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明，決定了人類文明的起源和發展
從“醫、易、樂、食同源”看人類文明起源
一
關於中醫的起源，有兩個傳統記載。一個是“醫食同源”，一個是“醫易同源”。
“醫食同源”是說，醫學是和做飯同時起源的。為什麼說“醫食同源”，原因在於，做飯和熬製湯藥所使用的工具是同一個，就是鍋。最早的鍋是陶器鍋，陶鍋。鍋出現了以後，人們便開始用它去做飯，去熬製湯藥，這兩者是同步發生的。
目前的考古學已經證實，中國最早的陶器已經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來自江西萬年的仙人洞遺址，這也是世界最早的。東北亞的日本和俄羅斯，發現了距今16000年左右的陶器，最早的在16800年前。然後才是西亞地區，這裡最早的陶器僅僅距今8500年左右。北京大學考古教授吳小紅的研究證實，陶器最先產生在中國南方，俄羅斯、日本的陶器更可能是從中國南方流傳過去的。
西亞一貫被歐美人稱為“人類文明的誕生地”，但是這裡的陶器卻比中國晚了驚人的一萬多年。這意味著，在沒有陶器的這一萬多年裡，西亞人是沒有鍋的，他們將不可能象華人一樣，享用蒸煮、爆炒的食品，以及熬製草藥。他們的生活質量和衛生程度必然要大大低於同時代的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8500年前陶器在西亞出現以後，快速成熟，幾乎和中國同步進入發達的彩陶時代，而且兩者的彩陶紋飾存在高度的相似。這些事實都似乎說明，西亞的陶器象日本、俄羅斯一樣，不是獨立產生的，而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這意味著，西亞這個所謂的人類文明的起源地，可能一開始就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影響。
所以，單純地從陶器的出現時間看，中國的醫藥業可能開始於20000年前，而在西亞，8500年前是不可能有醫藥業的。
另外補充一個有趣的事實，由於陶鍋在西方出現很晚，導致他們加工食品的風格，主要是不用鍋的燒烤，而中國則是用鍋的蒸煮和爆炒，現在依然如此。同樣是小麥，西方人主要是用來烤麵包，而中國則是用來蒸饅頭和煮麵條、水餃。
毛主席好像說過，中國菜和中醫是中國給世界的兩大貢獻，這個話並不完全準確。更準確的表述是，做飯炒菜和醫學是中國給世界的兩大貢獻。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我們領先於世界發明和使用了鍋。鍋也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比“四大發明”重要的多的大發明。
二
“醫易同源”是說，醫學是和《易經》同時產生的，而且理論基礎也是一樣的。那麼《易經》是什麼時間產生的？
《周易》的繫辭說，“伏羲畫卦”。伏羲在神農之前，神農是農業時代，伏羲就是農業時代之前的漁獵採集時代。也就是說，《易經》產生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漁獵採集時代。考古學已經證實，農業的出現至少在10000年以前。這意味著，10000前是《易經》和中醫出現的一個時間下限。
康有為之後，中國興起了“疑經”熱，“疑史”熱，而且愈演愈烈。對自己的經典不相信，對自己的歷史記載不相信。不僅不相信，甚至侮辱和謾罵，至今如此。這種風氣之下，對《易經》的“伏羲畫卦”說也當然不以為然，認為是瞎編，“落後”的漁獵採集時代怎麼可能產生如此“先進”的東西。然而中外考古證據越來越顯示，中國的經典和歷史記載是可靠的。
學界已證實，更早的《易經》卦象，不是由一長橫兩短橫的陰陽符號所組成的，而是純粹的數字，即所謂的“數字卦”。“數字卦”的破譯，是已故的歷史學家張政烺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做出的。張政烺不僅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大量數字卦，甚至發現了5500年前的數字卦，刻畫在江蘇海安青墩遺址出土的鹿角上。這意味著《易經》在5500年前就已經成型了。
三
關於《易經》最古老的考古發現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這個遺址的時間已經可以上溯到9000年前。這裡出土的三樣東西和《易經》有關，分別是：內裝黑白石子的龜甲、骨笛和陪葬的陶壺。
關於裝有黑白石子的龜甲的用途，目前的看法很多，但是最有影響，也最可信的觀點是，認為是用來占卜的，是數學占卜的工具，即“算卦”的工具。從技術上來說，《易經》就是數學占卜術。占卜術在人類歷史中非常古老，流派也很多，但是以數字的運算和變化為占卜物件的僅《易經》一家。同時，這也讓作為占卜術的《易經》，和任何其他占卜術有著本質的區別：《易經》是數理的，是無神的，而其他任何的占卜術都是巫術的，有神的。所以，儘管沒有直接發現《易經》本身，但是成熟的數學占卜工具的出現，意味著在9000年前《易經》已經成熟了。
而骨笛則可提供旁證。
骨笛是用來演奏音樂的，而關於音樂的起源，中國有個傳統說法是“樂易同源”。音樂和《易經》是同時起源的，而且理論基礎相同。《易經》的理論基礎是，認為數字的變化代表陰陽的變化，而陰陽的變化代表天道的執行。音樂的理論基礎是，音高的變化就是數字的變化，數字的變化就是陰陽的變化，陰陽的變化就是天道的執行。在中國古人眼裡，音樂不是用來悅耳的，而是用來與天道和諧的，音樂就是天道。只有知道這些，才能真正理解儒家為何對音樂如此重視：向來是“禮樂”並稱，而且，《樂》經被認為是六經之一。
