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思想孕育了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他也被稱為現代資本主義之父。

亞當·斯密（公元1723～公元1790）

亞當·斯密是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他於1723年出生在蘇格蘭的克科底，青年時就讀於牛津大學。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學擔任哲學教授。在此期間發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確立了他在知識界的威望。但是他的不朽名聲主要在於他在1776年發表的偉大著作《國家康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該書一舉成功，使他在餘生中享受著榮譽和愛戴。他於1776年在克科底去逝。斯密一生未娶，沒有子女。

亞當·斯密並不是經濟學說的最早開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許多也並非新穎獨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統的經濟學說，為該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完全可以說《國富論》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起點。

該書的偉大成就之一是摒棄了許多過去的錯誤概念。斯密駁斥了舊的重商學說。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貯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斯密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透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競爭受到阻障，那隻“無形的手”就不會把工作做得恰到好處。因而斯密相信自由貿易，為堅決反對高關稅而申辯。事實上他堅決反對政府對商業和自由市場的干涉。他聲言這樣的干涉幾乎總要降低經濟效率，最終使公眾付出較高的代價。斯密雖然沒有發明“放任政策”這個術語，但是他為建立這個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認為亞當·斯密只不過是一位商業利益的辯護士，但是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經常反覆用最強烈的言辭痛斥壟斷商的活動，堅決要求將其消滅。斯密對現實的商業活動的認識也並非天真幼稚。《國富論》中記有這樣一個典型觀察：“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製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

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體系結構嚴密，論證有力，使經濟思想學派在幾十年內就被拋棄了。實際上亞當·斯密把他們所有的優點都吸入進了自己的體系，同時也系統地披露了他們的缺點。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這樣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他的體系進行了精心的充實和修正（沒有改變基本綱要），今天被稱為經典經濟學體系。雖然現代經濟學說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這些大體說來是經典經濟學的自然產物。在一定意義上來說，甚至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學說）都可以看作是經典經濟學說的繼續。

在《國富論》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雖然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都堅持認為人口負擔會阻礙工資高出維持生計的水平（所謂的“工資鋼鐵定律”），但是斯密指出在增加生產的情況下工資就會增長。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斯密在這一點上正確，而李嘉圖和馬克思是錯的。

除了斯密觀點的正確性及對後來理論家的影響之外就是他對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國富論》一書技巧高超，文筆清晰，擁有廣泛的讀者。斯密反對政府幹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這些政策的影響今天人們仍能感覺出來。

自從斯密以來經濟學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擱置一邊，因而人們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實際上他是使經濟學說成為一門系統科學的主要創立人，因而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

亞當斯密是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國富論》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主要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有效的”，市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主張自由放任的政策。《國富論》與當年發表的《獨立宣言》分別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亞當斯密認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異，那是起因於人類獨有的交換與易貨傾向，交換及易貨系屬私利行為，其利益決定於分工，假定個人樂於專業化及提高生產力，經由剩餘產品之交換行為，促使個人增加財富，此等過程將擴大社會生產，促進社會繁榮，並達私利與公益之調和。

　　他列舉制針業來說明。“如果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不專習一種特殊業務，那麼他們不論是誰，絕對不能一日製造二十枚針，說不定一天連一枚也製造不出來。他們不但不能製出今日由適當分工合作而製成的數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連這數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製造不出來。”

　　分工促進勞動生產力的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專業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需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礎上方才可能。

　　貨幣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貨幣是為了購買其它物品。當物物交換髮展到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後，商品的價值就用貨幣來衡量。這時，便產生了貨幣的另一功能－價值尺度。亞當斯密也談到貨幣的儲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別強調貨幣的流通功能。

　　提及價值問題，亞當斯密指出，價值涵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前者表示特定財貨之效用，後者表示擁有此一財貨取另一財貨的購買力。進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價值之財貨，往往不具交換價值，水及鑽石是其著名的例子。不過水與鑽石價值之比較是百年之後邊際效用學派才圓滿解決此一問題。

　　亞當斯密的分配論，是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決定理論。亞當斯密指出，儘管僱主擁有抑低工資的力量，工資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勞動者必須能夠維持基本生活，假定社會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資基金提高，工資將高於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國國富、資本或所得增加，將促使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則促進人口增加。

　　資本利潤之高低如同勞動工資，決定於社會財富之增減，資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資上漲，卻使利潤為之下降。亞當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資同一事業，因為彼此相互競爭，自然致使利潤率降低。 地租係指對土地使用所支付的價格。亞當斯密認為，地租高低與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場遠近有關。

　　資本累積是大量進行分工必備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擴張與生產效率的提高跟資本的總額成正比。資本的累積必須在分工之前進行，因為分工需要使用許多特殊的裝置與機械料，在在都需要以資本來購取。分工愈細，工具的需要愈多，資本愈顯得重要。透過分工過程，可增加勞動生產量，提高國民所得，增強國民儲蓄意願與能力。

　　亞當斯密提出四大賦稅原則，即公平、確定、便利、經濟。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的哲學基礎說明要獲得協助，不能只依賴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義，還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來實現。“請給我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換言之，在經濟生活中，一切行為的原動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義。　　作為一個經濟原動力的利己心，同時也是一個經濟交換的基礎。要從別人那裡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必須給別人以他所需要的東西。於是，就有分工、有交換、有價值、有貨幣等等現象產生。人們在利己心的支配下做各種勞動，從而構成了私人財富和社會財富的源泉。將利己心看作人的本性，將經濟活動看作利己心作用的結果，實際上反映了一切經濟現象是客觀的，都受某種自然規律的支配。

　　既然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賦予的，追求個人利益就成了自然之理，對追求個人利益的活動就不應限制，亞當斯密認為私利與公益似由“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一步一步趨向和諧與均衡，此乃自然秩序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