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銘、墓誌在蕭梁以前多是延續舊體，以鍾繇書勢、筆法為基本，再加上鐫刻於石的工藝製作因素，具有一副古拙天真的面孔，如《王興之夫婦墓誌》、《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劉懷民墓誌》、《劉岱墓誌》等。而到了蕭梁的《瘞鶴銘》、《蕭憺碑》、《蕭敷墓誌·王氏墓誌》、《王慕韶墓誌》等，雖然風格各異，但都是在二王（王羲之、王獻之）一系書法中變化。並且，在品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時的書法呈現出日趨嚴謹的發展趨向，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在被後人逐步的規範化，這是追求法度的必然結果，在後來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一歷史的必然發展趨勢，為後來唐代形成“尚法”書法風格作了鋪墊。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書法最為輝煌燦爛的時期，中國書法進入了全面自覺的發展時期篆、隸、楷、行、草五體兼備，行書、楷書、草書日趨完善，書法藝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出現了鍾繇及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等對後世書法影響極大的傑出書法家。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官至太傅，故世稱“鐘太傅”。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今山東臨沂)人，官至右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

王獻之，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書令，人稱“王大令”。王羲之第七子，書法成就與父齊名，世稱“二王”。

智永為陳隋間人，是王羲之七代孫，克紹家學，《真草千字文》傳二王家法，精熟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