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城市化將近三百年的演變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18世紀中葉—1950年：工業城市化階段
西方國家大規模的城市化程序，起源於近代的工業革命。城市化作為一種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形態，和工業化似乎是一對“孿生子”，它們就像兩個車輪，承載著人類社會滾滾向前發展。18世紀從英國發端的工業革命，使西方城市的初始形態——城邦與城堡——開始從政治管理中心和軍事防衛堡壘，轉向以工廠生產和貿易交換為主體形態的經濟中心。
在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推動下，1851年英國的城市化水平就超過了50%，率先進入成熟的城市化階段。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相繼啟動了城市化程序。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第二次產業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興起，使得重化工業取代紡織等輕工業而成為主導產業。當然，西方國家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化程序，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城市病”。環境汙染、人口擁擠、城市犯罪及各種社會問題接踵而至。
1950—1990年：逆城市化階段
到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 60%。一方面由於非均衡發展帶來的以“城市病”為特徵的城市經濟社會問題突出，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經濟在交通條件顯著改善的條件下，迅速向大城市的郊區和周邊中小城市延伸，城市的產業活動也不斷向城市外圍擴散。因此，西方國家出現了20世紀50年代到 90年代的所謂“逆城市化”現象。中心城區的衰落，也使得西方國家的政府開始考慮如何制定適當的政策，吸引居民重新回到城區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再城市化階段
進入20世紀80年代末期，美日歐等發達國家都已經達到成熟的城市化水平。在此階段，一方面，西方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得到顯著改善，農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的壓力不復存在;另一方面，“逆城市化”的現象使得城市中心區相對衰落，西方國家的城市政策重點開始由建設新城市轉向中心城區的復興。城市規劃的發展、服務業的進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完善、環境治理水平的提高、尤其受到石油價格持續攀升而導致的出行成本大幅增加，使得發達國家的城市居民從城市郊區重新回到中心城區逐漸成為一種趨勢。於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人口重返較大城市及中心城區的現象，這一時期被稱為“再城市化階段”。
西方國家城市化將近三百年的演變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18世紀中葉—1950年：工業城市化階段
西方國家大規模的城市化程序，起源於近代的工業革命。城市化作為一種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形態，和工業化似乎是一對“孿生子”，它們就像兩個車輪，承載著人類社會滾滾向前發展。18世紀從英國發端的工業革命，使西方城市的初始形態——城邦與城堡——開始從政治管理中心和軍事防衛堡壘，轉向以工廠生產和貿易交換為主體形態的經濟中心。
在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推動下，1851年英國的城市化水平就超過了50%，率先進入成熟的城市化階段。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相繼啟動了城市化程序。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第二次產業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興起，使得重化工業取代紡織等輕工業而成為主導產業。當然，西方國家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化程序，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城市病”。環境汙染、人口擁擠、城市犯罪及各種社會問題接踵而至。
1950—1990年：逆城市化階段
到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 60%。一方面由於非均衡發展帶來的以“城市病”為特徵的城市經濟社會問題突出，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經濟在交通條件顯著改善的條件下，迅速向大城市的郊區和周邊中小城市延伸，城市的產業活動也不斷向城市外圍擴散。因此，西方國家出現了20世紀50年代到 90年代的所謂“逆城市化”現象。中心城區的衰落，也使得西方國家的政府開始考慮如何制定適當的政策，吸引居民重新回到城區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再城市化階段
進入20世紀80年代末期，美日歐等發達國家都已經達到成熟的城市化水平。在此階段，一方面，西方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得到顯著改善，農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的壓力不復存在;另一方面，“逆城市化”的現象使得城市中心區相對衰落，西方國家的城市政策重點開始由建設新城市轉向中心城區的復興。城市規劃的發展、服務業的進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完善、環境治理水平的提高、尤其受到石油價格持續攀升而導致的出行成本大幅增加，使得發達國家的城市居民從城市郊區重新回到中心城區逐漸成為一種趨勢。於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人口重返較大城市及中心城區的現象，這一時期被稱為“再城市化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