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帝下詔、中央政府出面“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弟子”，就足以使儒學的地位高於其他學派。
一、“興太學”的目的是為統治階級培養治國安邦的人才，太學教官是五經博士，主要專業和教學內容是儒家經學，學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只要透過考試就可以畢業，並按成績的高低授予一定的官職。
當時官吏補充的主要來源是太學，朝廷不斷從太學中選拔博士弟子加入官僚集團，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太學的政治地位，進而也就提升了儒學的社會地位。所以，《漢書·儒林傳》總結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可見，武帝時“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弟子”，即“進‘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輕武夫：建構一個由‘孝悌’、讀書出身和經由興為太學五經，推薦、考核而構成的文官制度，作為專制皇權的行政支柱。
這個有董仲舒參與、確立於漢代的政治—一教育（士一—一官僚）系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瞭解自秦漢以來中國歷史的重大關鍵之一”，當然也是研究儒學尊崇地位形成過程的一個關鍵。
二、漢以後中央官學重置“五經博士”，鞏固了儒學的尊崇地位。
漢代以後儒學尊崇地位逐漸形成，從內因來看，因為儒學主要是研究人的學問，其想“恕”、“忠”、“仁”、“禮”、“中庸之道”等，對於調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有著重要的價值，並與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願望相一致，所以被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予以高度的重視。
漢以後在中央官學中重視置“五經博士”，這是由於中央官學是培養人才、推行教化的關鍵場所和根本源頭。在創辦太學之初，董仲舒就指出：“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之後，歷代封建統治者在取得政權後，不斷地擴大太學的規模，逐漸建立起了以國子監。
以皇帝下詔、中央政府出面“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弟子”，就足以使儒學的地位高於其他學派。
一、“興太學”的目的是為統治階級培養治國安邦的人才，太學教官是五經博士，主要專業和教學內容是儒家經學，學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只要透過考試就可以畢業，並按成績的高低授予一定的官職。
當時官吏補充的主要來源是太學，朝廷不斷從太學中選拔博士弟子加入官僚集團，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太學的政治地位，進而也就提升了儒學的社會地位。所以，《漢書·儒林傳》總結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可見，武帝時“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弟子”，即“進‘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輕武夫：建構一個由‘孝悌’、讀書出身和經由興為太學五經，推薦、考核而構成的文官制度，作為專制皇權的行政支柱。
這個有董仲舒參與、確立於漢代的政治—一教育（士一—一官僚）系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瞭解自秦漢以來中國歷史的重大關鍵之一”，當然也是研究儒學尊崇地位形成過程的一個關鍵。
二、漢以後中央官學重置“五經博士”，鞏固了儒學的尊崇地位。
漢代以後儒學尊崇地位逐漸形成，從內因來看，因為儒學主要是研究人的學問，其想“恕”、“忠”、“仁”、“禮”、“中庸之道”等，對於調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有著重要的價值，並與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願望相一致，所以被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予以高度的重視。
漢以後在中央官學中重視置“五經博士”，這是由於中央官學是培養人才、推行教化的關鍵場所和根本源頭。在創辦太學之初，董仲舒就指出：“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之後，歷代封建統治者在取得政權後，不斷地擴大太學的規模，逐漸建立起了以國子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