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思就是天下還沒有混亂，而晉國內部先混亂了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含義

正確的理解這句話的含義，這裡的“蜀”不是狹義的指現在的四川一省，而應包括西蜀，巴東甚至漢中。這句話中的“亂”對統治者而言應理解為能相對成熟運作的政權形態，這樣才能對其構成真正意義威脅，而如“黃巾起義”等流竄式的缺乏統一性的起義不包括在內。

歷史例項證明這句話確實是對的

　　縱觀歷史，確實有許多的例項何意印證。例如東漢末年時期，劉焉為避世亂而自請益州牧，後以米賊作亂阻斷交通為由中斷與中央聯絡，呈半獨立狀態，甚至私做輿車千餘欲稱帝，成為三國時代最早的一批割據勢力。而西晉末年雖有“八王之亂”在先，但在晉朝疆域內率先割據稱帝的卻是在蜀地自立的成漢政權。

以上是前半句的證明。至於後半句，光武平定中原而得隴望蜀，最終消滅公孫述政權實現統一，同樣，明太祖在南方殲滅陳友諒與張士誠後命徐達北伐，攻克元都，奪取中原，而後平定四川大夏政權基本完成全國統一。甚至新中國建立後也是平定大西南才使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徹底失去威脅。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個話是來自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國演義》裡的卷首語！！

原話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週末七國分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併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出此處。

後來常指指人或事物變化無常，分合無定。此句也用來表示人物或事情的發展分分合合擁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和必然註定。

1、第一次割據戰亂時期：東周的春秋和戰國時期。春秋，有春秋五霸、吳越爭霸等；戰國，戰國七雄，合縱連橫，群雄逐鹿。

2、第一次統一時期：秦始皇滅六國，建立秦朝，稱制始皇，中國進入封建時代。後經過西漢220年、新15年，東漢195年，中國都處於統一階段。

3、第二次割據戰亂時期，東漢末年，烽煙四起，民不聊生，董卓、袁紹、劉表、孫吳、曹魏、蜀漢等群雄並起，最後形成了劉備為代表的蜀漢、曹操為代表的魏、孫權為代表的東吳，最後歸於西晉，歷時60年。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對這段歷史的概括和總結。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政治以及軍事等方面的地域化特點,各種力量紛紛立足於地域和民族本位,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割據政權。在各方競爭的歷史當中,完成中國的統一一直是帝王們的願望,因此他們繼承了此前歷代相沿的“正統之爭，為統一中國作輿論上的準備,但因各方力量在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均衡,“正統之爭”的結果,僅僅是“中華正統”相繼為各政權利用,並在事實上成為延續分裂的輿論工具,“正統”在很長的時間裡並不能實至名歸。既然統一遲遲不能實現,各政權只好退而求其次,“守國”就成為他們最為現實的選擇。各方守國,既保證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有較為穩定的環境,又為統一作準備,所以它的最終歸宿,仍然是統一的實現。

魏晉南北朝政治格局也隨各種力量的變化而不斷改變。“本位政治”的演變,奠定了魏晉南北朝時局的經濟、政治以及軍事基礎,“正統之爭”在其中充當了輿論工具的作用,引領時局走向統一,而割據政權的“守國形勢”,則是在以上兩條線索的指引下,受政治格局影響不得已而為之的國策,各方守國,僅為權宜之計。從漢末軍閥混戰開始到隋統一全國,延續了近四百年的分裂,期間僅有西晉的短期統一。所以“分裂”是當時時局最為顯著的特點。但在不同時段,分裂卻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先是魏蜀吳三足鼎立西晉短期的統一被五胡十六國代替之後,“九州幅裂”的多邊分立又成為當時分裂的總體特點南北朝時期,“對峙”則成為當時南北關係的總體格局,最後又以隋朝的統一作為結束。

不過應當說,“九州幅裂”並不能對五胡十六國時期時局作具體而微的說明,因為在這段歷史當中,南北對峙、三足鼎立的分裂狀態也交替出現所以魏晉南北朝事實上也在三分、對峙以及統一這三種時局的交替當中存在。“三分之局”並非魏晉南北朝時期唯一的時局結構。總體來說,它僅僅是各政權統治者在特殊情況下的無奈選擇,一旦時機成熟,兼併統一戰爭不可避免。胡三省所謂“南北之形”,即南北對峙不過在南北對峙的過程中,隨著雙方實力的變化,南北之間的均衡狀態逐漸被打破,所以這種局面很快就會得到改變,並有可能出現統一的格局。這便是魏晉南北朝時局的第三種選擇。

