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說呢，林語堂先生對蘇東坡確實是十分偏愛的，文章許多地方或許稍顯誇大，但是個人認為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翻譯。

第二次看此書是中英文版本同時看的，那時候才發現很多英文版本所要表達的意思和中文相去甚遠。英譯漢時確實會因為譯者的理解不同而產生意思上的偏差，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此書的英文原版。

此書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長篇傳記開標立範之作，學貫中西的林語堂先生用生花妙筆，將一位偉大的文學家、政治家、書畫家的一生娓娓道來，同時，也把一個性格鮮明、多才多藝、形象飽滿、可敬可愛的蘇東坡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對蘇子的精神世界，評價到：他的人品道德構成了他名氣的骨幹，他的風格文章之美則構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蘇東坡

蘇東坡即是蘇軾（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贈太師，追諡號“文忠”，眉州眉山人（今四川眉山）人，是父親蘇洵的長子，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散文家和詩人。嘉佑二年（1057年）與弟轍同登進士。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熙寧二年（1609年）父親喪守制期滿還朝，為判官告院。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反對推行新法，自請示外任，出為杭州通判。遷知密州（今山東諸城），移知徐州。元豐二年（1079年），罹“烏臺詩案”責授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立，高太后臨朝，被複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任末旬日，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又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後改知潁州，知揚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親政，被遠貶惠州（今廣東惠陽），再貶儋州（今海南儋縣）。徽宗即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卒於常州（今屬於江蘇），年六十五歲，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豪放派代表人物。他與他父親蘇洵（1009-1066）弟弟蘇轍（1039-1112）皆以文學名世，世稱“三蘇”；與漢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齊名”。蘇東坡還是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作品有《東坡七集》《東坡樂府》等，政治上屬於舊黨。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之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宰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掉宰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被罷去宰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悶然病逝於鐘山（今江蘇南京），諡號“文”故世稱王文公。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王安石在文學上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代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蘇東坡傳-林語堂

蘇軾在這本書裡寫了什麼內容！概述，講了他受歷代文人的歡迎，死後被封為文忠公的諡號出生在眉山童年參加科舉考試父子三人受重視在鳳翔做官，幾個有關押神鬼的小故事王安石變法介紹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和故事蘇軾受到彈劾兄弟兩個人的感情在杭州做官時認識的詩人，名妓，高僧寫抗暴詩修黃樓烏臺詩案 逮捕與審判在東山居住為農寫赤壁賦練瑜伽，煉丹浪跡天涯太后恩寵蘇軾的畫謙退，主動請求做小官又到錢塘，搞水利賑災為官之道又遭貶官被貶嶺南過著仙人般的生活被貶南海回京途中去世

王安石與蘇軾

這裡有個王安石與蘇軾之間的故事，烏臺詩案

大約蘇軾在朝廷當禮部尚書的時候，在他被貶謫之前，有一天，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見烏齋臺桌子上擺著一首隻寫了兩句尚未完成的詩.....“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

蘇軾瞧了瞧，好生質疑，覺得明月怎麼在枝頭叫呢？黃狗怎麼在花心上臥呢？以為不妥。

於是提筆一改，將詩句改為“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

王安石回來後，對蘇軾改他的詩非常不滿，就將他貶到合甫。

蘇軾到合甫後，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見一群小孩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黃狗羅羅。黑狗羅羅，快出來呀？羅羅羅，羅羅羅。”

蘇軾出於好奇，就過去問小孩子喊什麼，小孩說，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好捉它。蘇軾湊到近前一看，見有幾條黃色，黑色像芝麻大小蟲子在花蕊裡蠕動。

又問小孩這是什麼蟲？小孩子說“黃狗蟲，黑狗蟲”。

蘇軾離開花叢，來到一顆榕樹下，正碰到樹上一陣清脆的鳥叫聲，問旁人，這是什麼鳥叫？

旁人答道：這叫明月鳥，

此刻蘇軾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錯改了王安石的詩。

但是後人評價說，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小了吧，他雖懂得地方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把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臺詩案”，置蘇軾下獄，進而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有啥區別。

其實，從歷史的實際上看，王安石乏蘇軾，錯改兩句詩，這也只是表面 上的原因，實質主要原因，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因此蘇軾幾次先後別被貶。

王安石與蘇軾是同朝為官的人，蘇軾主張舊派，王安石主張新派，在歷史長河角度上去講，也不能說誰對誰錯，誰好誰誰壞。任何事情”發生在別人身上都是故事，發生在自己身上都是事故”。每一個人都是一本“書”；有的人把自己的這本書，有的人把自己的這本書寫出來，公佈於社會，流傳歷史上；有很多默默無聞的人，沒有把自己這本書公佈於世，傳承歷史，沉沒在歷史的海洋裡。但是歷史故事總是給後人們一個警示和學習的機會。我想人這一生就是在認知事物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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