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讀了一篇文章，名叫《周公輔成王》，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武王死了以後，他的兒子周成王即位，他的兒子太小了，不能管理國家的，當時的周朝有點不穩固，周武王的弟弟，也就是周成王的叔叔，輔助周成王當皇帝。商紂王的兒子叫武庚，商紂王他原來是皇帝，他死了以後，他的兒子武庚沒有當上皇帝，他就想推翻周朝，他就說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想搶王位。後來周公就把他給殺了，平定了這場叛亂。

      這個故事裡主要的角色有三個，一個是周公，一個是周成王，一個是武庚，我最喜歡的是周公，因為周公他能幫助周成王，特別忠誠，很願意幫助別人。

      這讓我想到了伊尹，他也很忠誠，把太甲放在了桐宮裡，他也沒有篡奪王位，把太甲接出來後，伊尹還是讓太甲當皇帝，是個忠誠的人。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出自東漢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詩人曹孟德——曹操的詩歌《短歌行》。“周公”兩句畫龍點睛，明明白白，披肝瀝膽，希望人才都來歸順我曹操，點明瞭全詩的主旨。關於“周公吐哺”的典故，據說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這話也表達了詩人當時的心情。

答：對於為什麼魯國對於孔子不受重視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進行另一種方式解答，那就是儒家學說為什麼不受春秋戰國時期各個君主的重視？

首先社會處於大變革時期。春秋和戰國在政治上分裂割據，從西周時期的禮樂政法自天子出到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周天子不再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時期相繼為了爭奪地盤和財產，先後出現了春秋五霸，這些戰爭是毫無意義的，所以我們說“春秋無義戰”。

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形式開始有了一定變化，從無義之戰開始轉向統一戰爭。各個諸侯國為了能夠在統一戰爭中獲得勝利，紛紛開始組織變法，引薦人才。那個年代，諸子百家的思想，哪家的思想能夠迎合大一統的需要，統治者就會採納。

在諸子百家最重要的四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中，只有法家的思想強調“要在中央”，加強中央集權，所以法家的思想迎合了當時政治統一的需要。六國中，商鞅變法和法家思想的運用使得秦國如日中天，最終為其戰勝六國一統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礎。而儒家思想主要仁政，為政以德，企圖恢復舊制度“周禮”，在當時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只有在國家安定統一的基礎上，儒家思想的魅力才能得以彰顯。

因此，漢武帝實現大一統以後，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主張，最終使得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處於獨尊地位，影響了兩千多年。

現在再回到問題，我們就可以理解魯國為什麼不重要重用孔子？

孔子所在的魯國，是周代姬姓貴族的封地，開國國君是武王的弟弟周公。因此為了維護周朝的禮制，孔子在自己所在的魯國強調行周禮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而魯國的政治可以說是比較混亂的。比如我們學生生涯中所學課文《季氏將伐顓臾》：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從文中我們可以得出魯國大夫家族季氏要攻打一個級別比較低的貴族顓臾的政治事件。而此時季氏作為魯國實力最為強大的家族，實際的掌權者確實季氏的家臣陽虎。於是就有了孔子陪的感嘆，所以孔子想要在魯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的難度可想而知。

然而孔子在某一段時間裡在政治上是受到了重用的，比如魯定公九年，陪臣執國命的陽虎出逃。另一個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背叛了季氏，想要招攬孔子。一直鬱郁不得志的孔子此時已經52歲，面對這樣受到重用的機會孔子實際上是有所想法的。不過最終被子路所勸服。然後魯定公任命孔子為中都宰，大概三四年後，孔子成為了大司寇。這已經是非常重要的官職了，可以相當於後來專制體制下的宰相。孔子全面參與到國政裡來。

