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事例不勝列舉。如從孔子學院到“中法文化年”，從動畫片《中華小子》在法國熱播並獲得動畫大獎到《于丹〈論語〉心得》版權被南韓人搶購等。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意義是很大的，可以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和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

明朝的天子守國門，既是自願的選擇，也是無奈的選擇，這麼說有以下兩點理由。

自從明成祖朱棣奪取了建文帝的皇位以後，實際上他是處在一種朝夕難安的情況下的。

一方面這是因為朱棣的大本營在北平，他的根基也在那裡。而南京則是其打著“靖難”的旗號，硬搶過來的！

因為自己的實力並不在此，所以朱棣時刻都得提防別人對自己的安全產生威脅。也因此朱棣在奪取了皇位之後，便開始經營北平，並將其升級為京，為都城北遷做準備。

另一個打算是，在南京的大臣們多是在此經營己久的，其勢力己經盤根錯節，輕易動搖不得。所以只有透過遷都的方式，對朝庭力量進行重新洗牌。也只有這樣才能構建新的勢力平衡，從而有利於皇帝居中制衡。

以上是明朝天子主動守國門的原因！那麼為何又說其是無奈的呢？這是因為在明朝初期，遠避到大漠草原的殘元，其勢力仍能夠對明朝北方的安全，構成一定的挑戰。

而明朝的都城卻遠在南京，對於草原上的風吹草動，未免有鞭長莫及之感！而這對明朝北方邊境的安全是極為不利的，為了彌補這一不足，自明成祖朱棣起，都城北遷、天子守國門就成了必然選擇！

此外，即便是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也有過遷都他處的設想。不過因為某些因素，沒能落實而己。歷史上那些定都南京的政權，大多是偏安政權。這種情朱棣當然會明白，他們自然也會明白，北平是既適合於成為大國之都，而又有利於防備邊患的道理。朱元璋沒有實現的設想，便由朱棣去完成了。

況且在朱棣的時代，明朝還是一個外擴型王朝。無論是東北各部，還是殘元各部都被其在戰略上壓制著。也因此即使是草原各部能對明朝邊境構成某些挑戰，但卻無法對明朝形成致命威脅。也因此當時即便是天子守國門，基本上也不致產生太大的危險。

但是到了明朝後期，尤其是後金崛起以後，明朝的天下守國門，就成了沒得選擇的無奈之舉了。此時，由於明朝定都北京己久，各種利益己經固化了，即便是皇帝也難以扭轉這個趨勢了！而且這時的北京己經成為了大明王朝的中心與根本之地，是國本之所在，輕易是不可動搖的，否則必將導致明朝統治秩序的大地震！

也正是這個原因，才迫使明未的崇禎皇帝，明知在李自成的大順軍及關外清軍的夾擊下，北京城的形勢不容樂觀，但他就是不肯、不能也不敢將都城遷回南京。他所害怕的也正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北京一丟，整個北方都將陷落！屆時這個棄土之責，他又豈能承擔得起！所以崇禎才寧肯在大勢以去時，仍無奈地固守京城，最後以城破自縊而告終！

作為宣傳口號“天子守國門”是很有振奮人心作用的，作為政治現實，天子守國門讓整個王朝在軍事上陷入被動，進而對政治、文化經濟產生連鎖反應。接下來我就來分析一下：

在明朝初年，是積極出塞的，企圖一舉蕩平漠北，開萬世偉業。但歷史發展那能和人的想法一樣，1372年的三路北征，除了河西傅友德一路取得勝利之外，徐達、李文忠兩路大敗。一時半會消滅不了北元，而國內又需要政權建設、修養生息，蕩平朔漠的戰略就擱置起來了。

（北邊諸王）

後來的十多年，朱元璋陸續分封自己的兒子到了北方邊塞，形成了塞王守邊的格局。經常也會有宿將到北方練兵，在親王節制下出塞掃蕩。1388年藍玉北伐重創北元政權，北元行政的根基被動搖。

到了朱棣時期，自己靖難之役取得成功到南京登基，為了皇基鞏固，幾個塞王的實力也被削弱了，權給了將軍也不可能。就出現了“自己主軍，兒子主政”的格局，兒子在南京維持國家行政，自己沒事率軍親征朔漠。這維持了一些年，但顯然是不可能持續的，到了永樂中期，還是遷都北京，京師附近駐屯72衛所，天子守國門格局形成。

（京衛）

（後來定都問題上雖有一些反覆，但駐屯衛所沒有啥變動，事實影響小）

北平成了京師，北平布政使司成了北直隸；南京成了留都。首都自然要有首都的樣子，修建紫禁城與北京城自然是題中之義，疏通運河也是必備條件。

更關鍵的是設定駐屯軍團。第一步就是設定衛所，“成祖增京衛為七十二。又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亦謂之五軍。”72個衛所，明初一個衛所能出5000多人的部隊，相當於72個旅。

而且為了常川征戰，又設定了京營，定期訓練，也是明朝最早的成建制大規模的常備軍部隊，這是對朱元璋制度的一大突破。

（出警入蹕圖）

政府、大量的軍隊、圍繞這些的人員都到了京師，本地地力很難供養這麼多的人口，帝國的物流運輸也得進行調整。明初基本是南糧供南，北糧供邊的格局；現在肯定使行不通了，要開啟北運。最初計劃年運800萬石，後來考慮運力，調到了400萬石。

北方有明王朝最強大的敵人：韃靼和瓦剌。在朱棣的時代，對手在正北方，經常率領大軍出塞討伐；到了洪熙、宣德時期，勉強維持邊境的和平；到了正統、景泰、天順時期，瓦剌強據西北，大同、宣府是重鎮，駐屯大量部隊，京師也是一日三驚。成化、弘治時期危機主要在西北延綏一帶，京師情況略好；到了正德時期，正德自己親政宣大，並在宣府設定了大本營，側面反映了此時軍事形勢的緊張。

（京師保衛戰）

嘉靖19年以後，京師常年戒嚴。這時候整個社會風氣急劇轉向“仇蒙”，元世祖忽必烈就被移出去帝王廟。士大夫階層“華夷意識”越來越強化。這對新航路開闢，到達東南沿海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態度自然不會好了。

