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小說透過N先生的無辮之災，抒發了作者的多重悲哀。
雙十節到了，北京的“國民”們忘卻了紀念，以十分漠然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日子。原因何在?是由於“紀念也忘卻了他們”，革命並沒給他們帶來什麼，除了革掉一條辮子，鄉下卻連辮子都沒革掉。一切“內骨子是依舊”。但在這革命的途中，多少熱血少年曾受苦受難、流血犧牲，所得的卻是國民如此的冷漠。“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裡過了一生; 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裡漸漸平塌下去了”。
紀念使人痛苦，忘卻倒是幸福。
然而這革命卻也曾帶來短暫的歡欣，當初因為無辮而受難，同事避之惟恐不遠，官僚防之惟恐不嚴，一路冷笑惡罵，本家預備告官，終日如坐冰窖，如臨刑場。第一個雙十節後，終於可以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了。不過這條辮子本非我們民族固有，那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才被種定的。揚州十日，嘉定屠城，才不過200多年，人們卻早忘記這段血史，反而成了辮子的維護者，跟著來歧視，來迫害了。
一條辮子的革除，反映出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作者似乎遇到了困難的選擇：N先生自己很早就剪了辮，卻阻止學生剪辮;自己抗爭，希望別人妥協; 為國民的麻木健忘而憤慨，卻又怕喚醒他們起來吃苦，願他們從昏睡入死滅。他借阿爾志跋綏夫的話說：“你們將黃金時代的出現豫約給這些人們的子孫了，但有什麼給這些人們自己呢?”作者後來曾回答說：“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
由於作者以自己的經歷作為小說的主要材料 (N先生的遭遇大體上是作者自己的遭遇，參看魯迅《病後雜談之餘 (三)》及周遐壽《魯迅小說裡的人物》)，因此N先生的感受與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己的情緒。作者認為“生在麻木如中國的地方，卻容易吃虧，縱使如何犧牲，也無非毀滅自己，於國度沒有影響”，所以“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然而他自己卻偏要作“絕望的抗戰”，但這並不矛盾，它體現了作者崇高的人格。事實上，本篇小說裡有失望、有悲哀，然而更多的卻是憤激。而這憤激，正植根於作者至高無上的民族責任感的。
這篇小說的特點，首先在角度的選擇。作者選擇了一條辮子的遭遇來“舒憤懣”，一條辮子與一場終於結束了2000年帝制的革命，輕重相差得太遠，然而這辮子卻不單由滿人種在頭上，也植根在民族的痼疾裡，所以辮子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就緊密相連了，這就便於表達作者極為複雜的感受，對辛亥革命的欣喜和失望，對民族病根的憂慮與憤慨，在簡潔與單純的結構中寄寓著博大與豐富。
其次是反語的運用。全篇是圍繞“我最得意的是自從第一個雙十節以後，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為中心展開的。一場流血革命的結果，竟然只是可以光著頭皮在街上走，一條辮子，何其輕微，千萬高貴的頭顱又何其沉重，這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反諷效果。因此小說的整體結構是建立在反語之上，這就構成了蘊蓄全篇的反語概念。所以，我們看到N先生得意的笑容，卻分明感受到他的辛酸苦痛;聽到的是N先生對辛亥革命的讚美，感受到的卻是他深重的失望。小說末尾，我們讀到的是激憤的言辭，而感受到的卻是一顆對我們民族滿貯熱愛的心。
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同時使用了戲劇化的敘述方式和審美距離原理。既然小說用了作者自己的經驗，那末N先生便是一個替代作者的角色，但作者與其替代者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距離的獲得是由於用了戲劇化的敘述。讀者不會將作者與N先生混淆。同時，作者將N先生的敘述置於一個故事的傾聽者“我”的敘述的更大的框架中，N先生便成了被塑造的生動的人物形象，脾氣乖張，無謂生氣，不通世故。並讓他躬行他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如用手杖拼命的打了幾回)，來增大距離，這是一篇將反語、戲劇化敘述與審美距離成功結合的技巧複雜的小說。
本篇還溶進了若干雜文的特點，它的敘述方式，如對北京雙十節簡煉傳神的描寫所產生的諷刺效果，關於頭髮的受難史的知識，排比、哲理警語等所構成的抒情效果和政論特點，都是我們在魯迅的雜文中所習見的，所以這又是一篇雜文化的憤激小說。讀者於欣慰中見悲哀，於輕鬆中見沉重，於調侃中見痛苦，於冷嘲中見熱烈，於憤激中見赤誠，引發了讀者對於民族與歷史的思考。