定公十年，孔子輔佐魯定公獲得了與齊國在外交上的勝利，齊人歸還了之前佔有的汶陽之田。十二年，孔子又平定了魯國內部的一次叛亂。這段時間裡，季氏所把控的實權很大程度上是被孔子所取代的。公羊傳中記載: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執政的效果就是多個月，也就是很長一段時間裡孔子在魯國擁有比較大的政治權力。這段時間裡，史書中記載: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由此可見孔子的執政效果不錯。不過這引起了鄰居齊國的恐慌。於是派了女樂去魯國，令魯國國君不思進取，從而怠慢了孔子。孔子見狀就沒有繼續為魯國為政。也能看出孔子對君臣關係的重視，以及孔子對忠這個概念的理解，不是後世的愚忠，而是一種講求相互盡心盡力的態度。孔子這段高開低走的政治經歷，說明了孔子的政治理想終究不能在禮崩樂壞，外敵虎視眈眈的情況下實現。

所以總得來說，孔子的政治生涯是不盡如人意的，不過在教育事業上，一直以來得到萬民的推崇！

不足之處，還請見諒！

儒家講仁，講義，而大爭之世是爾虞我詐的世界。只有法家才能結束亂世。

孔子是代表西周奴隸主的利益，他雖然育人有方，但是仍然極力的去維護奴隸主的利益。但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中國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改變了勞動關係，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而孔子極力推崇的仁義，無非是想維護西周時期的立法制度，即君是君，臣是臣。奴隸是奴隸，奴隸主是奴隸主。其實那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孔子主張“人性本善，自有法、墨、兵，三家而淪喪”也得不到伸張。

因為，人性本惡，惡，人之本性，因人性有惡，才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財貨土地之爭奪。生而貪慾，才有盜賊暴力與殺戮。生而有奢望，才有聲色犬馬。人性之惡，必以律法而後正。以法治防範惡意，以法治疏導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而儒家空言性本善，將治世之功歸於人性之善，將亂世罪孽歸於法、墨、兵，三家。無非是要重申仁義，人治與復古之論，恢復周禮，回到夏商周三代。這是縱容惡行，何其的矇蔽幼稚。

你說這種東西當時諸侯有人敢用嗎？

最後，天下治道不在空談，而在力行（所以後世有言“書生誤國”）。法家也好，儒家也好，誰能融入大爭潮流而強國富民，誰便是正道！否則便是空談大道貽誤天下，必將為大爭之世所遺棄。

我來為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魯國誕生了大思想家孔子卻不能用？

首先，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但孔子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家，用現在的說法，孔子只能算是一個教育部長，和文化部長一類的人，而魯國治理國家需要的是政治家。

1、孔子曾經說過：“吾之志是使老者安逸幸福，朋友相互信任，青年相互關懷。”再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各個諸侯國連年征戰，互相都有提防之心，孔子是教育家，門徒幾千人，其他諸侯國的弟子也很多，教化弟子成為了他從事職業生涯的首先。

2、魯國很多諸侯都在為了爭權奪利，忘記了做人的本份，做出了很多違揹人之常倫之事，孔子55歲那年，諸侯爭霸天下之事越發兇猛，然而此時的魯君臣荒於女色，怠於政事，多日不聽朝政，正好與孔子所信奉的仁、義、禮、智、信、的這些理念相違背，同時魯國國君也不按禮制送供肉給孔子，連最基本得尊師禮儀也給忘記了，孔子失望透頂，對他自己這樣的人都這樣，那麼對於所管轄之下的百姓呢?於是他離開了魯國去了適衛，開始了十四年訪問諸侯列國的活動。對魯國的國事也沒有向以前那麼關心了。

3、孔子對於國家的興旺與衰敗看得還是比較透徹的，當時的魯國國君“不行仁政，不以禮樂化民”此等行為，怎麼能讓魯國長治久安呢？自東周以來，戰爭蜂起，經歷了上百年的時間。他想用自己的仁德，來讓諸侯化干戈為玉帛，拯救華夏民族於危難，恢復一統。然而此時的孔子有心無力，他不為一家一族之榮耀，為了尋求阻止分裂之道，他甘願疏吃粗茶淡飯，經常夜裡睡不著，榮華富貴視浮雲。

4、基於孔子對時事政治的理解和解析，他自認為自己的價值觀與諸侯之間有所間隙，莫不如做好自己的老本行，好好專研文化知識，整理他一生所積攢的讀書經驗，把自己所信奉的仁、義、禮、智、信、傳給眾多弟子，讓他們教育更多的人，以此來教化更多的百姓。