而且國家中央長期處在緊張形勢之下，整個決策層的思維就是應對危機，戰時思維，很難有和平時期那種建設、發展意識，國運自然會改變。

（京師戒嚴在明代頻率很高，你說整個京師心態如何）

你說天子守國門是好事嗎？

天子守國門的意義在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內憂和外患對中央政府的壓力。

我們國家歷代中原王朝，都會面臨兩個主要軍事威脅：一是外族入侵（主要是蒙古草原和東北方向），二是封疆大吏或者藩王或者農民起義造成的內亂。

對付後者，方法很簡單，就是強幹弱枝，加強中央軍事實力，削弱地方實力，讓地方沒實力叛亂。

比如，宋朝就是這樣。

對付前者，方法也不難，就是把帝國有限的資源主要集中在北部，以強大的邊防軍抵禦外族入侵。

比如，唐朝就是這樣。

但是，想要同時對付前、後者，這就難了。

因為要防外族入侵，北部邊防軍的實力就不能弱。但邊防軍實力強，朝廷又鎮不住，一旦邊防軍起了異心，結果就是安史之亂。而朝廷如果過分強幹弱枝，過分削弱邊防軍的實力，其結果又是北宋那樣——只要邊防線被打穿，契丹人也好，女真人也罷，很快就能殺到京城。

所以由以上矛盾就可以看出，古代中原王朝在處理外患問題和內憂問題時，統治者們的心理都是極度矛盾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想一個一箭雙鵰的辦法。

什麼辦法呢？就是把國都北移，讓中央軍和邊防軍合二為一。

就拿明朝來說，南京是龍興之地，地理上夾長江和紫金山，便於防守，經濟上背靠江南水鄉和運河，稅收糧食皆無慮。按照朱元璋最初的設想，首都建在南京，或者開封或者長安，北部的邊患壓力讓藩王們扛。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由於南京遠離邊疆，不便於掌控邊軍，明朝只傳到第二任皇帝，朝廷對邊防軍就失去了掌控，並最終被邊軍叛亂所推翻。

之後的朱棣為了斷絕這種可能性發生，就把首都從南京遷到了北京，把中央軍和邊防軍的角色合二為一。這樣一來，朝廷的精銳集中在北部，既可以抵禦外患，又可以憑藉中央的實力鎮住內患，可謂是一舉多得。

不過這麼做，也並非沒有害處。實際上天子守國門，也有很大的弊端。

首先是經濟方面。明朝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南移。北京周邊的經濟條件實際上養活不了數量龐大的中央軍。朝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依靠南方的輸血。並且由於朝廷遠離經濟重心，使得朝廷並不能在第一時間瞭解南方的實際情況。

比如說貿易需求、倭患等等。這一切就導致貌似龐大的明帝國的賦稅收入還沒有偏安一隅的南宋強。

其次是政治方面。由於明朝南富北窮，南方人讀書比北方人厲害，這就導致明朝的大學士很多都出自南方。皇帝為了遏制南方士大夫，就只能利用北方出身的武將和宦官制約南方人。

像這種以南人治國，用北人制約南人的平衡策略，一開始還好，但越是往後，南方人的意見就越大。使得朝廷對江南計程車紳集團的控制越來越弱，南方士紳與皇權越來越離心離德，雙方鬥爭愈演愈烈。

明朝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奇葩皇帝？就是因為皇帝是北方人，不重視南方人利益，導致南方士大夫與皇帝不是一條心。皇帝受氣，只能用不上朝這個辦法來示威。

另外，天子守國門在軍事上也有一些弊端。

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弊端就是北京太過於靠近邊界，缺少戰略縱深，一旦蒙古人或女真人越過了長城，京城馬上會被圍困，一點周旋的餘地都沒有。這會給四方勤王的部隊造成很大的麻煩。比如時間來不及，將領們倉促應戰等等。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的防禦重點有兩處，一是首都，二是北疆。如果同時防守這兩處，兵力肯定不夠。要想一舉多得，只能要麼把北疆挪到首都旁邊，要麼把首都挪到北疆旁邊。天子守國門，實際上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這個辦法當然也有很多弊端，但綜合來說，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都不可能有絕對完美的定都方案。朱棣遷都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明朝的“天子守國門”最大的意義，就是極大的經營了華北地區。這對中國後世的政治和經濟格局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不割地，不賠款，不和親，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喜歡明朝的朋友都喜歡用這句話來讚美明朝。誠然，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族的大一統王朝，明朝剛強硬朗的骨風，的確值得後世敬仰。

而說到“天子守國門”這一點，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指明成祖朱棣的遷都北京之舉。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透過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建文帝手中奪得皇位。此後二十餘年，朱棣勵精圖治，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永樂盛世。永樂在位時期，最為重要的一項政治舉措就是遷都北京，從而奠定了明王朝“天子守國門”的格局。

那麼明朝的“天子守國門”究竟有何重要意義呢？要了解此舉的深遠意義，我們首先得說說明初的南北差距。

洪武年間，發生了科舉史上最為著名的南北榜案。當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人所主持的此次科舉，所錄用五十一生源竟然全部都是南方人，這便引起了北方士子的不滿，聯名上疏狀告劉三吾等人，於是便引發了南北榜案。

明太祖朱元璋命人複閱落榜的北方士子考卷，結果發現所上呈的考卷確實文理不佳，與南方士子水平差距明顯。但朱元璋為了籠絡北方士子的心，為了平衡南北，最終決定將主考官定罪，並增設北榜，錄用六十一名全為北方人。

其實，這宗洪武年間的科舉大案，恰恰折射出了明初南北之間發展的巨大不平衡。北方地區由於經歷了元末明初的數年戰亂，人口銳減，社會生產力遭受嚴重破壞。因此，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都嚴重落後於南方。而這也是明朝初年，洪武永樂時期不斷進行大規模移民，從山西地區遷徙百萬人口到華北、山東等地區的原因所在。