同時，“律”字在中國傳統中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律”、“數”、“道”，這三個字是同意詞，都是指天道。而“律”字的本初意義就是指“音律”，就是音樂的數理規律。另外，“履”、“禮”、“律”三個字在古代是同音的，很可能，“履”、“禮”就是衍生自“律”。司馬遷的《史記》有律書、曆書，《漢書》有律曆志，都對律的重要意義進行闡述，而且都認為歷是源於律的，堅持以律定歷。關於律歷的關係，以及日曆的起源，以後將專文詳述。
賈湖出土的骨笛，儘管已經埋在地下9000年，但是現在依然可以用來吹奏，甚至演繹現代流行曲目，其技術的成熟度是令人震驚的。能批次地製造這些樂器，說明當時的華人已經充分地掌握了音樂的數理基礎。既然“樂易同源”，那麼這也反過來證明，當時的《易經》也像音樂一樣成熟了。
四
賈湖遺址的很多墓葬都陪葬陶壺，一人一壺。這說明陶壺對當時的賈湖人有著重要意義。陶壺就是葫蘆形的陶器，而陶器和易經、醫學有著密切的關係。
伏羲又稱庖犧，庖犧就是做飯，做飯要用鍋，早期的鍋就是陶器。傳統上，伏羲是和燧人、神農這些一個序列的，但是燧人、神農的意義一眼便知，燧人是發明火的人，神農是發明農業的人，但是伏羲的含義卻是模糊的。從燧人、神農的範例來看，伏羲也應該是指一種對人類而言的重大發明。從這個意義上，庖犧比伏羲就明確地多，伏羲事實上可能就是指用鍋做飯的人。
注意，伏羲在神農之前，意味著華人是先學會的做飯、烹飪，後學會的耕田種地。這和考古證據也是一致的，陶器和定居生活的出現都遠在農業出現之前。
關於伏羲出生地的記載，目前還是有爭議的，主要有兩說，一個是山東說，一個是甘肅說。但是關於伏羲工作地的記載，則是沒有爭議的，就是“都於陳”。在伏羲時代是不可能有都的，伏羲即便真有其人，也不可能是王。這一記載的真實含義是，伏羲是一個群體，他們會使用陶器做飯，他們是經常遷移的，但是最後在“陳”定居，並創造了繁榮的文化，實現文明的突破。陳是哪裡，是現在的河南周口淮陽，地處豫東平原。
這意味著，周口，或者用一個更大更有典型意義的地理範疇，豫東平原，是《易經》的誕生地，當然也是中國文明的誕生地，因為《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同時，綜合來看，伏羲這個用鍋做飯的群體只可能來自豫東平原的東方，而不可能來自西方。這意味著，伏羲出生在山東菏澤一帶的記載更可信。
儘管，豫東平原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但是，考古發掘顯示，這裡卻不是陶器的起源地，這裡的陶器是從南方傳來的。伏羲人就是把陶器帶到這裡的人。
同時，考古證據也顯示，陶器的傳播速度沿海快，而內陸慢。陶器在16800年前在東北亞的日本和俄羅斯出現，就是沿海岸線傳播的結果。現在俄羅斯、日本、中國是三個在邊界戒備森嚴的獨立國家，而在10000多年前，是一個連續地區，暢通無阻。
所以，陶器從南方向豫東平原傳播路線的一個合理推測是，先沿海岸線傳播到山東東部，然後從山東東部再向西部內陸滲透。這樣就和伏羲是從山東前往河南的歷史記載相合。
那麼陶器是什麼時間到達周口的？目前沒有直接的考古證據。這附近出土的最早的陶器就是舞陽賈湖的，大概9000年前。但是這是非常成熟的陶器，9000年前只能是時間的下限。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來自這裡的本土，而是來自遙遠的日本和俄羅斯。既然陶器是從南向北傳播的，那麼陶器到達更北邊的日俄的時間，一定不會比達到豫東平原早。所以，將陶器達到日俄的時間，定為到達豫東平原的時間下限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說，陶器到達豫東平原，即伏羲人到達豫東平原的時間不會晚於16800年前。
所以，將《易經》和中醫的起源時間定在16800年前。
五
有一個問題需要解釋一下。這裡簡單說一下，以後再專文詳談。
儘管陶器最先在中國的南方產生，但是文化的繁榮和文明的突破卻並沒有在這裡出現。同樣，陶器很早就傳到了東北亞的日俄，但是，文化繁榮和文明突破也沒有出現。這說明，陶器只是產生文明突破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西亞的黎凡特地區，儘管沒有陶器，但是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文明的突破，這就是可以追溯到14000多年的納吐夫文化。但是，儘管也很古老，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納吐夫文化受到了伏羲文化的影響，受到《易經》的影響。也就是說，西亞出現的文明突破不是原生的，而是外傳的。從全球來看，只有伏羲文化原生性地出現了文明的突破。伏羲文化不僅是中國文明的源頭，也是世界文明、人類文明的源頭。《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不僅對中國文化成立，對全球文化也成立。
種種資料顯示，導致文明突破最重要的條件是定居生活的出現。而定居生活的基本前提是擁有規模面積的野生穀物分佈，因為唯有擁有大面積的野生穀物，才能採集到足夠的穀物，儲存起來，使得全年的食品供給具備穩定的保障。在當時的技術條件戲下，只有穀物才是可長期儲藏的食品。從全球來看，最重要的野生穀物就是西亞的小麥和中國北方的小米、南方的大米。
中國的南方儘管有野生大米，考古證據也顯示，在農業出現的很早以前，南方的華人就用陶器來蒸煮大米了。但是，這並沒有導致真正的定居生活出現。最早的中國南方的考古遺址都是出現在山洞裡，而非自己修建的房屋裡。
更可能的情況是，中國最早的定居生活就是出現在豫東平原，最早的定居者就是伏羲人，進而醫學、《易經》、音樂等人類文明的最核心元素也隨之產生。同時，這也是定居生活和文明元素在全球首都產生。