最後，孔子的個人理念與社會背景有所衝突，試想一個教育家，思想家怎麼能去從政，搞外交搞權謀呢，魯國不信奉他的理念，魯國的諸侯們喜歡爭權奪利，不聽朝政，貪戀女色，他們又那裡有心情去理會孔子的學說，而且這個學說還是他們最不愛聽到的。

綜上所述：魯國誕生了大思想家孔子卻不能用那是歷史的必然結果。

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中國，是因為秦國推行的主流價值觀是法家和兵家，而不是儒家。孔子自己也承認儒家學說無助於治亂。

儒家學說的作用是在國家統一以後，採用有等差的仁愛的道德教化教育，有利於社會結構的穩定和諧。在戰國時期，各國相互兼併，社會秩序混亂，儒家學說對此無能為力，因此沒有一國君主會重用孔子及其宣揚的學說，藥不對症，沒有用處。

直到漢武帝時期，國家早已統一，皇帝需要穩定社會秩序，鞏固皇權合法性，集中全華人力物力財力攻打匈奴，才開始實行排斥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此孔子及其儒家學說的地位越來越高，逐步成為中國的主流價值觀。

（孔子當過魯國的大司寇）

魯國的國君，其實是用過孔子的，而且當的官相當不小。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前479年，享年73歲。

他出生在魯國，一生經歷了五代魯國國君——

魯襄公，前572-前542年在位，離世時，孔子9歲。

魯廢公，前542年6月-前542年9月在位，孔子亦9歲。

魯昭公，前541-前510年在位，曾派孔子和一個叫南宮敬叔的人去周學習，不過昭公自己的命運也不太好，孔子35 歲那年，被魯國的“三桓”公卿季氏、孟孫氏、叔孫氏趕去了齊國，後來死在齊國。

魯定公，前509年即位，幹到前495年，這期間，曾經重用孔子。

魯哀公，前494年即位，這之後，孔子基本生活在國外，古稀之年才回到魯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孔子歿。

孔子幼時家境貧窮，地位低下。年輕時給魯國貴族季氏當過管倉庫的小吏，也就是家臣；還管過牧場；又當過管理營建工程的司空。

孔子三十而立之年，恰好是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帶著晏嬰到魯國訪問，見到了孔子，還有很融洽的對談。但是，魯昭公好像對孔子並不感興趣。

五年後，昭公，就被自己手下的“三桓”趕到齊國去了。

孔子追隨到了齊國，然後做了齊國貴族高昭子的家臣，想透過高昭子接近齊景公。景公確實接見了孔子幾次，但聽了晏嬰的勸告，於是明確告訴孔子不能任用他。

孔子只好回到了魯國。

魯定公，在孔子42歲時即位。

九年後，定公任命孔子為中都長官。一年後，提拔孔子任司空，又升任為大司寇。

《周禮.秋官》雲：“大司寇掌建邦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就是掌管司法的高階官吏，位列三公六卿之下。

孔子在這一職位上，大力打擊公卿勢力。56歲那年，以大司寇身份代理國相事務，以擾亂國政之名誅少正卯。

據說，齊國看到孔子在魯國的作為，很擔心，就用計謀讓孔子自己辭官，去了衛國。

所以——

第一，魯國國君不是沒任用孔子，當然，也並非他經歷過的幾任國君都器重他。

第二，孔子被魯定公授以重任後，也不是無所作為，他確實是兢兢業業、夙夜在公，也當然，他下力量打擊的，基本是魯國“不守規矩”的公卿大夫。

問題就來了，孔子的政治主張是什麼呢？

他自己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朝的禮儀制度，借鑑於夏商二代，是多麼豐富多彩呀！我遵從周朝的制度。

所以，他強烈主張：“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剋制自己的慾望，恢復西周的禮制，這就是仁。哪一天做到了，天下就實現了仁。

基於這樣的政治主張，孔子當了大司寇以及代理國相事務的時候，才實施了極力打壓、打擊甚至誅殺的手段。被實施這些手段的物件，恰好是那些“不安分”遵守西周禮制的公卿大夫。