但應當注意的是,儘管“對峙之局”一般從“三分之局”而來,但很有可能又回到“三分之局”,也有可能變為更加嚴重的分裂狀態,但作為一種歷史趨勢,無論是三癱是九州幅裂,都要走向統一,並且。對峙”是走向統一的必經階段。總體來說,魏晉南北朝經歷了幾個具有較為明顯特徵的政治格局形式,即三分之局、對峙之局和統一之局。三分之局由九州幅裂局面演變而來,像漢末軍閥割據幾十年,最終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因此可以說這是區域性的統一,它是走向華夏一統的過渡階段。

“三分之局”產生之初,由於各方力量基本處於均衡狀態,所以暫能相安無事,但經過幾十年的變化,這種均衡狀態肯定會被打破,從而才走向“對峙之局”。後來燕秦晉三方鼎峙,以及東西魏與南朝政權的鼎立,都是如此。對峙局面存在一段時間底便會有兼併統一戰爭的出現,比如把水之戰。不過因為發動戰爭者往往“驟勝而驕”,或者不得民心,因此結果往往又以失敗告終。對峙之後是華夏一統。這在西晉時期出現過,但更為典型的則是隋唐大一統帝國的出現。

隋朝最終完成中國的重新統一,這與它逐漸具備統一全國的經濟、政治以及輿論條件有很大關係。隋朝上承北朝民族遺緒,一以“關中本位政策俘為基礎,首先完成了在客觀上統一中國的準備,一同時贏得了很長時間裡不在北方的正統優勢,所以即便南朝有長江天險,事實上與北朝“共之”因此由它來完成中國的重新統一,既在情理之中。

反觀魏晉南北朝時局變換,起最終決定作用的,不是“正統所在”也不是“守國”政策,而是基於地區經濟的發展而推行的地域和民族本位政治。因為在九州輻裂的亂局當中,誰都可以標榜華夏正統,任何政權都可以在“守國”政策的指引下苟且偷安,但卻不能保證有足夠的實力與強者爭衡。所以只有首先立足本地,壯大實力,以待時日。不過“正統之爭”與“守國”政策雖成事不足,卻敗事有餘。分裂格局遲遲不能結束與此不無關係！

此成語出自《三國》。它是對歷史概況的總結。根據過往的歷史，人們認為天下格局就是如此：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歷史演變規律。

且上古遠古不說，單從周朝開始，一統中原。後形成諸侯割據而形成戰國。在諸侯割據的時代，即形成了分與合合與分的聯橫聯縱格局。今天你和他一夥，明天你又反對他而和我一氣。分合的局勢最後形成了戰國七雄國。可七國最後又被秦吞併，完成了大秦的南北統一。當秦國滅亡後，天下形勢又成了楚漢相爭，可惜楚被漢滅亡，天下又成了漢的天下。後至漢光武中興，基業傳到漢獻帝時，隨又成了三國分鼎的天下三分。至於隨唐以後的諸多東西分崩，南北混戰等都不在敘述了。而羅貫中的開卷篇之語其意即指上象。這是指的客觀的本義。

其此成語的含義即是指人或事物變化無常，合分無定。這是人或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也是客觀的必然之象。它的奧妙之處即是古人認為的全為一個利字上。無論是國家，團體，或是現代所謂的公司，企業，又或如歐美等國的北約組織國，歐盟成員國等，均是如此，均是看利而為之。有利我就合，無無我就分，如何有利我就如何做。分有分利，合有合利，無利而不為。古今中外，無不如此。所以說，此語並非單指古代的戰亂之象也。

謝謝邀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在統治者剛剛建立國家的初期，他一定會總結那些前朝滅亡的原因，體貼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疾苦，採取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輕徭薄賦，減租減息，使人民能好好地恢復農業生產，安居樂業，社會必然會出現一定時間的繁榮。為此統治者貪圖享樂，出現了，養尊處優的現象，要不多久時間，統治者慢慢地會變得昏庸起來，人民對統治者不滿的情緒產生，社會將會出現混亂。特別是繁重的勞役、高額的苛捐雜稅，迫使人民起來反抗腐朽的統治。使國家產生分化，出現了擁兵自重的地方勢力，使國家政權土崩瓦解。這些地方勢力，在各地稱王稱霸，這就是其所謂“合久必分”。這些地方政府，開始經營還是不錯的，不過，過了一段時間，有的政府變得腐朽沒落，遭到人民的反對，這就使人民嚮往國家統一。那些實力大的集團，並能經營得好的勢力，他們有實現國家統一的崇高理想。本來他們的力量不可能一樣，特別是那些實力小的，吏治混亂的，人民反對他的腐朽統治的，人們渴望國家統一的，這個地方勢力總先被滅亡。得到人民擁護的勢力將不斷擴大，人們渴望國家統一呼聲高漲，最後實現國家統一成為必然，就出現了新的國家。這就是其所謂“分久必合”。