定居生活之所以最先出現在豫東平原，而不是中國南方，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可能的原因有三點。一是，這裡擁有大面積的野生小米。二是，從南方傳來了陶器，以及加工穀物的方法。三是，這裡沒有天然的山洞之類的住所，即便是臨時住一段日子，也必須人工修建，這增加了遷移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南方有野生大米，由於大米是生活在水裡，在人工種植以前，它的分佈密度一定很稀疏。而野生小米是生活在陸地上，它的分佈密度可以比大米大很多。這意味著要大量採集野生大米，其成本可能要比採集野生小米要高很多，甚至不可能。在農業出現之前，野生小米可能就成為伏羲人的穩定的主要食物來源。而大米唯有在農業成熟之後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意味著，中國南方的定居生活可能要出現在農業出現之後。而中國的北方，憑藉著採集野生小米，就可以過上安穩的定居生活了，而這最先發生在豫東平原。
六
儘管醫學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很早，在16800年前。但是在中國之外，出現的時間卻很晚很晚。中國之外，最早的醫學理論出現在古希臘和古印度。大概在公元前5、6世紀左右，醫學突然在這兩地同時出現，比中國整整晚了13000多年。
但是，無論印度還是希臘，其醫學的理論基礎都是和中醫高度一致的，都認為，包括人的身體在內的整個宇宙，都是陰陽兩種元素構成。這兩種元素相剋相生，在矛盾衝突中，保持平衡和諧。所謂的健康就是陰陽平衡和諧的狀態，病態就是偏離常態，陰陽偏離了平衡與和諧。
中國講“醫易同源”，令人吃驚的是，在醫學突然在印度和希臘出現的同時，《易經》元素也在兩地同時出現了。不僅如此，中國講“樂易同源”，音樂元素居然也伴隨著醫學、《易經》的突然出現也出現了。
《易經》是一種數學占卜，認為數學運算、數字的變化代表著天道的變化，或者說數學運算和數字變化就是天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你也可以說《易經》就是一種數字崇拜，給數學、數字賦予了神聖意義。在公元前5、6世紀，這種數學、數字崇拜也在希臘和印度出現了。
在希臘，數學崇拜的代表人物是畢達哥拉斯。現代的歐美人認為，畢達哥拉斯是現代數學的創始人。然而，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和現代數學有著本質的區別。畢達哥拉斯的數學是“有神數學”，而現代數學則是無神數學，更準確地說，是一種什麼都沒有的“純數學”。畢達哥拉斯開創不是一個學派，而是一個教派，不妨就叫它“數學神教”。畢達哥拉斯不是一個“數學家”，而是“數學神教”教主。與一般的神教不同，“數學神教”認為，神不是別的東西，而是數學、數字。數學不僅是世界的本質，而是是世界的創造者，一切都源於數。這是不是很難理解，不僅你覺得難理解，就連現代專門研究西方哲學大師都覺得怪異。羅素是現代哲學家中的“大師”，他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直接表達了對畢達哥拉斯“數學神教”的困惑。
七
事實上，在整部人類文明史中，存在四個型別的數學。第一個是與《易經》伴生的數學，是“有道數學”。第二個是古兩河、古埃及的“有物數學”。第三個是畢達哥拉斯的“有神數學”。第四個是現代的“純數學”。
“有道數學”和《易經》同時出現，認為數和道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不僅認為數學運算可以模擬天道執行，而且認為數道不分，數就是道。在16800年前產生後，“有道數學”就一直在中國存在，直至今天。當然，在現代“純數學”的衝擊下，傳統的“有道數學”處於非常邊緣的地位，被認為是一種“落後”的“迷信”。
“有物數學”6000年前出現在古代兩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在這種數學體系中，數字符號本身，不僅包括數的資訊，而且還包括所計算物件的特徵資訊。數字本身是和具體的事物連在一起的，不存在脫離具體事物的抽象的數。同時，對不同類別的事物，其計算體系也是不同的。
“有神數學”從2500年前的畢達哥拉斯開始，然後被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繼承，最後融入了基督教。大名鼎鼎的伽利略、牛頓都是“有神數學”的信徒。對“有神數學”信徒而言，研究數學就是探究神意，就是與神為一。
200多年前的啟蒙運動後，歐美人開始不信上帝了，拋棄了上帝。數學中的神也隨之被抽調了，只剩下“純數學”了。
現代的主流觀點認為，“純數學”才是真正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真理”。同時，把“純數學”的源頭放在畢達哥拉斯頭上，認為希臘的數學和現代數學一樣，都是“純數學”，是獨立的數學，而基督教的數學則是倒退的，落後的，迷信的，因為這時數學成了神的僕人。同時，現代觀點還認為，古兩河埃及的數學缺乏理論抽象，是一種低階的經驗數學，而《易經》的有道數學則完全是一種原始迷信，原始巫術。
這些看法完全是建立在對人類文明史無知的基礎之上，當然也包括對數學本身歷史的無知。這些無知不僅導致現代人無法正確區分和辨別，曾經在人類文明史中存在的不同型別的數學體系，更重要的是，還導致一個扭曲的成見，認為超越世界、脫離世界的“純數學”是一直存在的，而且還可以用這個超絕、獨存的“純數學”去度量、衡量整個世界，世界的存在、宇宙的執行應該服從於這個“純數學”。
事實上，現在的“純數學”，相對畢達哥拉斯以來的“有神數學”，尤其是基督教時代，並非真的破除了迷信，而是以一種新的迷信，替代老的迷信。老的迷信是對神的迷信，上帝的迷信。新的迷信是對“純數學”的迷信。象神和上帝一樣，“純數學”本身也是一個人造之物，是一個虛構。用清朝名儒戴震的說法，任何被尊奉為絕對真理的東西，實際上都不過是個人的主觀意見，任何主觀意見，一旦被尊奉為絕對真理，都一定會產生專制，都一定會“殺人”。事實上，“純數學”這尊新神，正在肆意地屠宰著大自然和人類的自由心靈。