晏嬰勸阻齊景公任用孔子，他說，儒者能言善辯，很難用法來約束他們；他們主意太正，不能作為良臣；他們重視喪事，竭盡哀傷，不惜傾家蕩產也要將喪事辦得隆重，不能縱容這樣的風氣；他們四處遊說乞求官祿，不能用來治理國家。自從那些聖賢去世、周王室衰敗以後，缺失禮樂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如今孔子講的這些繁文縟節，幾輩子也學不完，畢生也搞不清楚。您要用它來改變齊國的風俗，恐怕不是引導老百姓的好辦法。

於是，齊景公就打消了任用孔子的念頭。

晏嬰說的很實在，也一語中的。

春秋戰國之際，西周的禮樂制度已經過時。當時農業的發展，極需打破分封制的束縛，實行封建所有制的生產關係。一些公卿大夫的“僭越”，恰恰反映的是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的要求。

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治國方略，與歷史的“時”和“勢”是背道而馳的。

這是他周遊列國而不得其用的根本原因，也是在魯國除去定公時期短短的四五年時間被任用，而其他時間並不被看好的關鍵所在。

有人問過一個問題——如果魯國重用孔子，魯國有可能稱霸麼？可以肯定地說，沒可能，大概只會使魯國衰落得更快。

孔子做過魯國的公安部部長（大司寇），也做過魯國的代總理（攝相事），可見，魯國國君還是願意用孔子的 。但孔子的理想是恢復魯君的權力以壯大魯國，可惜操之過急，隳三都徹底激怒了魯國三公，最後想方設法把孔子趕走了。

魯國是周公的封地，最初是由周公的兒子伯禽任國君，定都曲阜。周公旦死的時候，而還沒到莊稼收割，暴風挾雷，把禾粟掃蕩乾淨。據說這種天象在武王發崩的時候也出現過。 於是查閱記錄，發現了前文所說的周公祈禱讓自己代武王受難的記載。成王很感動，於是下令，讓周公旦的魯國擁有郊祭文王的資格，可以奏天子禮樂。

而當週王室被犬戎所破而東遷，大量的文化典籍、禮樂制度毀於戰火，王都的文化中心地位不復存在，魯國取而代之成為禮樂制度、文化典籍儲存最完善的諸侯國，於是，周朝的文化中心轉移到了魯國 。

但文化昌盛並不等於國家強大，魯國經歷幾次與齊國爭奪東方霸權之後逐漸衰落，衰落的原因則在於“三桓”的興起。三桓，即指魯國卿大夫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魯桓公有四子，嫡長子魯莊公繼承魯國國君；庶長子慶父(諡共，又稱共仲，其後代稱仲孫氏。庶子之長又稱"孟"，故又稱孟氏、孟孫氏)、庶次子叔牙(諡僖，其後代稱叔孫氏)、嫡次子季友(諡成，其後代稱季氏)。後代皆形成了大家族，由於三家皆出自魯桓公之後，所以被人們稱為"三桓"。

三桓在魯國或分或合地進行著權力制衡，極力擴充套件自己的封地，架空魯君的權力，使得魯國在內耗和政權分立中耗費了大量的國力，逐漸退出與齊國的爭霸行列，到了戰國時期更是一蹶不振，公元前256年，被楚國所滅 。

雄哥說，一個國家不能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任何時候都要有憂患意識，只有這樣才能穩定和發展 。

賦詩云：

（喜歡雄哥講文化和歷史的，點個關注唄。）

理論和實踐總歸還是存在差別的。不可否認孔子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並且他在這些方面都是有自己成功的實踐經歷。但對於政治方面，孔子設想的是很好。但他那都是空想虛談罷了。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它沒有嚴格的對錯之分。但孔子卻不同。他追求的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在孔子幻想的社會中，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一切都必須要按照規則來執行。但這種想法也僅僅只能是想法而已。人是有私心的，也都有七情六慾。孔子那種清教徒的式的模式只能是空談幻想。