實際上，朱棣遷都北京並不光是為了“守國門”，抵禦殘元勢力的反撲，更重要的是在於對北方的營建，更在於縮少南北差異。

正如前文所言，明朝南方和北方的經濟發展已經差距明顯，明朝的經濟重心已經在南方了，而如果作為大一統政權的明朝此刻仍舊眷戀江南的富庶和風光，使得明朝的政治重心也留在了南方，這某種程度上也就讓北方半壁江山計程車紳和百姓遊離在外了。長期以往，將不利於明朝對北方的統治。

因此，朱棣和朱元璋一樣，都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看出來政治中心北移的重要戰略意義。

明朝遷都北京，在元大都的基礎上進一步營建北京，使之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如此一來，一座偉大的首都便誕生了。這便使得北方再次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進而奠定了中國的南北格局。

與此同時，作為大明的首都，北京城的規模可是相當的巨大的，這裡不僅聚集了王公貴族、文武百官、各國使節等，還擁有上百萬的百姓和拱衛京師的數十萬大軍。因此，北京城是一座資源消耗極為巨大的城市。要維持這麼一座大城市，光靠地處苦寒、土地貧瘠的華北地區是絕對不可能的，不得不需要從南方源源不斷的向北京輸送糧食和物資，於是漕運便成為明清兩代最為重要的一項官方運輸行動。

而漕運的發展，不僅促進中國南北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文化的交往和融合，更進一步的促進了華北地區經濟的發展。明清兩代的漕運主要依賴京杭大運河，使得運河貿易迅速發展起來，沿著運河兩岸，一座座商貿城鎮拔地而起，極大的拉動了運河沿線經濟的發展，實現了華北地區經濟的復興......

今天的人，不能理解天子守國門的含義。

為啥？

今天比如北方邊境有敵人入侵了，邊境軍官一個電話幾秒鐘上海、廣州都是知道了。

但古代沒有這種通訊裝置，只能採用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快。

比如安史之亂的時候，安祿山在河北騎兵反叛，而在西安的唐玄宗要6天才能知道這個訊息。

而這在古代已經是神速了，相當於快馬每天跑500裡。

大家知道，如果安祿山的部隊是遊牧民族的騎兵，6天時間能夠前進多遠嗎？

蒙古騎兵突襲時，可以達到每天70公里以上的速度。

6天時間，蒙古騎兵可以深入中原400多公里。

而河北省東西寬度才500公里！

另外，以宋代為例，首都設在哪裡是極為關鍵的。

這是因為，宋代的主要作戰力量是中央的禁軍，也就是林沖所在的部隊。

禁軍少則三四十萬，多則六七十萬，是國家主要的對外軍事作戰力量。

所以，首都在河南，也意味著國家軍隊主力駐紮在河南，對於鞏固北方的防禦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因為古代的交通差，兵力調動很麻煩。

其實何談古代，抗戰時期1937年8月淞滬會戰打響，四川的一些川軍就開始向上海調動。

然而，因為四川沒有鐵路，公路也極差，只能步行走到陝西才坐上火車。等他們趕到中原，而淞滬會戰早在11月就結束了。

同時，作為首都來說，最低程度會有強大的交通運輸網路。

因為首都居民不會少，還有駐軍，加上大量的官員，都需要大量的糧食。

所以，自古以來，全國到首都都有大運輸量的交通路線。

那麼，這就是軍事作戰的基礎，沒有運輸就不能作戰。

“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句話歷來被明粉奉為圭臬，然而頗為戲劇性的卻是最早說這話的人卻是被明粉斥之為“滿遺”的閻崇年。閻崇年最早說這話是在他的《正說清朝十二帝》裡對比明朝的崇禎皇帝和清朝的咸豐皇帝時提出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破了北京城，咸豐皇帝帶頭跑路。閻崇年用崇禎皇帝自盡殉國的行為與咸豐皇帝進行對比其實多少有些奚落諷刺的意味。作為宣傳口號的“天子守國門”是很有振奮人心作用的，那麼作為政治現實的天子守國門這種行為又意味著什麼呢？事實上天子守國門這種行為的產生是和明初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的：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應天府（今南京）登基稱帝，建國號為明。事實上在定都南京的兩年前朱元璋就已下令在南京營建宮殿建築，到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南京城的宮殿建築工程基本完工，整個營建工程歷時26年，宮殿佔地面積超過101.25萬平方米，這超過了我們今天看到的72萬平方米的北京故宮，是人類中世紀最大的宮殿建築群。別看朱元璋大費周章營建南京宮殿，可與此同時朱元璋卻在考慮遷都的問題。其實南京對朱元璋而言：只是在削平張士誠、陳友諒等南方諸雄的過程中一個臨時性過渡性的都城，因為這一時期朱元璋賴以起家的基本盤就是江南地區。然而當蒙元勢力退回北方草原後從西北的嘉峪關到關東的白山黑水都成為了大明王朝的疆土，這時地處長江下游的南京實際上已不再適合作為這個大一統帝國的都城——在此之前南京從未成為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的都城，定都於此的無不是偏安江南的短命王朝。南京距離北部邊疆有千里之遙，定都於此對北方邊防其實是極為不利的。