在畢達哥拉斯的時代，存在兩個數學傳統，一個是已有13000多年曆史的中國“有道數學”，一個是已有3000多年曆史的古兩河-埃及的“有物數學”。相較之下，畢達哥拉斯的“有神數學”，與“有物數學”距離較遠，而與“有道數學”則高度相似。
“有道數學”和“有神數學”都是一種數學、數字崇拜，都認為數學、數字和一種抽象的神聖東西相連。差別只是在於，“有道數學”認為，與數學相連的抽象神聖之物是天道，而“有神數學”則認為是神。更可能的情況是，畢達哥拉斯做的事，不是“發明”、“創立”了“有神數學”，而引入了“有道數學”，結合當時的希臘實際，做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處理。事實上，畢達哥拉斯的神，已經和當時希臘的傳統神有本質區別了，是一種“理性化”的神，把傳統的神的人格因素淡化，甚至消除了，這樣一來，畢達哥拉斯的神就更接近中國的天道了。
八
另一個佐證是，非常巧合的是，中國文化中“樂易同源”的故事也在畢達哥拉斯身上發生了。用現代歐美人的說法，畢達哥拉斯不僅創立了數學，而且創立的音樂學，發現了音樂的數理基礎。
要製造一件樂器，必須首先知道，音高之間的數學比例關係。譬如製作笛子，一個音孔所發出的聲音的高度，取決於距離吹氣孔的遠近。要想使一個笛子能夠發出預想的音高系列，並以此演奏樂曲，必須首先確定各個音孔之間的相對距離，然後根據這個比例關係確定每個音孔的具體位置，最後再鑽孔。
在這一點上，畢達哥拉斯和中國再次出現驚人的巧合，畢達哥拉斯和中國的《管子》一書不謀而合地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同的理論，叫做“三分損益法”。注意到這一點之後，歐美人立馬說，《管子》在抄襲畢達哥拉斯，理由是《管子》成書時間晚於畢達哥拉斯。然而，儘管“三分損益法”這一製造樂器的理論在中國的書面記載的確較晚，但是中國所製造的樂器本身卻發達地多，也古老地多。不僅出土了複雜精美的周代編鐘，而且批量出土了9000年前的技術非常成熟的笛子。這些樂器成熟度和精美度遠遠領先於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當然包括希臘。沒有成熟的理論基礎，這些樂器是無法制造出來的。從實踐的角度上看，“三分損益法”只可能首先出現在中國，而且其出現的時間可能比畢達哥拉斯早的多，也許9000年前就有了。
在印度，數學崇拜為一個哲學學派所代表，這個學派的名字就叫“數論派”。至於，這個學派為何叫“數論”，目前印度人，當然包括那些專業的哲學家們，已經無法給出可信的解釋了。但是，這個理論中所出現的一系列數字，卻和《易經》中的神聖數字高度重合。數論派的關鍵要素是，“二元”、“三德”、“二十五諦”。這裡不解釋這個理論本身，只關注“二”、“三”、“二十五”三個數。
之所以稱《易經》為“數字崇拜”，一個重要原因是，《易經》給一些數字賦予了神聖含義。最典型是1、2、3、5、8、10、25、50等。其中最重要的是3和5兩個數字。中國傳統上有“三皇五帝”這個說法，仔細檢索文獻會發現，“三皇五帝”究竟是指誰，說法很多，非常混亂。這情況說明一個重要事實，三皇五帝的具體內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和五這兩個數字本身。換句話說，“三皇五帝”這一說法的出現，並非依據歷史事實，而是依據《易經》的數理邏輯推匯出來的。並非仔細考察歷史之後，確實發現了三個皇，五個帝，而是先確定三和五這兩個數字，然後再去找皇和帝，去填空。
1是數之基礎，不但是最小的自然數，而且也是最小的奇數，代表陽；2既代表陰陽二分，同時也是最小的偶數，代表陰；1是陰，2是陽，1+2=3，所以，3代表陰陽的整體，而世界就是陰陽的變化，所以，3代表整個世界，所以它很重要。
2*2*2=8，所以8卦可以用來模擬世界的變化。本來世界就兩種變化，或陰、或陽，但是數字8出現後，衍生出了8種變化，8*8=64，則代表衍生後的所有變化，可囊括一切變化。
一個陰，一個陽，1+1=2，從數量上看，陰陽的總數量是2。同時，從內容上說，陰陽的總量是1+2=3。數量的數值2加上內容上數值3以後，2+3=5，那麼5就是有關陰陽的全部數字之和，是一個全數，代表這個完滿的世界，所以5更重要。
陰陽是相互轉化的，任何事物都可分陰陽，每一個數也都可分陰陽，5分陰陽以後，5*2=10，所以10就是一個包含了變化的全數，也是一個徹底的全數，代表著一個變化的完滿世界。所以，數只能數到10，這就是10進位制的真正起源。全球的十進位制起源於中國，而中國的十進位制是《易經》的數理推導結果，而非什麼因為人有十個手指頭。
5是世界的靜態全數，代表靜態的完美世界。5字出現後，衍生出5種變化，5*5=25，代表衍生變化後的整個世界的靜態全數。而每個數字都可發生陰陽的變化，所以25*2=50，這就是所謂的“大衍之數”，代表一個衍生後的變化著的完滿宇宙。所以，可以用這個數字為基礎來模擬宇宙的執行，所以，《易經》算卦所用的蓍草總數就是50根。
只有掌握《易經》自身的數理邏輯，才能理解《易經》，或者中國傳統為何會比較重視，或者崇拜某些特定的數字。這樣的數字崇拜同樣在畢達哥拉斯那裡存在，在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也存在。譬如，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就出現了2、3、25，這三個重要數字。象中國的“3皇5帝”一樣，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的這些數字，是《易經》數理邏輯的推導結果，這些數字比這些數字所代表的內容更重要。同時，這些數字也是先於其所指代的內容而出現的。
公元前5、6世紀突然出現的古希臘、古印度醫學，其理論基礎與中醫高度一致。同時，與中醫高度相關的《易經》元素、音樂元素也同時在希臘、印度突然出現。這些事實只能說明，印度、希臘突然興趣的文明是中國文明西傳的結果。至於怎麼西傳的，那是另一個問題。（微信：新心性主義）