歷史上孔子入仕實際上是很早的。當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在魯國入仕了。當時他不過是一個管理倉庫的小吏。在此之前孔子沒有任何的從政經驗，也沒有任何的人生閱歷。他只是自己看了幾本書，自己想了一下自己應該怎麼做。然後他就去入仕了。這樣的孔子有什麼能力治理好國家。別說治理國家，就是管理倉庫孔子都不稱職。後來孔子離開魯國來到齊國後，孔子一通忽悠把齊景公給忽悠的夠嗆。齊景公不僅打算重用孔子，更想要給孔子封地。但被齊國大夫晏嬰制止了。他明確告訴齊景公說孔子就是一個空想主義者，他的那一套沒有任何理論依據。重用孔子就等於自找麻煩。果然孔子的那一套君臣父子的東西在齊國並不受歡迎，反而還有很多人想要除掉孔子。孔子最終逃離了齊國。

後來孔子又再度回到了魯國。此時的孔子已經是鼎鼎有名的人物了。當時魯國的實際控制權在季氏家臣陽虎手中。孔子非常不喜歡陽虎，因為孔子認為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他認為陽虎這種人就屬於臣篡君權。所以孔子稱陽虎掌權魯國為家臣掌政。所以在陽虎招攬孔子的時候，孔子是拒絕的。但後來陽虎和孔子再次相遇，陽虎邀請孔子再次出仕，孔子雖然沒有答應，但他內心還是想要當官的。所以他沒有拒絕陽虎強行讓他出仕的行為。這次孔子才成為了魯國真正的高層人物。

孔子當上魯國的高層後，心又開始野了起來。當時魯國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三桓手中，也就是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的後代，故稱三桓。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如陽虎等人。孔子非常反感這種做法，因此孔子想要削弱三桓的實力還權給魯公。孔子的做法讓三桓十分的生氣。因為魯國是他們控制的，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他們的一頭鷹犬。現在孔子這隻鷹犬想要弒主，那麼三桓也沒有對孔子留情，因此孔子在得不到三桓的支援下，孔子再度被迫離開魯國。

此後孔子周遊列國陳說自己的主張，但均不被重用。後來孔子回答哦魯國依舊被魯國所排斥。所以孔子只能專心研究學問。後不久因病去世。各國國軍包括魯國國君，他們並非不想用孔子。坦率講孔子能力還是有的。但孔子每每總想把自己的想要強加給國君。這就讓任何國君都是無法接受的。在魯國本身孔子就受益於三桓，之後孔子還想推翻三桓還權給國君。這簡直就是找死行為，孔子沒死在魯國就已經算是命大了。重用就更不可能了。沒有任何人會喜歡一個不聽話的人。

其實，孔丘算不了什麼思想家，更別說大了，充其量也就是個學者。

歷史上乃至今天，之所以有人稱孔丘為“思想家“，甚而至於把他捧為“聖人”，都是那些權勢者或者是那些汲汲於權勢者的人，為了尋求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或者是為了維護既得的利益和地位，亦或者是為了保持其腐朽殘暴的統治地位，都心照不宣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給了孔丘一個”思想家”的頭銜，豈但思想家而已哉，簡直把他捧上了天，尊為”大成至聖先師”！

尋索孔丘一生，都是在為恢復腐朽沒落的西周奴隸制而竭盡全力，奔走呼號。只是孔丘所處的春秋末期的時代，是奴隸制轉化為封建的社會變革時期。殘暴腐朽的奴隸制已阻礙社會的發展，已不適應人類社會的變化和程序。出身於沒落奴隸主貴族的孔丘，為了不喪失奴隸主貴族的世襲特權，反對新興的封建制度，主張復古倒退，反對社會變革。但是社會變草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任憑孔丘周遊列國，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到處標榜推介他那套不合時宜的邪道思想，也沒人接受，四處碰壁。

由此可見，凡是站在反動立場，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一切陳規陋習，不管它貼上何種絢麗的標籤，也不管譜寫上何種悅耳的音符，都會被人棄如敝屣。

可悲的是，這樣一個因循守舊的腐儒，被董仲舒、朱元璋、朱熹等等政客捧上高位後，竟統治中國思想意識界達兩千年之久，雖經前賢達人如王充、魯迅等等加以撻伐批判，卻至今陰魂不散，還有人捧著它的亡靈，頂禮膜拜，企圖讓它永不倒塌，危害中華！

