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是人類歷史上最強的歷史書，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強的“權謀”書，是人類歷史上最強的“兵法”書、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強的“心理學”書。 《資治通鑑》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註《資治通鑑》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列舉、數不勝數。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鑑》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鑑》媲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鉅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資治通鑑》可謂代表中國古代史學的最高成就，是認識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經典讀物。不過，《通鑑》又不同於一般的史籍，是一部以“資治”為目的，講述治國理政之道，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的政治史典籍，其影響遠遠超出傳統意義上的史學領域。司馬光生前曾多次為皇帝講讀《通鑑》；從北宋到清朝，《通鑑》一直是帝王經筵上經常使用的歷史教材，因而被梁啟超稱為“皇帝教科書”。時至今日，《資治通鑑》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讀的經典。

今日之中國，距離司馬光修《通鑑》的時代幾近千載，告別帝制已逾百年。《通鑑》事君的價值，早已光芒不再。但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歷史作品也因時代不同而需要不斷反思和解讀。今天重讀《通鑑》，不僅需要重溫那些生動傳神的記載，更應該重視從中汲取歷史智慧的滋養，賦予新的時代意義。

首先，不妨將《通鑑》還原到歷史語境當中，正視其“垂鑑資治”的功能，以求“跡得鑑失”。司馬光曾說，歷代史書“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故“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通鑑》的取材及編修秉持了傳統史學“經世致用”的思想。“垂鑑資治”雖不能涵蓋《通鑑》的全部價值，卻是該書最突出的特點。今日讀此書，不宜忽視。

其次，今日讀《通鑑》，應將其置於史學語境中，重視其特有的編纂方式和敘事特色。“歷史”一詞，通常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二是指對過去發生事情的記述和研究。相比第一層含義，第二層含義更為重要。因為很大程度上，我們所瞭解的“歷史事實”，都是理解、書寫、闡釋的結果。《通鑑》作為一部編修的史學作品，字裡行間難免帶有書寫者的主觀態度和價值取向，甚至有記載舛誤和評論偏頗之處。當然，其中不少問題已被學術研究訂正。今日讀《通鑑》，一方面應結合學術研究成果，查疑訂誤，以求準確的歷史知識；另一方面更應把握《通鑑》編纂歷史的原因、書寫方式及文字背後的政治寄託。

漫長的歷史變遷中，有斷裂，也有延續，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不因時代久遠而陳舊落伍，經過歲月的滌盪反而歷久彌新。《通鑑》透過對宋以前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深切思考，總結了決策、用人、吏治等治國理政方面的得失。這些規律與當今管理各類行政機構、企業、社會組織實有相通之處，不無借鑑價值。同時，歷史長河中，不變的還有人性的善良與醜惡。閱讀《通鑑》裡那些鮮活的人物形象，閱讀他們在時代浪潮中的掙扎與糾葛，對個人亦是反求諸己的自我教育。

人們常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讀史不僅要知人論事，更要知人論世。否則，讀畢《通鑑》，只知一部帝王將相明爭暗鬥的相斫書，何談資治？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中曾說：經典作品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作品。就此定義而言，《資治通鑑》確實是一部值得重讀，需要重讀，也應該重讀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