史前文明，決定了人類文明的起源和發展
從“醫、易、樂、食同源”看人類文明起源
一
關於中醫的起源，有兩個傳統記載。一個是“醫食同源”，一個是“醫易同源”。
“醫食同源”是說，醫學是和做飯同時起源的。為什麼說“醫食同源”，原因在於，做飯和熬製湯藥所使用的工具是同一個，就是鍋。最早的鍋是陶器鍋，陶鍋。鍋出現了以後，人們便開始用它去做飯，去熬製湯藥，這兩者是同步發生的。
目前的考古學已經證實，中國最早的陶器已經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來自江西萬年的仙人洞遺址，這也是世界最早的。東北亞的日本和俄羅斯，發現了距今16000年左右的陶器，最早的在16800年前。然後才是西亞地區，這裡最早的陶器僅僅距今8500年左右。北京大學考古教授吳小紅的研究證實，陶器最先產生在中國南方，俄羅斯、日本的陶器更可能是從中國南方流傳過去的。
西亞一貫被歐美人稱為“人類文明的誕生地”，但是這裡的陶器卻比中國晚了驚人的一萬多年。這意味著，在沒有陶器的這一萬多年裡，西亞人是沒有鍋的，他們將不可能象華人一樣，享用蒸煮、爆炒的食品，以及熬製草藥。他們的生活質量和衛生程度必然要大大低於同時代的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8500年前陶器在西亞出現以後，快速成熟，幾乎和中國同步進入發達的彩陶時代，而且兩者的彩陶紋飾存在高度的相似。這些事實都似乎說明，西亞的陶器象日本、俄羅斯一樣，不是獨立產生的，而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這意味著，西亞這個所謂的人類文明的起源地，可能一開始就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影響。
所以，單純地從陶器的出現時間看，中國的醫藥業可能開始於20000年前，而在西亞，8500年前是不可能有醫藥業的。
另外補充一個有趣的事實，由於陶鍋在西方出現很晚，導致他們加工食品的風格，主要是不用鍋的燒烤，而中國則是用鍋的蒸煮和爆炒，現在依然如此。同樣是小麥，西方人主要是用來烤麵包，而中國則是用來蒸饅頭和煮麵條、水餃。
毛主席好像說過，中國菜和中醫是中國給世界的兩大貢獻，這個話並不完全準確。更準確的表述是，做飯炒菜和醫學是中國給世界的兩大貢獻。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我們領先於世界發明和使用了鍋。鍋也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比“四大發明”重要的多的大發明。
二
“醫易同源”是說，醫學是和《易經》同時產生的，而且理論基礎也是一樣的。那麼《易經》是什麼時間產生的？
《周易》的繫辭說，“伏羲畫卦”。伏羲在神農之前，神農是農業時代，伏羲就是農業時代之前的漁獵採集時代。也就是說，《易經》產生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漁獵採集時代。考古學已經證實，農業的出現至少在10000年以前。這意味著，10000前是《易經》和中醫出現的一個時間下限。
康有為之後，中國興起了“疑經”熱，“疑史”熱，而且愈演愈烈。對自己的經典不相信，對自己的歷史記載不相信。不僅不相信，甚至侮辱和謾罵，至今如此。這種風氣之下，對《易經》的“伏羲畫卦”說也當然不以為然，認為是瞎編，“落後”的漁獵採集時代怎麼可能產生如此“先進”的東西。然而中外考古證據越來越顯示，中國的經典和歷史記載是可靠的。
學界已證實，更早的《易經》卦象，不是由一長橫兩短橫的陰陽符號所組成的，而是純粹的數字，即所謂的“數字卦”。“數字卦”的破譯，是已故的歷史學家張政烺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做出的。張政烺不僅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大量數字卦，甚至發現了5500年前的數字卦，刻畫在江蘇海安青墩遺址出土的鹿角上。這意味著《易經》在5500年前就已經成型了。
三
關於《易經》最古老的考古發現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這個遺址的時間已經可以上溯到9000年前。這裡出土的三樣東西和《易經》有關，分別是：內裝黑白石子的龜甲、骨笛和陪葬的陶壺。
關於裝有黑白石子的龜甲的用途，目前的看法很多，但是最有影響，也最可信的觀點是，認為是用來占卜的，是數學占卜的工具，即“算卦”的工具。從技術上來說，《易經》就是數學占卜術。占卜術在人類歷史中非常古老，流派也很多，但是以數字的運算和變化為占卜物件的僅《易經》一家。同時，這也讓作為占卜術的《易經》，和任何其他占卜術有著本質的區別：《易經》是數理的，是無神的，而其他任何的占卜術都是巫術的，有神的。所以，儘管沒有直接發現《易經》本身，但是成熟的數學占卜工具的出現，意味著在9000年前《易經》已經成熟了。
而骨笛則可提供旁證。
骨笛是用來演奏音樂的，而關於音樂的起源，中國有個傳統說法是“樂易同源”。音樂和《易經》是同時起源的，而且理論基礎相同。《易經》的理論基礎是，認為數字的變化代表陰陽的變化，而陰陽的變化代表天道的執行。音樂的理論基礎是，音高的變化就是數字的變化，數字的變化就是陰陽的變化，陰陽的變化就是天道的執行。在中國古人眼裡，音樂不是用來悅耳的，而是用來與天道和諧的，音樂就是天道。只有知道這些，才能真正理解儒家為何對音樂如此重視：向來是“禮樂”並稱，而且，《樂》經被認為是六經之一。