我們透過閱讀古代歷史，會發現除了夏、商、周以外，其他的大一統封建王朝，往往會在其臨近崩潰、名存實亡時，出現大分裂、大動亂的現像！這大約就是《三國演義》裡所說的“合久必分”吧？而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震盪，各種勢力在角逐天下的戰爭中又經過了兼併重組，最終出現了一個或幾個勝出者。而後這幾個勝出者，又經過了殘酷的廝殺搏奕後，決出了最後的王者，而王者則可以透過勝者通吃的手段，終於將天下再度重新整合、統一，這就是所謂的“分久必合”！

那些古代王朝之所以會在其末世，出現大分裂、大動盪的局面，其根本原因還在於，在這個王朝的長期統治中，因為各種政策的失誤，而出現了隱患與危機，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隱患愈積愈多，危機也隨之而加深，以至於最後積重難返，出現了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各種危機，全面爆發的態勢。由此而來的是，不僅導致了王朝的統治基礎動搖，而且在統治階層內部還產生出了，巨大的離心力！而這股巨大的離心力，則是最終徹底撕裂王朝統治框架，造成王朝走向覆滅的最大推手！於是在這種內憂外患迭起的危急局勢下，封建王朝的解體與分裂已經無法避免了！

而在這此之後的天下，則陷入了分裂動盪之中，隨著各種勢力的殘酷竟爭，造成了天下大亂生靈塗炭的悲慘局面！由此帶來的則是人口大量傷亡，物質生產遭到巨大破壞，社會發展出現了大倒退，天下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悲劇！於是期盼天下重新安定，重新恢復完善而鞏固的統治秩序，將天下重新統一起來的願望，便成了從上至下的主流民意，由此便出現了由大分裂走向大統一的轉折！自此之後天下重新歸於統一的形勢便形成了，而那位勝出的王者，便成了促成天下統一的主要力量。於是在順天應人的背景下，天下又走向了“分久必合”的必然趨勢，最終一個新的統一而又強大的封建王朝便誕生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看似道破了天磯，其實啥都沒說明白。

天下統一，時間久了肯定要分解，你問為啥？因為只存在兩種狀態，統一和分裂。要麼統一，要麼分解，當是統一的狀態下，只能向著分解的狀態去運轉啊！

或者就是一直統一的狀態，那麼我會告訴你，是時間還不夠久。雞賊吧？

《三國演義》第一回開宗明義：“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作品結尾時又再一次強調：“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一部《三國演義》，一定意義上作者所要表達的，正是“分合說”這八個字。

《三國演義》中的“所謂天下大勢”，就是指國家政治遞嬗的運動趨向和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為了說明這一思想，作者不僅舉出了大量史實為證：“週末七國分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併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而且透過三國時期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外交的種種鬥爭，形象地揭示了分爭帶來的社會災難，展現了三國歸晉、天下一統的又一次“分久必合”的社會政治軌跡。

“合久必分”與“分久必合”，既是作者對這段歷史的基本總結，又是作者結構這部宏篇鉅製的理論框架，它不僅體現在作品的整體構思中，而且體現在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節安排中。因此，有人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來概括《三國演義》的主題，應該說是有一定根據的。回答題主的“分合說”話題，給予其正確評價，也是很有意義的。

誠然，“分合說”主要是從國家政權形式的變遷去探討社會政治運動軌跡和歷史發展規律，而對於社會制度的看法，基本上信守著“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思想，表現為一種僵化的封閉的思維模式，說它有歷史迴圈論傾向也未嘗不可。這種思維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會自給自足又週而復始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培育與薰陶，同時也與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的政治結構和週期性的政治震盪的實際經驗相聯絡。然而，僅僅看到《三國演義》思維的封閉性是不夠的，“分合說”的具體內容也不盡是保守的。當我們細讀《三國演義》就會發現，“分合說”表達了作者對封建社會政治的深刻認識和維護國家統一的進步思想。

《三國演義》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開始，首先探討了造成社會分裂的根本原因。作者認為，漢末三分，“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因為桓、靈二帝政治腐敗，“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誅之，機事不密，反為所害，中涓自此愈橫”；“後張讓、趙忠、封諝、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十人朋比為奸，號為‘十常侍’。帝尊信張讓，呼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人心思亂，盜賊蜂起”。