明初一度執行的是積極出塞的國防政策：試圖一舉蕩平漠北，開創萬世偉業。1372年徐達率兵10餘萬北進蒙古高原，試圖一舉擊滅北元。對北元而言：此戰是關乎生死存亡的一戰，在已然失去中原的情況下北元朝廷實際所能控制的就只剩蒙古草原了，如果再退守就只能去冰天雪地、人跡罕至的西伯利亞了。這時北元方面唯一所能倚重的戰將是被朱元璋稱為奇男子的王保保。王保保吸取了以往與明軍交手的經驗教訓：他改變了大兵團正面對攻的戰術，充分考慮到了蒙古高原與中原不同的地形、地勢、地貌對戰術的影響。像成吉思汗的戰法一樣：北元軍隊先是派出多支精幹的偵察部隊不斷打探明軍的進展動向，還不斷放出風來聲稱北元軍隊已不堪重擊。在此之前明軍在與北元的交鋒中鮮有敗績，徐達又是明軍戰神級的人物，在此前徐達與王保保的數次交鋒無不以徐達取勝告終，如今明軍在聽到北元軍隊已不堪重擊的訊息後更是信心暴增。王保保在精心策劃之後做出如下部署：北元皇帝愛猷識理答臘在哈拉哈拉坐鎮並督辦後勤，而王保保自己則在哈拉和林以南的丘陵地帶埋伏下數萬騎兵和步兵，一張大網就這樣悄然向一路高歌猛進的明軍張開了。就在王保保進行部署之際明軍主力在徐達的率領下從雁門關出發直指哈拉和林，與此同時大將軍藍玉率輕騎兵為先鋒從北平北上。藍玉一路上遭遇的蒙古騎兵無不是一觸即潰，這令藍玉更加放心大膽地在20天內急行軍1000餘公里，兵鋒直指哈拉哈拉附近的土拉河畔。在這裡藍玉所率的先鋒部隊終於和徐達所率的明軍主力會師，明軍隨即向哈拉和林方向發動進攻。其實王保保早已在哈拉和林埋伏下重兵，當明軍發起進攻後早已守候多時的王保保帶兵合圍了明軍。此戰的戰鬥結果是明軍死傷3萬餘人，直到5月上旬才得以突出重圍。此戰是北元與明軍的戰鬥中由原來被壓制的不利態勢逐漸扭轉，此後北元與明朝的戰略形勢趨於均衡。明朝失去了剿滅北元的最佳時機，由此奠定了北元與明朝常態化對峙的格局。

既然一時無法消滅北元，而國內的政權建設又迫切需要修養生息，那麼蕩平朔漠的戰略就只能暫時先擱置起來了。在這種形勢下明王朝和之前的歷朝歷代一樣同時面對外患和內憂兩大威脅：外患主要是以蒙古為代表的北方遊牧民族所帶來的威脅；內憂則是那些鎮守各地的藩王、大將造反的可能性以及爆發農民起義的可能性。事實上單獨要解決這兩個威脅都不難：防患內憂的方法就是強幹弱枝——加強中央軍事實力，削弱地方實力，從而使地方缺乏叛亂的實力，在此之前宋朝就是這麼做的；防禦外患的辦法也簡單——就是把帝國有限的資源主要集中在北部邊疆，以強大的邊防軍抵禦外族入侵，在此之前唐朝就是這麼做的。儘管要單獨解決外患或內憂都比較簡單，可如果要同時解決外患和內憂可就不簡單了，事實上兩者之間是有矛盾衝突的。唐朝透過強化邊疆軍事力量的方式實現了開疆拓土的目標，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導致帝國的國防態勢呈現外重內輕的格局，最終誘發了藩鎮割據現象。宋朝在吸取唐朝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大力推行強幹弱枝之策，宋朝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因內政穩定而著稱的王朝，事實上宋朝的壽命超過唐、明、清，然而宋朝這種偏重於內治的國策是以犧牲軍事效率為代價，這麼做的最終結果就是宋朝在平息內憂之後卻亡於外患。那麼這是不是就成為一個無解之局呢？其實解決之道還是有的——如果透過將國都北遷的方式讓中央軍和邊防軍合二為一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那麼該將國都北遷至何地呢？在唐代以前無論是武王伐紂、秦滅六國，還是劉邦以漢中為根據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依靠關隴貴族集團統一中國，在數千年間關中一直是統治者的根本重地。然而從宋代開始以關中為基礎進而東出一統天下的東西格局為主基調的中國歷史轉型為南北格局：南面的漢族政權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北部的遊牧民族，在這樣的格局下位於渤海之濱、燕山之麓的北京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趙宋因為失去燕雲而偏安南方；遼、金因佔據此地而具有居高臨下的戰略優勢。儘管如此北京卻不在朱元璋所考慮的遷都計劃之內。事實上國都的確立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充分考慮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乃至地理條件等各方面的因素。儘管北京在當時明朝和北元的博弈格局下是戰略要地，然而在文化心理層面卻並不適合建都。