同時，“律”字在中國傳統中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律”、“數”、“道”，這三個字是同意詞，都是指天道。而“律”字的本初意義就是指“音律”，就是音樂的數理規律。另外，“履”、“禮”、“律”三個字在古代是同音的，很可能，“履”、“禮”就是衍生自“律”。司馬遷的《史記》有律書、曆書，《漢書》有律曆志，都對律的重要意義進行闡述，而且都認為歷是源於律的，堅持以律定歷。關於律歷的關係，以及日曆的起源，以後將專文詳述。
賈湖出土的骨笛，儘管已經埋在地下9000年，但是現在依然可以用來吹奏，甚至演繹現代流行曲目，其技術的成熟度是令人震驚的。能批次地製造這些樂器，說明當時的華人已經充分地掌握了音樂的數理基礎。既然“樂易同源”，那麼這也反過來證明，當時的《易經》也像音樂一樣成熟了。
四
賈湖遺址的很多墓葬都陪葬陶壺，一人一壺。這說明陶壺對當時的賈湖人有著重要意義。陶壺就是葫蘆形的陶器，而陶器和易經、醫學有著密切的關係。
伏羲又稱庖犧，庖犧就是做飯，做飯要用鍋，早期的鍋就是陶器。傳統上，伏羲是和燧人、神農這些一個序列的，但是燧人、神農的意義一眼便知，燧人是發明火的人，神農是發明農業的人，但是伏羲的含義卻是模糊的。從燧人、神農的範例來看，伏羲也應該是指一種對人類而言的重大發明。從這個意義上，庖犧比伏羲就明確地多，伏羲事實上可能就是指用鍋做飯的人。
注意，伏羲在神農之前，意味著華人是先學會的做飯、烹飪，後學會的耕田種地。這和考古證據也是一致的，陶器和定居生活的出現都遠在農業出現之前。
關於伏羲出生地的記載，目前還是有爭議的，主要有兩說，一個是山東說，一個是甘肅說。但是關於伏羲工作地的記載，則是沒有爭議的，就是“都於陳”。在伏羲時代是不可能有都的，伏羲即便真有其人，也不可能是王。這一記載的真實含義是，伏羲是一個群體，他們會使用陶器做飯，他們是經常遷移的，但是最後在“陳”定居，並創造了繁榮的文化，實現文明的突破。陳是哪裡，是現在的河南周口淮陽，地處豫東平原。
這意味著，周口，或者用一個更大更有典型意義的地理範疇，豫東平原，是《易經》的誕生地，當然也是中國文明的誕生地，因為《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同時，綜合來看，伏羲這個用鍋做飯的群體只可能來自豫東平原的東方，而不可能來自西方。這意味著，伏羲出生在山東菏澤一帶的記載更可信。
儘管，豫東平原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但是，考古發掘顯示，這裡卻不是陶器的起源地，這裡的陶器是從南方傳來的。伏羲人就是把陶器帶到這裡的人。
同時，考古證據也顯示，陶器的傳播速度沿海快，而內陸慢。陶器在16800年前在東北亞的日本和俄羅斯出現，就是沿海岸線傳播的結果。現在俄羅斯、日本、中國是三個在邊界戒備森嚴的獨立國家，而在10000多年前，是一個連續地區，暢通無阻。
所以，陶器從南方向豫東平原傳播路線的一個合理推測是，先沿海岸線傳播到山東東部，然後從山東東部再向西部內陸滲透。這樣就和伏羲是從山東前往河南的歷史記載相合。
那麼陶器是什麼時間到達周口的？目前沒有直接的考古證據。這附近出土的最早的陶器就是舞陽賈湖的，大概9000年前。但是這是非常成熟的陶器，9000年前只能是時間的下限。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來自這裡的本土，而是來自遙遠的日本和俄羅斯。既然陶器是從南向北傳播的，那麼陶器到達更北邊的日俄的時間，一定不會比達到豫東平原早。所以，將陶器達到日俄的時間，定為到達豫東平原的時間下限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說，陶器到達豫東平原，即伏羲人到達豫東平原的時間不會晚於16800年前。
所以，將《易經》和中醫的起源時間定在16800年前。
五
有一個問題需要解釋一下。這裡簡單說一下，以後再專文詳談。
儘管陶器最先在中國的南方產生，但是文化的繁榮和文明的突破卻並沒有在這裡出現。同樣，陶器很早就傳到了東北亞的日俄，但是，文化繁榮和文明突破也沒有出現。這說明，陶器只是產生文明突破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西亞的黎凡特地區，儘管沒有陶器，但是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文明的突破，這就是可以追溯到14000多年的納吐夫文化。但是，儘管也很古老，有充分的證據顯示，納吐夫文化受到了伏羲文化的影響，受到《易經》的影響。也就是說，西亞出現的文明突破不是原生的，而是外傳的。從全球來看，只有伏羲文化原生性地出現了文明的突破。伏羲文化不僅是中國文明的源頭，也是世界文明、人類文明的源頭。《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不僅對中國文化成立，對全球文化也成立。
種種資料顯示，導致文明突破最重要的條件是定居生活的出現。而定居生活的基本前提是擁有規模面積的野生穀物分佈，因為唯有擁有大面積的野生穀物，才能採集到足夠的穀物，儲存起來，使得全年的食品供給具備穩定的保障。在當時的技術條件戲下，只有穀物才是可長期儲藏的食品。從全球來看，最重要的野生穀物就是西亞的小麥和中國北方的小米、南方的大米。
中國的南方儘管有野生大米，考古證據也顯示，在農業出現的很早以前，南方的華人就用陶器來蒸煮大米了。但是，這並沒有導致真正的定居生活出現。最早的中國南方的考古遺址都是出現在山洞裡，而非自己修建的房屋裡。
更可能的情況是，中國最早的定居生活就是出現在豫東平原，最早的定居者就是伏羲人，進而醫學、《易經》、音樂等人類文明的最核心元素也隨之產生。同時，這也是定居生活和文明元素在全球首都產生。
