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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智者貴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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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尋道86
元代科舉制不興盛的原因是統治階層不重視。1238年,戊戌選試錄取4,030人。後因故中止,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再次開辦。元代的科舉基本沿襲宋代,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科舉分為地方的鄉試,和在京師進行的會試及殿試。元代科舉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相對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相對較嚴格。鄉試、會試考獲名單俱按種族分配。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時滅亡止,科舉停辦兩次,共舉辦過十六次,取進士1,139人,國子學錄取284人,總計1,423 人。但元科舉所選人材通常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元中產生的影響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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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守侯的溫暖
1、政治:由分裂到區域性統一、再到全國統一,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忽必烈在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統一了全國。元的統一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元朝實行的行省制度,有效地管轄了全國。
2、經濟:經濟重心南移完成,商品經濟繁榮(打破市坊分割槽,夜市、瓦子、紙幣出現)海外貿易發展。
3、民族關係:民族融合加強;少數民族封建化程序加快,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族政權並立。
4、文化:三大發展劃時代發展,宋朝文學十足發達,秉詩、詞、散文都有偉大成就。讓宋朝散文走向興盛並承接古文運動的大師是歐陽修。
5、對外關係:以海路為主,元朝對外交流已經到達了東西歐地區之外。
科舉制度自隋代創立以後,逐漸成為國家選撥人才的主要渠道,其後的唐、宋、金、遼等朝皆大力推廣,並結合統治需要,建立了完備的科舉體系,對後世科舉取士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到了元初時,科舉卻突然中斷了,這又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在成吉思汗、窩闊臺、貴由和託雷的先後帶領下,蒙古軍隊對金、歐洲東部諸國、西亞諸國、南宋等的征伐,控制了遼闊的領土面積。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後,效仿中原的典章制度,於至元八年(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
作為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政權的少數民族,蒙古貴族“只識彎弓射大雕”的特點並未完全改變,仍然倚重蒙古貴族的軍功吏才,統治階層和儒臣對是否採行科舉取士存在很大的分歧。經過許多儒臣的竭力提議,元仁宗於皇慶二年(1313年)宣佈“行科舉”,此時距元世祖攻滅南宋已經有三十四年之久,這是自科舉創立以來中斷時間最長的一次。
元朝關於實行科舉的討論在元世祖忽必烈執政時期最為激烈。元朝建立之後,隨著統治的版圖在中原地區迅速擴充套件,元世祖忽必烈及部分蒙古貴族對中原文化的認知程度明顯加深,科舉作為影響中原地區士子的重要制度進入了他們的視線。
有不少大臣提出應當以科舉取士,並且說明科舉取士的重要性。元世祖也認為科舉是良法,準備下令實行科舉,並且要求中書省和翰林學士議定科舉程式,然而詔令並未被付諸實施。儘管如此,透過多次討論,基本確立了元朝科舉考試內容,即重經義,輕詩賦。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而言,忽必烈時期關於採行科舉的爭論可以看作是元朝實行科舉的醞釀。
元成宗即位之初,即將實行科舉制度提上日程,即位詔書就要求中書省“議行貢舉之法”。王惲是力主實行科舉取士的儒臣,他在給剛剛登基的元成宗上奏《守成事鑑》中列有“選士”一條,建議儘快恢復科舉取士制度。
儘管王惲請求朝廷迅速恢復科舉,但他並不主張草率實行科舉,他認為實行科舉的前提是恢復和發展官學教育,以便使科舉選撥的人才具有真才實學,他甚至認為需要將官學教育與科舉制度直接關聯起來,這不但能選撥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而且可以促進官學教育的發展,這適合元初需要大力發展官學教育的實際情況。然而,王惲等人的呼籲並未讓科舉得以恢復,科舉取士仍然停留在討論階段。
元初之所以長時間沒有實行科舉取士,原因是多方面的,蒙古貴族對於科舉取士制度的抵制是其內在原因。正如翰林集賢直學士程鉅夫在《吏治五事》之四《學校》所言:“蓋嘗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陰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
在程鉅夫看來,儘管皇帝下聖旨要恢復科舉,皇帝非常迫切地希望透過選撥有才能的人任官,但是總有一些奸佞之人背地裡阻止,導致每次的討論都是無果而終。而“陰沮”之人主要是部分蒙古貴族。
蒙古貴族之所以會如此抗拒科舉取士,主要是擔心透過科舉制度選撥的儒臣會危機本民族的專制統治,以及個人私利。蒙古貴族在長期的征伐過程中,任命了大量的蒙古貴族為官員,而忽必烈則大量使用南宋、金朝原有的官員。不僅如此,當權的蒙古貴族大肆賣官,併成氾濫之勢。
賣官鬻爵反而成為了蒙古貴族抵制科舉的藉口,他們認為現在的官員人數多,職務少,如果再實行科舉選撥官員,會使僧多粥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其實,不只是蒙古貴族反對實行科舉,部分南宋遺民和知識分子將南宋的覆亡歸咎於科舉,因此他們嚴厲批評科舉,甚至產生了對科舉的偏見,認為元朝不需要實行科舉。元代理學家吳澄說:“豈是科果能得人也哉?嗚呼!窮之所學非達之所用;達之所用非窮之所學。一旦棄舉子業,登吏部選,有民有社,臨事懵然者眾矣,方且以科第自高、自榮而驕世胄。”
吳澄認為科舉應試知識沒有實用價值,一旦這些讀書人透過科舉做官了,他們就放棄了應舉所學,毫無政務經驗,但是他們還是以有科舉功名而自視清高。因此,吳澄認為科舉根本無法選撥到有才能的人。有學者更直接指出科舉應試之學貽誤了天下的人才。
部分來自北方的大臣、學者對科舉也持否定態度,他們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到皇帝關於恢復科舉的決策。因此,儘管大臣們屢次提議實行科舉,但都是無果而終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