可悲呼！可嘆呼！

因為孔子的仁義觀，不合春秋之時宜。故而，無人用之。戰國時，不用孔的秦國統一華夏，用孔之國都被滅了。老子當面批評孔子，"與時俱遷"，仁義害人。又，孔子只講倫理教育，無有經濟，軍事，天文，地理等治國理念，不適合用來強國圖統一。最典型的例子，是宋襄公行仁義之師，放棄有到戰機，遭敵國大敗。

這個問題問的好，但沒抓住問題的本質。事實上不要說春秋時的魯國，放眼全世界，哪個時代，哪個國家能夠在自己的先知誕生的時候就重視他的思想，奉行他的思想，幾乎沒有。為什麼呢？因為先知的思想總是超前許多年就看到了事物發展的路徑和未來，如果當代人都能夠理解先知的思想，那他也不叫聖賢了。所以孔子死後數百年，到了漢朝才開始樹立儒家思想的權威，馬克思死後數十年，俄國才十月革命成功，實踐馬列主義思想。哥白尼、布魯諾這些科學巨擘，都是在死後多年，西方人才不得不接受他們說的是真理。就連咱們的偉人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時期也經常是少數而被排擠。正是因為他對革命的忠貞堅持，並在實踐中反覆證明他才是正確的，才得到全黨的衷心擁護。所以你不能怪普羅大眾太愚昧，實在是因為這些先賢太出色，走到了時代的前面，所以才不被理解。

主要是孔子思想是不合時宜。一是與現實社會生活狀況不符合。生活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處在禮崩樂壞，戰爭頻仍的亂世。孔子的藥方不對症，所以各國棄用。

二是即使是孔子的藥方可用，但是功效慢，緩不救急。老夫子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個很長的過程。當時天下盼早日結束戰爭，過安定平穩的日孑。因此更希望道家、法家或兵家來收拾殘局。

三是對孔子學說的判斷定位不對。孔子思想是守成之道，不是創業開局之道。可見不是孔子學說不好，而是判斷標準不對。這就是漢武之後，孔子學說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就像春季適合播種，而不是冬季是一樣的道理。

在卷帙浩繁的中國歷史上，孔子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人物。春秋後期至戰國時代，儒墨兩家並稱“顯學”。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就是孔子。他以布衣之身名貫古今。他早年為了能立足於世，在“禮”上狠下功夫，提出了“克己復禮，仁也”的主張。他開辦教育，並懷抱經世濟民之志而顛沛流離，努力遊說諸侯各國，以其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澆鑄了一個民族的品格。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這是對孔子的最高褒讚。相傳孔子有門徒3000人，青史留名的傑出者（賢弟子）70人。晚年的他徹底斷絕了致仕之心，致力於整理文獻典籍，編訂有《詩》、《書》、《禮》、《樂》、《易》 、《春秋》等。後世將其稱為“六經”，亦稱“六藝”。

孔子生於春秋末期的魯國。傳說他是由其父叔梁紇與其母顏氏女野合所生 。孔子出生時，中國歷史正處於春秋後期的大變動時期。彼時，中國社會正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舊的制度日益崩塌，新的制度還沒建立起來，整個華夏大地處在劇烈的動盪之中。

在孔子的誕生地魯國 ，舊制度崩潰的跡象更為明顯。魯國雖然不大，卻曾是著名的“禮樂之邦”，而此時已出現“禮崩樂壞”的糟糕狀態。

孔子生於亂世，3歲時其父叔梁紇病故，家貧無依，迫使本屬“士”階層的孔子不得不自貶身價，去從事一些當時被視為卑賤的職業。

然而，正是這逆境激發了孔子好學向上的志向，他從15歲時便如飢似渴地學習。他曾向老子請教過禮制，跟萇弘學習過音樂。孔子博學、好聞、審思、明辨的精神在其青少年時代就可見一斑。