當明軍從元朝手中收復大都城時這裡已先後由遼、金、元三個異族王朝統治了四百餘年，和中原文明已然出現一些隔閡，加之戰亂的破壞還顯得有欠繁華富裕。相比之下背靠江南水鄉和運河的南京稅收糧食皆可無慮，況且以朱元璋為核心的明初開國集團多起自江淮一帶，北京對他們而言實在是一個陌生之地，他們對定都於此是有心理隔閡的。不過這並未使朱元璋放棄遷都的念頭：他委派太子朱標巡查長安、洛陽和開封，想選擇漢、唐、宋的故都作為首都。然而此時的關中已然殘破，不再具備作為一個大帝國都城的資格，而洛陽的情況也大體相仿，開封則處於無險可守的大平原上，金滅北宋和蒙古滅金時開封守軍都吃夠了無險可守的苦。無可奈何之下的朱元璋只得暫時將都城定在南京，至於北方的邊防壓力則主要交給藩王去扛：朱元璋陸續分封自己的兒子到了北方邊塞駐守，形成了塞王守邊的格局。同時也常調宿將到北方練兵，在親王節制下出塞掃蕩。然而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讓這些手握一方軍政大權的地方藩王迅速勢力壯大起來。朱元璋在時這些地方藩王不敢心存不軌，然而隨著朱元璋於公元1398年駕崩使藩王尾大不掉的弊病充分暴露出來：朱元璋死後皇位由太子朱標的嫡長子、朱元璋的嫡長孫朱允炆繼承。朱允炆剛一登基就意識到自己那幫年富力強且手握一方軍政大權的皇叔們壓根就瞧不上自己，於是他和自己的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人秘密商議削藩，這就加深了以朱允炆為核心的明朝中央朝廷與同以燕王朱棣為代表的地方藩王勢力之間的矛盾。1402年燕王朱棣取得靖難之役的勝利，成為大明皇朝的新皇帝。明朝開國不過兩代人時間內朝廷就已對邊防軍就失去了掌控並最終被邊軍叛亂所推翻。朱棣以地方藩王的身份推翻朱元璋欽定的繼承人而上位，他自然要防止其他藩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這樣的形勢下朱棣計劃遷都北京，從而把中央軍和邊防軍的角色合二為一。這樣一來朝廷的精銳集中在北部，既可以抵禦外患，又可以憑藉中央的實力鎮住內患，可謂是一舉多得。和朱元璋時代不同：北京（當時的北平府）作為朱棣的起家之地而經營多年，已不存在朱元璋時代的文化心理隔閡問題，因此遷都北京對朱棣來說已是順理成章之事。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就下詔改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開始奉旨徵調工匠、民夫上百萬人，正式營建北京宮殿。永樂九年朱棣命工部尚書宋禮等人修會通河。永樂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陳瑄等人開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使久廢的運河重新疏通。永樂十九年朱棣下詔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當年十二月北京的郊廟宮殿完工。次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至此明朝完成了遷都北京的全部工作。地處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過渡地帶的北京一直是明朝的邊防重鎮，朱棣遷都於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定都南京會使後世子孫沉迷於江南的繁華富庶而忘卻北方的邊防安全。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明朝始終將都城定在南京，那就意味著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將完全集中在以南京為核心的江南地區，北方的國防體系和經濟水平將長期處於一種相對凋敝的狀態，這顯然是不利於帝國的長治久安的。然而凡事有利就有弊——遷都北京儘管是朱棣為帝國長治久安深思熟慮後採取的行動，但此舉同樣存在弊端：由於北京處於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交界地帶，這意味著此後的明朝皇帝和眾臣將直接置身於同北方遊牧民族戰鬥的最前線，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天子守國門”。這樣做的積極意義在於：使明朝君臣始終保持一種憂患意識，對北部邊防不敢有絲毫懈怠；這樣做的負面影響則在於：一旦戰局失利意味著明朝的統治中樞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重新排兵佈陣。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之變中被瓦剌俘虜，隨後瓦剌大軍立即南下突破長城防線，長驅直入北京城下，幸有于謙解圍才免於一劫。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帶兵突破古北口包圍北京。後金興起後也曾數次兵犯京畿重地。天子守國門固然使明朝君臣得以保持高度的憂患意識，但也使明朝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缺乏戰略縱深，事實上朱棣對這一矛盾其實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在朱棣的設想中北京只是作為一個比較靠近北部邊疆的大城市，但不該是一個直接置於邊防線上的軍事要點。北京所起到的戰略作用是：聚集各種戰略資源以鞏固邊防，同時實現使帝國的中央軍和邊防軍合二為一的目標。也就是說北京是國防政策的排程中樞而不是直接的前線指揮部，而這其實也就意味著明朝需要在北京與作為最大外部威脅的遊牧民族之間創造出一塊戰略緩衝地帶。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朱棣御駕親征五出漠北其實就是為開拓這塊戰略緩衝地帶，然而長年累月的戰爭卻耗費了明朝的國力，使人民無法休養生息。

1421年冬朱棣再次策劃北征蒙古，卻遭到戶部尚書夏原吉的公開反對：“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在夏原吉看來：朱棣連年出征都無功而返，搞得勞民傷財。加上災荒不斷髮生，國家已內外交困。何況皇帝又龍體欠安，需要好好調養，非要出征的話就派遣將領前往，沒必要御駕親征。朱棣大怒之下就把夏原吉下獄，然而就是這次出征不僅無功而還，最終連朱棣本人也病逝於徵途。臨終前的朱棣不由感嘆：”夏原吉愛我“。朱棣臨終前這句話意味著實際上這時朱棣自己也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儘管自己一生戎馬創下不朽的文治武功，然而也因此使國力不堪重負，是到了讓天下休養生息的時候了。朱棣儘管意識到了這點，然而大明王朝的戰略轉型註定與他無緣，隨著朱棣的死就把這一歷史重任交給了繼任者。朱棣死後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父子倆的統治加在一起只有短短十一年，但這段歷史時期卻被史學家們稱之為“功績堪比文景”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本質上就是要將明朝的國策由洪武、永樂年間的強力戰略擴張轉向內部改革，從而達到了寬鬆治國、息兵養民的目標。就此而言：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父子倆的統治是成功的。他們只用了短短十一年時間就完成了明王朝的戰略轉型：正是隨著朱高熾、朱瞻基父子的寬鬆治國休養生息方針的推行使之前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生產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然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仁宣之治作為明王朝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略轉型在當時實現了休養生息的既定目標，使明王朝得以避免像秦朝、隋朝那樣因濫用民力而引發大規模民變的命運；然而也正是這次戰略轉型為後來的歷史程序埋下了一系列隱患。仁宣時期明王朝進行了全面的戰略收縮：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舊港宣慰司等地相繼被放棄，奴兒干都司等邊疆統治機構被裁撤，明朝疆域完全侷促於長城之內的兩京十三省。這時的“天子守國門”就更為貼切了：以前明朝好歹在長城以北設有軍事衛所可以作為北京城的屏障，然而現在北京就直接置於遊牧民族騎兵的兵鋒之下。