定居生活之所以最先出現在豫東平原，而不是中國南方，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可能的原因有三點。一是，這裡擁有大面積的野生小米。二是，從南方傳來了陶器，以及加工穀物的方法。三是，這裡沒有天然的山洞之類的住所，即便是臨時住一段日子，也必須人工修建，這增加了遷移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南方有野生大米，由於大米是生活在水裡，在人工種植以前，它的分佈密度一定很稀疏。而野生小米是生活在陸地上，它的分佈密度可以比大米大很多。這意味著要大量採集野生大米，其成本可能要比採集野生小米要高很多，甚至不可能。在農業出現之前，野生小米可能就成為伏羲人的穩定的主要食物來源。而大米唯有在農業成熟之後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意味著，中國南方的定居生活可能要出現在農業出現之後。而中國的北方，憑藉著採集野生小米，就可以過上安穩的定居生活了，而這最先發生在豫東平原。
六
儘管醫學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很早，在16800年前。但是在中國之外，出現的時間卻很晚很晚。中國之外，最早的醫學理論出現在古希臘和古印度。大概在公元前5、6世紀左右，醫學突然在這兩地同時出現，比中國整整晚了13000多年。
但是，無論印度還是希臘，其醫學的理論基礎都是和中醫高度一致的，都認為，包括人的身體在內的整個宇宙，都是陰陽兩種元素構成。這兩種元素相剋相生，在矛盾衝突中，保持平衡和諧。所謂的健康就是陰陽平衡和諧的狀態，病態就是偏離常態，陰陽偏離了平衡與和諧。
中國講“醫易同源”，令人吃驚的是，在醫學突然在印度和希臘出現的同時，《易經》元素也在兩地同時出現了。不僅如此，中國講“樂易同源”，音樂元素居然也伴隨著醫學、《易經》的突然出現也出現了。
《易經》是一種數學占卜，認為數學運算、數字的變化代表著天道的變化，或者說數學運算和數字變化就是天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你也可以說《易經》就是一種數字崇拜，給數學、數字賦予了神聖意義。在公元前5、6世紀，這種數學、數字崇拜也在希臘和印度出現了。
在希臘，數學崇拜的代表人物是畢達哥拉斯。現代的歐美人認為，畢達哥拉斯是現代數學的創始人。然而，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和現代數學有著本質的區別。畢達哥拉斯的數學是“有神數學”，而現代數學則是無神數學，更準確地說，是一種什麼都沒有的“純數學”。畢達哥拉斯開創不是一個學派，而是一個教派，不妨就叫它“數學神教”。畢達哥拉斯不是一個“數學家”，而是“數學神教”教主。與一般的神教不同，“數學神教”認為，神不是別的東西，而是數學、數字。數學不僅是世界的本質，而是是世界的創造者，一切都源於數。這是不是很難理解，不僅你覺得難理解，就連現代專門研究西方哲學大師都覺得怪異。羅素是現代哲學家中的“大師”，他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直接表達了對畢達哥拉斯“數學神教”的困惑。
七
事實上，在整部人類文明史中，存在四個型別的數學。第一個是與《易經》伴生的數學，是“有道數學”。第二個是古兩河、古埃及的“有物數學”。第三個是畢達哥拉斯的“有神數學”。第四個是現代的“純數學”。
“有道數學”和《易經》同時出現，認為數和道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不僅認為數學運算可以模擬天道執行，而且認為數道不分，數就是道。在16800年前產生後，“有道數學”就一直在中國存在，直至今天。當然，在現代“純數學”的衝擊下，傳統的“有道數學”處於非常邊緣的地位，被認為是一種“落後”的“迷信”。
“有物數學”6000年前出現在古代兩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在這種數學體系中，數字符號本身，不僅包括數的資訊，而且還包括所計算物件的特徵資訊。數字本身是和具體的事物連在一起的，不存在脫離具體事物的抽象的數。同時，對不同類別的事物，其計算體系也是不同的。
“有神數學”從2500年前的畢達哥拉斯開始，然後被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繼承，最後融入了基督教。大名鼎鼎的伽利略、牛頓都是“有神數學”的信徒。對“有神數學”信徒而言，研究數學就是探究神意，就是與神為一。
200多年前的啟蒙運動後，歐美人開始不信上帝了，拋棄了上帝。數學中的神也隨之被抽調了，只剩下“純數學”了。
現代的主流觀點認為，“純數學”才是真正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真理”。同時，把“純數學”的源頭放在畢達哥拉斯頭上，認為希臘的數學和現代數學一樣，都是“純數學”，是獨立的數學，而基督教的數學則是倒退的，落後的，迷信的，因為這時數學成了神的僕人。同時，現代觀點還認為，古兩河埃及的數學缺乏理論抽象，是一種低階的經驗數學，而《易經》的有道數學則完全是一種原始迷信，原始巫術。
這些看法完全是建立在對人類文明史無知的基礎之上，當然也包括對數學本身歷史的無知。這些無知不僅導致現代人無法正確區分和辨別，曾經在人類文明史中存在的不同型別的數學體系，更重要的是，還導致一個扭曲的成見，認為超越世界、脫離世界的“純數學”是一直存在的，而且還可以用這個超絕、獨存的“純數學”去度量、衡量整個世界，世界的存在、宇宙的執行應該服從於這個“純數學”。
事實上，現在的“純數學”，相對畢達哥拉斯以來的“有神數學”，尤其是基督教時代，並非真的破除了迷信，而是以一種新的迷信，替代老的迷信。老的迷信是對神的迷信，上帝的迷信。新的迷信是對“純數學”的迷信。象神和上帝一樣，“純數學”本身也是一個人造之物，是一個虛構。用清朝名儒戴震的說法，任何被尊奉為絕對真理的東西，實際上都不過是個人的主觀意見，任何主觀意見，一旦被尊奉為絕對真理，都一定會產生專制，都一定會“殺人”。事實上，“純數學”這尊新神，正在肆意地屠宰著大自然和人類的自由心靈。