顯然，漢末的社會動亂與分裂並非是“合久”的緣故，而是封建統治者廢賢失政所引起，不是歷史的迴圈，而是人們自己的“創造”。這樣，“合久必分”的真實涵義就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由天命安排的盛衰之理，而是由人事所決定的政治運動規律。所謂“合久必分”，應當理解為社會在長期安定的環境中，統治者容易墮落腐化、不思進取，從而帶來社會政治的腐敗，激化社會矛盾，產生社會動亂與國家分裂。這是《三國演義》的實際描寫，所給予讀者的鮮明印象和基本結論。

探討“合久必分”的社會原因，僅僅是作品構思的起點，《三國演義》所集中描寫的是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東漢末年各個政治集團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而這些鬥爭均指向一個目標——“分久必合”。因此作品在結束時這樣總結道：“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這裡所說的“天下大勢”與開篇所說的“天下大勢”是有顯著區別的。開篇所說的“天下大勢”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落腳點在“合久 必分”；這裡所說的“天下大勢”是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落腳點在 “分久必合”。如果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對漢末社會動亂原因的分析，那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則是對三國時期近百年曆史的總結，是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的一種概括。

當桓、靈二帝朝政腐敗造成國家動亂以至分裂之後，那些亂世英雄們紛紛擁兵自重，懷橫掃六合之心，立平定四海之志，“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慾為公侯”。孫堅私藏傳國玉璽，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孫權事實上已南面稱孤道寡，他們都做著統一天下的美夢。儘管作者對於到底該由誰來統一天下有自己的情感傾向，但從未反對過任何謀求國家統一的行動。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維的九伐中原，鍾會、鄧艾的襲蜀，杜預、王浚的伐吳等等，都受到作者的肯定性描寫。即使對於“奸雄”曹操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等統一北方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作者也是予以讚揚的。至於描寫曹操在赤壁之戰慘敗，也無否定他南征的意思，而是批評和嘲笑他的驕橫和輕敵。儘管漢末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但作者並不贊成這種分裂。“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作品結束時的這最後兩句詩充分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態度和作品的感情基調。

作者筆下的曹操、劉備、孫權都是統一論者，而非分裂論者。

曹操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為己任，在破荊州、下江陵、進逼東吳的長江戰船上，他這樣表白過自己的理想：“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兇去害，誓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

劉備更是一直打著“興復漢室”的旗幟，招賢納士，發展力量，謀求統一大業。諸葛亮隆中對策雖指明天下三分的發展趨勢，但立足點不在三分而在一統。他說：“將軍即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至於孫權，儘管力不從心，卻也從未以劃江自守為滿足。赤壁戰之後，孫權更加器重魯肅，一次勞軍時，孫權聽說魯肅來到，便下馬立等，後又並轡而行，以此顯耀魯肅，魯肅卻說：“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為顯矣。”孫權聽了“撫掌大笑”，因為魯肅道出了他心中的隱秘。

《三國演義》歌頌這些謀求統一的英雄，而對於“守戶之犬”劉璋，“虛名無實”的劉表，“冢中枯骨”的袁術，“幹大事而惜身， 見小利而亡命”的袁紹等，作者則給予了有力的嘲諷，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他們沒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三國演義》不僅贊成統一，反對分裂，而且主張由仁德者來完成國家的統一。作品細緻地描寫劉備集團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發展過程，形象地說明了施行仁政、爭取民心是事業成功的關鍵。

三國歸晉同樣說明了仁政對於暴政的勝利。蜀國滅亡，是因為“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於酒色，不理朝政，於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吳國滅亡，是因為“吳國孫皓，不修德政，酷溺酒色，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而晉帝司馬炎卻能任賢授能，禮賢下士，其禮待羊祜即是典型例證。由此可見，“分久必合”並不是一種形式上的迴圈，而是仁政戰勝暴政的必然結果，是對原有社會政治秩序的改善和重組，是對堅持統一、反對分裂的進步思想的肯定與頌揚。

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國演義》中，“合久必分”與“分久必合”能夠概括封建社會政治變遷和政權遞嬗的現象，尤其是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條件下，強調統治者的社會政治責任，批判他們禍國殃民的罪行，無疑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

然而，“分合說”主要還是從現象上、形式上看問題，其基本思想傾向是將政治問題道德化、倫理化，並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不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去理解政治的內涵，不從社會制度方面去認識國家政權的遞嬗，而不適當地強調少數統治者的政治作用，就很難獲得對社會政治運動軌跡和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找到社會所以分合的根本原因，也就難以跳出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正因為如此，人們批評“分合說”有歷史迴圈論傾向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