事實上朱棣當年也料到了這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因此他還預留了後招——遷都北京後南京保留了一整套中央政府的官僚體系：從六部、都察院到內廷的太監體系一應俱全。這意味著一旦敵軍勢力強大到必須遷都抗敵時明朝中央政府可以隨時遷回南京，而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區是當時天下最繁華富庶的地區，這意味著以江南的糧草賦稅供養南京這個留守都城完全不是問題。事實上不只是南京，都城北京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主要也是由江南地區供應。明初的經濟格局基本是南糧供南、北糧供邊。遷都北京使北京的人口規模急劇膨脹，而明朝的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南重北輕，北京周邊地區的經濟水平相比江南地區是欠發達的，因此朝廷不得不透過漕運從江南地區向北京運送物資。明朝前期徵運漕糧的地區主要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六省，其中南直隸和浙江佔到了全國漕糧總數的六成。故而明朝人自己曾總結：拱衛京師有兩大生命線是絕不能動搖的——防備北方遊牧民族的長城防線和江南糧草賦稅北運的漕運線。數千裡漕運損耗巨大，這無疑會加重百姓的負擔。不過明王朝把這作為維持帝國統一、保持南北平衡的必要的成本開支予以接受。明朝將都城從富庶的江南地區遷往北方邊防重地北京後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格局：北方成為帝國的邊防重地，而東南沿海地區則成為帝國的財賦重地。在那個年代帝國所面對的最大外部威脅就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而東南財賦重地由於有海洋作為天然的地緣屏障而得以安享太平。北方的邊防重鎮承擔著拱衛中原和江南的戰略使命，而江南則承擔著用錢糧賦稅供養北方的重任。在明朝統治者的意識中北方是國防要地，而江南則該專心致力於經濟建設，然而當時的統治者無法預料到隨著新航路的開闢使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各路西方殖民者紛紛開始對中國的東南海疆發起衝擊。整個有明一代西方殖民者所發起的衝擊根本不足以引起統治者的重視，然而正是長期對海上安全的忽視為後來中國海權的缺失、列強的侵略埋下了隱患。當然這是我們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所能看出的，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而苛責當時的統治者，畢竟誰也沒未卜先知的能力。

“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句話常被後人用來讚頌明朝的硬風骨，確實，在面對外敵時，明朝表現的比歷史上很多朝代都硬氣。就拿土木堡之變來說，明英宗親率50萬大軍出征瓦剌，卻在半道上被瓦剌伏擊，50萬大軍全軍覆沒，連英宗本人也被俘虜。

其實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有很多，當年漢高祖劉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圍困七天七夜，最後採納陳平之計，給單于的閼氏送禮而脫險；唐玄宗被安祿山叛軍逼出長安，借了回紇的精兵才收復長安；北宋的靖康之恥更是千古之恨，而宋高宗則是更為恥辱的向金人稱臣進貢。至於滿清就不用說了，割地賠款的事例數都數不過來。而土木堡之變時明朝是怎麼做的呢？面對瓦剌的威逼利誘，堅決不妥協，皇帝沒了就再立一個，軍隊沒了就號召各地勤王，明英宗本人也是寧死不降，最後終於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不過，土木堡之變時的明朝，雖然已經開始在走下坡路，但是國力依然強大，瓦剌雖然一時佔了便宜，但是和明朝依然不是一個體量的對手，最多也就是打打秋風。但是，到了明朝末期，局勢不一樣了，女真在東北崛起，山陝農民起義遍地，而此時明朝還堅持這“天子守國門”，始終把整個國家的中心放在北京，可以說是明朝末期最大的戰略失誤了。

明朝當初遷都北京更多的是處於政治上的考慮。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後，和建文帝打了幾年，本來以朱棣區區燕地一隅，是難以和建文帝抗衡的，戰爭打了幾年，雙方還在河北、山東一帶反覆拉鋸，由於朱棣沒有足夠的人力、財力，所以越打越處於下風。尤其是東昌（今山東聊城）一戰，朱棣大敗，自己本人也被也被包圍，借朱能援軍的接應才得以突圍，之前所打下的城池得而復失，朱棣後來也說到：“東昌之役，接戰即退，前功盡棄，今後不能輕敵，不能退卻，要奮不顧身，不懼生死，打敗敵手。”。

就在戰局陷入困境時，朱棣採納姚廣孝的建議，繞開南軍重兵把守的濟南，直撲江蘇，但是在齊眉山（今安徽靈璧縣境），朱棣又遭遇大敗，雙方相持於淝河，就在這關鍵時候，建文帝心裡膽怯了，唯恐南京有失，將前線重兵調回防守南京，朱棣抓住這個機會，大敗南軍於靈璧，率軍渡過淮水，攻下揚州、高郵、通州（今江蘇南通）、泰州等要地，強渡長江，直撲南京，李景隆開城投降，朱棣進入南京，歷時四年的“靖難之役”以燕王朱棣的勝利而告終。

可以看到，在靖難之役中，朱棣實際上是走了一步險棋，他採用放棄後方、猛攻快打的戰略，兵臨南京，最終奪取皇位。但是，這樣也有很大的不利，一是很多地方上依然是忠於建文帝的勢力，二是南京城中人心不穩，比如方孝孺，就寧死不降而被朱棣誅十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特例，最重要的是，建文帝在戰火中不知去向，這對朱棣來說無疑是一個定時炸彈，一旦建文帝捲土重來，他這個皇位必定岌岌可危。於是，為了擺脫建文帝的勢力，朱棣選擇遷都北京，回到他的根據地，將南京作為副都，前朝的官員大都留在南京，而他則在北京啟用他的親信，建立一套新的官員系統，以此保證皇位穩固。

在朱棣剛遷都北京時，明朝正處於國力強盛的階段，明成祖朱棣五次親征漠北，從北京出兵，給了北方蒙古部落極大的震懾。但是，隨著國力漸漸衰落，北京的劣勢越來越顯現出來了。長城是華夏抵擋北方以及東北少數民族的第一道防線，北京的問題就是離這道防線太近了，一旦敵人越過長城，馬上就直逼北京了。這時候防守邊境的邊軍就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是支援前線，還是回放京城呢？回防京城自然萬無一失，但是整個防線就此向敵軍敞開，敵軍得以來去自如。而南方的勤王軍隊要想趕過來也來不及，畢竟上千公里的距離，在古代沒有幾個月是到不了的，而這時候敵人在打完秋風就跑了。

1629年(明崇禎二年）的己巳之變，皇太極就率八旗兵避開寧遠、錦州，分兵三路從龍井關、洪山口、大安口突入關內，攻佔遵化(今屬河北)，直逼京師(今北京)。面對皇太極的突襲，明朝只能被動防禦京師，雖然最後逼迫皇太極返回東北，但是明軍自身也損失慘重，總兵滿桂，孫祖壽戰死，遵化、灤州(今河北灤縣)、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今屬河北)等城池都被皇太極攻克，擄掠一空。