心得
小說透過N先生的無辮之災，抒發了作者的多重悲哀。
雙十節到了，北京的“國民”們忘卻了紀念，以十分漠然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日子。原因何在?是由於“紀念也忘卻了他們”，革命並沒給他們帶來什麼，除了革掉一條辮子，鄉下卻連辮子都沒革掉。一切“內骨子是依舊”。但在這革命的途中，多少熱血少年曾受苦受難、流血犧牲，所得的卻是國民如此的冷漠。“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裡過了一生; 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裡漸漸平塌下去了”。
紀念使人痛苦，忘卻倒是幸福。
然而這革命卻也曾帶來短暫的歡欣，當初因為無辮而受難，同事避之惟恐不遠，官僚防之惟恐不嚴，一路冷笑惡罵，本家預備告官，終日如坐冰窖，如臨刑場。第一個雙十節後，終於可以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了。不過這條辮子本非我們民族固有，那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才被種定的。揚州十日，嘉定屠城，才不過200多年，人們卻早忘記這段血史，反而成了辮子的維護者，跟著來歧視，來迫害了。
一條辮子的革除，反映出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作者似乎遇到了困難的選擇：N先生自己很早就剪了辮，卻阻止學生剪辮;自己抗爭，希望別人妥協; 為國民的麻木健忘而憤慨，卻又怕喚醒他們起來吃苦，願他們從昏睡入死滅。他借阿爾志跋綏夫的話說：“你們將黃金時代的出現豫約給這些人們的子孫了，但有什麼給這些人們自己呢?”作者後來曾回答說：“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
由於作者以自己的經歷作為小說的主要材料 (N先生的遭遇大體上是作者自己的遭遇，參看魯迅《病後雜談之餘 (三)》及周遐壽《魯迅小說裡的人物》)，因此N先生的感受與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己的情緒。作者認為“生在麻木如中國的地方，卻容易吃虧，縱使如何犧牲，也無非毀滅自己，於國度沒有影響”，所以“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然而他自己卻偏要作“絕望的抗戰”，但這並不矛盾，它體現了作者崇高的人格。事實上，本篇小說裡有失望、有悲哀，然而更多的卻是憤激。而這憤激，正植根於作者至高無上的民族責任感的。
這篇小說的特點，首先在角度的選擇。作者選擇了一條辮子的遭遇來“舒憤懣”，一條辮子與一場終於結束了2000年帝制的革命，輕重相差得太遠，然而這辮子卻不單由滿人種在頭上，也植根在民族的痼疾裡，所以辮子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就緊密相連了，這就便於表達作者極為複雜的感受，對辛亥革命的欣喜和失望，對民族病根的憂慮與憤慨，在簡潔與單純的結構中寄寓著博大與豐富。
其次是反語的運用。全篇是圍繞“我最得意的是自從第一個雙十節以後，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為中心展開的。一場流血革命的結果，竟然只是可以光著頭皮在街上走，一條辮子，何其輕微，千萬高貴的頭顱又何其沉重，這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反諷效果。因此小說的整體結構是建立在反語之上，這就構成了蘊蓄全篇的反語概念。所以，我們看到N先生得意的笑容，卻分明感受到他的辛酸苦痛;聽到的是N先生對辛亥革命的讚美，感受到的卻是他深重的失望。小說末尾，我們讀到的是激憤的言辭，而感受到的卻是一顆對我們民族滿貯熱愛的心。
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同時使用了戲劇化的敘述方式和審美距離原理。既然小說用了作者自己的經驗，那末N先生便是一個替代作者的角色，但作者與其替代者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距離的獲得是由於用了戲劇化的敘述。讀者不會將作者與N先生混淆。同時，作者將N先生的敘述置於一個故事的傾聽者“我”的敘述的更大的框架中，N先生便成了被塑造的生動的人物形象，脾氣乖張，無謂生氣，不通世故。並讓他躬行他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如用手杖拼命的打了幾回)，來增大距離，這是一篇將反語、戲劇化敘述與審美距離成功結合的技巧複雜的小說。
本篇還溶進了若干雜文的特點，它的敘述方式，如對北京雙十節簡煉傳神的描寫所產生的諷刺效果，關於頭髮的受難史的知識，排比、哲理警語等所構成的抒情效果和政論特點，都是我們在魯迅的雜文中所習見的，所以這又是一篇雜文化的憤激小說。讀者於欣慰中見悲哀，於輕鬆中見沉重，於調侃中見痛苦，於冷嘲中見熱烈，於憤激中見赤誠，引發了讀者對於民族與歷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