忘初衷，始終堅持。屈原不是神，他也面臨著一個重要而痛苦甚至致命的抉擇－鄉國、君國是統一還是分割？



他清醒地看到自己面臨的打擊和誘惑。他深深知道如果改變理想與信念以從俗，即可獲得政治新生；如果遠走他鄉，也可獲取重任。但他九死未悔。在國內，他說：“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對於出走，他有過多次複雜的心理鬥爭。在女嬃、靈氛、巫咸等多人勸解下，他決心離開家鄉，“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但當他升上天空時，他對故土戀戀不捨，“僕伕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做出自己的選擇，“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最終以江水自證清白。



中國傳統文化有別於西方“罪感”文化，它是一種“恥感”文化。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知榮明恥的歷史，華夏文明就是一個明辨榮辱的文明。知榮明辱塑造了一個偉大的民族。屈原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屈原文化蘊含著鮮明的榮辱觀，弘揚屈原文化應從知榮明辱做起。

　　屈原文化指屈原創造的或後世創造的與屈原相關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的總和,其時間跨度約兩千三百多年,空間分佈以長江、漢水、洞庭湖、鄱陽湖、臺灣海峽兩岸為核心分佈區,輻射到全國及東南亞、東亞、歐美。屈原文化是一種中介文化,早期是一種地域文化,當前已發展為一種歷史文化。在屈原文化價值體系的演變中,屈原由普通的 士 成為被敬仰的 人格的神 ,又由 人格的神 到 愛國的精神標識 。人們力圖在屈原的解讀與描寫中,重現歷史事件中個體生命的自我體驗與價值困境,並復歸傳統文化精神,重構一種普泛化的倫理道德形態

屈原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屈原文化蘊含著鮮明的榮辱觀，弘揚屈原文化應從知榮明辱做起。

鮮明的榮辱觀是屈原文化的核心

屈原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且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屈原所處的時代，是戰國末年，是從奴隸主所有制轉變到地主所有制、從奴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的大轉變時代。

春秋戰國是中國哲學思想百家爭鳴的時代，屈原生活在由儒到法的過渡時期，其思想反映了儒、法兩家思想的演變。他的政治理想“德政”，吸收了一些法制觀念，形成為反映新興地主階級利益和廣大被壓迫、被奴役人民的某些要求的思想。

屈原作為一個詩人，從同情人民關心人民的角度出發，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的階級矛盾，揭露了統治集團的腐朽和反動，為堅持自己的美政理想而鬥爭。　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體現為熱愛大中國的愛國主義和同情最下層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無畏的批判精神。鮮明的榮辱觀是屈原文化的核心。

　屈原愛憎分明。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憎恨誤國誤民的昏君和姦臣。他正道直行，為朝廷竭忠盡智，結果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離騷》怨恨懷王，諷刺椒蘭，無情地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行，莊嚴地宣判了他們的罪狀。民本主義是屈原理想的核心，他思想上同情人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從政期間，他想透過改革使人民得到好處。在共赴困難的時候，他不願離開人民，“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屈原美醜分明。在治國上，他追求“美政”，以天下一統為美，以天下分裂為醜；以“有德在位”為美，以無德在位為醜；以“舉賢授能”為美，以政權世襲為醜；以“循繩墨而不頗”為美，以“背繩墨以追曲、競周容以為度”為醜。

在修身上，他追求高風亮節，“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為常。”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清醒為美，以濁醉為醜；以“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為美，以同流合汙為醜；以“受命不遷，深固難徙”為美，以“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為醜；以“高冠岌岌、長佩陸離”為美，以“細腰的朝臣、婦飾的儇子”為醜。

　屈原善惡分明。他用自然的美表現道德的善，也用自然的醜表現道德的惡，他把屬於美學範疇的美、醜，和屬於道德範疇的善、惡緊密地結合起來，對美的善的乃是讚揚歌頌，對醜的惡的則是詛咒擯斥。他讚揚和批判的標準，是以人民之好而好之，以人民之惡而惡之。“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　

屈原明美醜，知善惡，愛美愛善，憎醜憎惡，以美、善為榮，以醜、惡為恥，大是大非毫不含糊，原則問題從不苟且，知行合一，以高尚的人格樹立了一座不朽的道德豐碑。

明法度之嫌疑”、“循繩墨而不頗”，反對“背法度而心治”、“背繩墨以追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