在畢達哥拉斯的時代，存在兩個數學傳統，一個是已有13000多年曆史的中國“有道數學”，一個是已有3000多年曆史的古兩河-埃及的“有物數學”。相較之下，畢達哥拉斯的“有神數學”，與“有物數學”距離較遠，而與“有道數學”則高度相似。
“有道數學”和“有神數學”都是一種數學、數字崇拜，都認為數學、數字和一種抽象的神聖東西相連。差別只是在於，“有道數學”認為，與數學相連的抽象神聖之物是天道，而“有神數學”則認為是神。更可能的情況是，畢達哥拉斯做的事，不是“發明”、“創立”了“有神數學”，而引入了“有道數學”，結合當時的希臘實際，做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處理。事實上，畢達哥拉斯的神，已經和當時希臘的傳統神有本質區別了，是一種“理性化”的神，把傳統的神的人格因素淡化，甚至消除了，這樣一來，畢達哥拉斯的神就更接近中國的天道了。
八
另一個佐證是，非常巧合的是，中國文化中“樂易同源”的故事也在畢達哥拉斯身上發生了。用現代歐美人的說法，畢達哥拉斯不僅創立了數學，而且創立的音樂學，發現了音樂的數理基礎。
要製造一件樂器，必須首先知道，音高之間的數學比例關係。譬如製作笛子，一個音孔所發出的聲音的高度，取決於距離吹氣孔的遠近。要想使一個笛子能夠發出預想的音高系列，並以此演奏樂曲，必須首先確定各個音孔之間的相對距離，然後根據這個比例關係確定每個音孔的具體位置，最後再鑽孔。
在這一點上，畢達哥拉斯和中國再次出現驚人的巧合，畢達哥拉斯和中國的《管子》一書不謀而合地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同的理論，叫做“三分損益法”。注意到這一點之後，歐美人立馬說，《管子》在抄襲畢達哥拉斯，理由是《管子》成書時間晚於畢達哥拉斯。然而，儘管“三分損益法”這一製造樂器的理論在中國的書面記載的確較晚，但是中國所製造的樂器本身卻發達地多，也古老地多。不僅出土了複雜精美的周代編鐘，而且批量出土了9000年前的技術非常成熟的笛子。這些樂器成熟度和精美度遠遠領先於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當然包括希臘。沒有成熟的理論基礎，這些樂器是無法制造出來的。從實踐的角度上看，“三分損益法”只可能首先出現在中國，而且其出現的時間可能比畢達哥拉斯早的多，也許9000年前就有了。
在印度，數學崇拜為一個哲學學派所代表，這個學派的名字就叫“數論派”。至於，這個學派為何叫“數論”，目前印度人，當然包括那些專業的哲學家們，已經無法給出可信的解釋了。但是，這個理論中所出現的一系列數字，卻和《易經》中的神聖數字高度重合。數論派的關鍵要素是，“二元”、“三德”、“二十五諦”。這裡不解釋這個理論本身，只關注“二”、“三”、“二十五”三個數。
之所以稱《易經》為“數字崇拜”，一個重要原因是，《易經》給一些數字賦予了神聖含義。最典型是1、2、3、5、8、10、25、50等。其中最重要的是3和5兩個數字。中國傳統上有“三皇五帝”這個說法，仔細檢索文獻會發現，“三皇五帝”究竟是指誰，說法很多，非常混亂。這情況說明一個重要事實，三皇五帝的具體內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和五這兩個數字本身。換句話說，“三皇五帝”這一說法的出現，並非依據歷史事實，而是依據《易經》的數理邏輯推匯出來的。並非仔細考察歷史之後，確實發現了三個皇，五個帝，而是先確定三和五這兩個數字，然後再去找皇和帝，去填空。
1是數之基礎，不但是最小的自然數，而且也是最小的奇數，代表陽；2既代表陰陽二分，同時也是最小的偶數，代表陰；1是陰，2是陽，1+2=3，所以，3代表陰陽的整體，而世界就是陰陽的變化，所以，3代表整個世界，所以它很重要。
2*2*2=8，所以8卦可以用來模擬世界的變化。本來世界就兩種變化，或陰、或陽，但是數字8出現後，衍生出了8種變化，8*8=64，則代表衍生後的所有變化，可囊括一切變化。
一個陰，一個陽，1+1=2，從數量上看，陰陽的總數量是2。同時，從內容上說，陰陽的總量是1+2=3。數量的數值2加上內容上數值3以後，2+3=5，那麼5就是有關陰陽的全部數字之和，是一個全數，代表這個完滿的世界，所以5更重要。
陰陽是相互轉化的，任何事物都可分陰陽，每一個數也都可分陰陽，5分陰陽以後，5*2=10，所以10就是一個包含了變化的全數，也是一個徹底的全數，代表著一個變化的完滿世界。所以，數只能數到10，這就是10進位制的真正起源。全球的十進位制起源於中國，而中國的十進位制是《易經》的數理推導結果，而非什麼因為人有十個手指頭。
5是世界的靜態全數，代表靜態的完美世界。5字出現後，衍生出5種變化，5*5=25，代表衍生變化後的整個世界的靜態全數。而每個數字都可發生陰陽的變化，所以25*2=50，這就是所謂的“大衍之數”，代表一個衍生後的變化著的完滿宇宙。所以，可以用這個數字為基礎來模擬宇宙的執行，所以，《易經》算卦所用的蓍草總數就是50根。
只有掌握《易經》自身的數理邏輯，才能理解《易經》，或者中國傳統為何會比較重視，或者崇拜某些特定的數字。這樣的數字崇拜同樣在畢達哥拉斯那裡存在，在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也存在。譬如，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就出現了2、3、25，這三個重要數字。象中國的“3皇5帝”一樣，印度的數論派哲學中的這些數字，是《易經》數理邏輯的推導結果，這些數字比這些數字所代表的內容更重要。同時，這些數字也是先於其所指代的內容而出現的。
公元前5、6世紀突然出現的古希臘、古印度醫學，其理論基礎與中醫高度一致。同時，與中醫高度相關的《易經》元素、音樂元素也同時在希臘、印度突然出現。這些事實只能說明，印度、希臘突然興趣的文明是中國文明西傳的結果。至於怎麼西傳的，那是另一個問題。（微信：新心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