到而立之年時，孔子博學的名聲逐漸大起來，在魯國盡人皆知，並收了第一批弟子，其中就有後來大名鼎鼎的賢弟子子路。就連執掌魯國朝政的權貴孟氏，也讓兒子拜孔子為師，觀光學禮。

孔子的才學自不必多說。他不僅博聞多識，而且畢生致力於研求為政及為人之道。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徙往依靠自己博大精深的學識走上為官從政的道路。然而，仕途之門卻遲遲沒有向他敞開，直到年過50後，他才獲得了一次從政的機會。

彼時的魯國，由大夫季氏專權，孔子對專橫跋扈的季氏非常不滿，於是逃到齊國，曾一度得到齊景公的青睞。然而，孔子的絕世才華遭到齊國大臣的嫉妒，不僅執政大臣晏嬰不贊同他的政治主張，其他人甚至妒火中燒，竟想謀害孔子。因進讒言的人多了，齊景公也疏遠了孔子，得不到重用的孔子只好怏怏告辭了。

在齊國待了兩年左右，31歲的孔子返回魯國。因為對故國混亂的政局不滿，他對從政做官採取迴避態度，一心撲在教書育人上，希望透過搞教育對政治施加影響。

公元前502年，孔子拒絕了魯國叛臣陽虎的拉攏，取得了國君魯定公和執政大臣季恆子的信任。次年，已經51歲的孔子被任命為“中都宰”（中都的地方長官）。他在任上乾得很出色，一年後被擢升為“司空”——主管建築與道路等事務的官員；不久又晉升為“司寇”，相當於司法長官，還兼管外交事務。孔子不光才調絕倫，而且經世致用，在這些位置上幹得遊刃有餘，政聲卓著，仕途前景一片光明。

前500年，齊魯兩國舉行了“夾谷會盟”。在會盟儀式上，齊國企圖侮辱魯國，奏起了蠻荒地區的音樂，還讓一些侏儒和小丑登臺逗樂，噁心魯國。孔子識破了齊國的險惡用心，義正詞嚴地以當時通行的禮法責備對方，還將小丑、侏儒們處以腰斬的酷刑，保全了魯國的臉面與尊嚴，使齊人的陰謀沒有得逞。這次外交勝利提升了弱小魯國在列國間的地位，孔子的政治才幹與聲譽也因而名噪天下。

前498年，孔子建議魯定公下令拆除叔孫氏、季孫氏和孟孫氏三大權貴家修葺的城牆，以打擊割據勢力。

孔子參政後，魯國的朝政大有起色，這樣顯著的變化可讓鄰邦齊國的君臣寢食不安。齊國擔心魯國重用孔子後國力會愈來愈強，最終強大到難以控制，於是想法設法離間魯定公和孔子的關係，從魯國內部搞破壞。齊國君臣知道魯定公和執政大臣季恆子都是好色的登徒子，便玩起了屢試不爽的“美人計” ，給魯國送來80名絕色美女，30輛裝飾華麗的馬車，魯定公、季恆子從此便沉溺於酒色中，再也不理政事了。

孔子感到自己不能繼續施展政治抱負，再留在魯國已沒有意義，於是辭官離開故鄉，開始周遊列國。

孔子離開魯國後，在外漂泊了14年之久，先後到過10個大小諸侯國，並反覆進出衛國。雖然他見識高遠，才幹卓著，期間也有楚、衛 等諸侯國的國君想重用他，但最終大都不了了之。最後，年邁的孔子在衛國居住了5年，愈發想念自己的祖國，在眾弟子的幫助下他終於回到了闊別14年的故土。

孔子回魯國後，魯哀公和執政的季康子以“國老”之禮待他，並向他請教治國理民之道。但由於執政大臣季康子在內政外交上與孔子政見、理念不合，又經常受到孔子的批評與嘲諷，當然就不會理睬並倚重孔子。

由於一再在政治上遭受冷遇與排斥，孔子在晚年時遂徹底斷絕了為官從政的念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努力蒐集和整理古代文獻典籍，作為教書育人的課本。孔子雖然一生仕途不順，但卻被後世稱譽為“萬世師表” ，可以說是古今無雙、至高無上的聖人了 。

{插圖源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