相對於魚米之鄉的南方，北方的糧食產量要低得多。原本北方的糧食供應燕雲地區的駐軍還尚可，但是定都北京之後，偌大一個京城，每天的消耗就多的嚇人，這麼龐大的糧食消耗，只能透過南方的漕運來滿足。和平時期還好，一旦戰事四起，運輸就變得尤為艱難。大量錢財稅收花費在漕運上面，而且還不能滿足軍隊需要。所以到明朝末期，缺錢缺糧成了軍隊的常態。

對於末期的明朝來說，定都北京，“天子守國門”是在不是一個好的戰略，如果崇禎能早點考慮遷都，依靠南方的財力物力，那麼局勢有逆轉也未可知。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只要一說起明王朝這句話肯定就會出現，然而很多瘋狂迷戀明朝的人，對於明朝天子為何要取守國門卻說不清楚，要麼諱莫如深，要麼不知其理。靖難之變以後，明成祖朱棣將都城遷到了北京，最終形成了天子親自坐鎮邊關戍守疆界的格局。

皇帝定都邊地，親自守住了萬里江山的門戶，聽上去多麼英勇無畏，然而，順天府也就是北京城，到底是如何變成國門的？明成祖為何又執意要親自遷都戍守門戶呢？

翻開明朝的地圖，尤其是明朝永樂朝後比較穩定或者是明後期的時候，都能非常明顯地看出，明朝北部京都附近，也就是山海關南北一帶，幾乎就是貼著渤海，漠北鐵騎幾乎就要衝破明朝的“細脖子”衝進海里了。正是因為明朝這麼古怪的形狀，使得山海關的地位更加重要，也是北京城被稱為“國門”的主要原因。

明朝初期，直到朱棣正式登臨皇位之後的一段時間之內，曾經的燕王封地北平也就是後來的北京城，壓根就不是什麼國門。明太祖建立明王朝以後，當時與北方的北元之間的分界，大抵上與如今內外蒙古之間的界線差不多。朱棣的封地與北元之間，隔著相當遼闊的一大片高原，與後來所形成的站在北京城幾乎就能眺望到漠北鐵騎的樣子，還差得遠。

朱棣發動靖難之變成功奪取皇帝之位後，入主南京，當時明朝北方的疆界雖說表面上並沒有什麼明顯變化，可實際上，明朝北邊那堵牆的地基，已經被朱棣給完全毀掉了。

建文帝削藩，朱棣起兵反抗，雖然燕王手握重兵，但終究很難與皇帝抗衡，為了增強自身的力量，燕王用了非常冒險而且也是後患無窮的辦法，那就是大規模抽調北方原本用於抵禦漠北的精銳，並且聯絡兀良哈三衛的支援。雖然後來朱棣成功奪得了江山，但也付出了代價，比如將北平行都司的轄地作為報酬送給了兀良哈，原本的東勝衛內遷等。

一開始，明朝對於北方的進攻實力強大，每次取得勝利之後也設定了諸多的衛所進行佔領管理，比如洪武時期設立的大寧衛、開平衛、東勝衛、興和所等等，明朝北方大量的軍事駐屯機構，使得明朝初期的北疆向北推進了很多。然而明朝初期在北方節節勝利，佔領絕對優勢的格局，在靖難之變以後，發生了徹底的逆變。

由於當年大量精銳被抽走，還有東勝衛內遷等，使得殘存的開平衛、興和所變成了孤懸無援的據點。永樂二十年，興和所被阿魯臺給攻佔後，被迫移治到了宣府；宣德五年，開平衛也被迫內遷到了獨石堡也就是今河北省赤城縣一帶。如此一來，河北山西等境內的明朝北界，直接就退到了後來的長城一線，北京變成了真正的國門。

可能有人會問，明成祖當年抽調精銳奪位之後，幹嘛不再把兵力重新放回去呢？你以為朱棣沒想過麼？問題是朱棣根本就不敢這麼做。當時明朝的中心在南京，如果將大量的兵力重新北遷戍守，必然就要讓宗室藩王或者將領帶兵主導，這是朱棣最怕的地方。派個藩王去，朱棣怕有人有樣學樣，再來一次靖難之變；派個將領去，江山落入外人之手更糟糕。

更何況，明朝這邊鬧哄哄，北邊的蒙古可沒那麼呆就愣愣地在那看著，朱棣奪位之時漠北草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來明朝佔有的優勢已經幾乎喪失殆盡。為了抵禦住漠北的勁敵，既然難守，那就主動出擊，所以朱棣稱帝之後，依舊頻繁對漠北用兵，瘋狂出征，畢竟進攻才是最有效的防禦，但總是打也不是辦法，還是要想個長久之計。想來想去，朱棣覺得誰都靠不住，既然外人靠不住那就自己親自來，朱棣直接將都城遷到了自己的老巢北平府，改北平為北京與南京同尊。如此一來，明朝不僅形成了南北兩個京都的局面，同時由於皇帝親自坐鎮北京，抵禦北方威脅的兵力就能夠直接掌握在皇帝手裡，受皇帝親自節制。

古代的通訊等不如現代這麼發達方便，而明朝“天子守國門”，就能夠有效規避掉這種不足，使得明朝能夠在對漠北的軍事行動中掌握先機。自北宋之後，整個華北地區已被外族掌握了兩百多年，整體的發展也遠不如江南地區。明朝遷都，不僅是守住國門，也能夠有效強化對於整個北方的掌握管理能力，在當時來看，意義非凡。

明朝的“天子守國門”是一種無奈之舉。誰也沒有讓他們去守國門，他們也不想去守國門。到了最後守不住國門的時候，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就只得去實現他的諾言“君王死社稷”，吊死煤山了。

在明朝建國的時候，朱元璋定都南京。從他到他的孫子建文帝，誰也沒有想到要去遷都，要去守國門。在他們的朝代，雖然北方的威脅最大，可是朱元璋也沒有要遷都北京，去親自守國門的。為什麼到了朱棣就兩樣了，非要去守什麼國門？

這是因為朱棣當皇帝，是靠“靖難之役”奪的侄子的江山。雖然建文帝下落不明，可是依然有很多明朝的臣子，認為他當皇帝名不正言不順。當時的南京是建文帝的老巢，朱棣在那裡總感到不安全。因此，他時常想起自己的龍興之地北平。最終，為了自身的安全，他決定遷都北平，並改北平為北京。為了治理南方，他還在南京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機構。

朱棣遷都北京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建功立業。他為了在歷史上證明，自己的能力更適合當皇帝，開始了自己的文治武功。他把目標指向了北方的遊牧民族。在他稱帝以後，朱棣連續進行了五次北伐，給了北方遊牧民族以沉重的打擊。而朱棣，也病死在第五次北伐中。

朱棣死後，他的繼位者也有將京城遷回南京的打算，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能實現。這樣，從朱棣之後，明朝的皇帝無可奈何的成為了國門的守衛者。

明朝的所謂“天子守國門”在戰略上來看，是不合算的。因為天子的主要任務是治理國家，而不是所謂的守國門，守國門應該是將帥的責任。況且皇帝不是天生的優秀將領，明朝的土木堡之變就充分的說明了這一點。皇帝朱祁鎮親自的幾十萬大軍，在他的胡亂指揮下，全軍覆沒，自己也做了俘虜。要不是于謙護國，明朝差點亡國。

而將首都選擇在邊境上，在軍事上來看也是十分失策的。這等於將自己的國家中樞暴露在敵人的鐵蹄之下。如果在國家昌盛的時期，這還影響不大。可是一旦國勢衰落，那麼國家就極為危險。

在明朝末期，崇禎面臨外敵入侵和農民軍起義的雙重夾擊。在這種情況下，每當對農民軍的清剿到了關鍵時期，外敵對北京的襲擾，就使得明朝不得不抽調兵力，保衛首都。這又使得農民軍死灰復燃。這就是明朝首都選址錯誤造成的惡果。

而朱棣最不可原諒的，是將塞外的朱元璋佈置的兩個重要的戰略據點給廢棄了。這就破壞了朱元璋原先的防禦部署。朱元璋在塞外，佈置了開平和大寧兩個據點。朱元璋的戰略是，用開平和大寧兩個據點吸引南下的敵人，然後明軍集中兵力，兩翼包圍，消滅來犯之地。這樣，就保證了長城以北的兩三百里的戰略防禦縱深，使得敵人無法威脅長城一線。

可是朱棣在“靖難之役”中，襲擊奪取了在大寧的寧王的部隊。在戰爭中，他得到了朵顏三衛的幫助。為了酬謝朵顏三衛，也想讓他們效忠，成為明朝邊境的藩籬，朱棣將大寧交給了朵顏三衛。

可是，讓朱棣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朵顏三衛在得到大寧後，很快就反叛了。而大寧一失，開平孤城難守，也只得內遷。這樣，朱元璋佈置的戰略防禦縱深就消滅了。從此，北方敵人的軍隊直接來到長城腳下，可以隨時隨地的攻打長城一線。而長城後面，就是北京。可以說，北京時刻處在敵人的威脅之下，這樣的戰略形勢，明朝的皇帝們還怎麼能夠安心的治理國家。

明朝的“天子守國門”是無可奈何的。造成這一切的就是朱棣。由於他出於自身的需要，根本沒有對後世進行長遠的打算，造成了明朝長期的不利局面。

朱棣把首都遷到了北京，此地是明朝時靠近邊境的地帶。他還將大寧拱手交給了敵人。這使得北京的北方失去了應有的戰略縱深。這樣一來，北京就處於敵人的威脅之下。這不得不使明朝將大量的財力、物力、軍力投入到北方防禦上。但是，不利的戰略形勢，讓這一切的努力都化為徒勞。

如果不是“天子守國門”的話，明朝的首都不是時刻處於敵人的威脅之下。明朝就可以採取更加機動靈活的策略處理危險。比如說崇禎，他最起碼還有隔江而治的可能，不會立刻亡國喪命。這一切的根源都來自“天子守國門”的國策。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指的是作為一國之君，要以守土戍疆作為自己的責任，將國都定都於邊疆重鎮，面對外患，與國家同生共死，以示國土不容侵犯之決心和勇氣。

“天子守國門”語出當代清史專家閻崇年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他將咸豐皇帝面對英法聯軍的入侵北京城，不是動員民“勤王”、全力守衛京師，而是準備棄都逃跑，這一情形與明成祖朱棣的“天子守國門”作對比，顯示了清廷的懦弱無能，同時也顯示了大明王朝的守土決心。

“君王死社稷”出自春秋時期《禮記·曲禮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意思是國君應與國家共生死，官員應與百姓共生死，士族應與國君的號令共生死。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句話史料並無記載，而是當代人們在總結明朝歷史的基礎上凝練出來的經典語句，全句為“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明朝建立後，北元勢力在朱元璋的八次北伐打擊下遷往北部，然而其真正實力並未衰減，這一點駐守北部燕京之地的朱棣深有感觸。

後來北元勢力逐漸分裂成了北部的瓦剌和南部的韃靼兩個部落，明永樂八年，韃靼公開與明為敵，朱棣進行了五次親政漠北。

永樂十四年(1416年)，朱棣提出遷都的打算，第二年命姚廣孝監督營建北京城，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率領南京的宗室子弟、後宮妃嬪、王公大臣浩浩蕩蕩遷都北京，南京被作為陪都。

有史料的記載，明朝時期北京城有四次被進攻過，其中三次是外族。

第一次：1449年“土木堡之變”後，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挾被俘的明英宗南下進攻北京城，後在兵部尚書于謙的全力保衛下，也先撤退；

第二次：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韃靼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率軍南侵，包圍北京城，明軍堅壁不戰，俺答兵在城外焚掠八日後退兵；

第三次：1629年（明崇禎二年），女真首領皇太極經喜峰口入關至北京城，被袁崇煥擊退；

第四次：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城，崇禎帝寧死不屈，於煤山自縊身亡，此前拒不遷都。

由此可見，明朝從“天子守國門”開始到“君王死社稷”結束，堅守國門，抗擊外患，誓死保衛北京城，誓與國家共存亡，顯示了一個朝代的堅定信心和堅強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