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1954年日內瓦會議是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重大國際問題的會議，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國際力量，為會議達成協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次會議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確保了中國南部邊境地區的相對穩定，明顯改善了中英關係，架起中美溝通的橋樑。日內瓦會議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中國與印度支那的關係、中國的對外政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蘇、美、英、法、中5國外交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國聯大廈舉行。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和平解決北韓問題和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 7月21日，與會各國簽署了《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寮國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高棉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會議最後發表了《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

這次會議又前蘇聯倡議，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會議上達成協議，定於同年4月舉行日內瓦會議，討論北韓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中國政府任命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

本著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真誠願望，周恩來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和北韓的南日外相提出所有外國軍隊都撤出北韓，然後舉行北韓國民議會的全北韓自由選舉的合理主張。但美國代表帶頭拒絕一切建議。

日內瓦會議的另一個議題就是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後在於右任的倡議下，改用“中南半島”）的和平問題。 1954年5月8日，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談判開始。與會國家中、蘇、美、英、法五大國外，還有越南民主共和國以及被法國佔領的南越、寮國和高棉。經過周恩來奔波斡旋，交戰雙方分別達成了在越南、寮國、高棉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

由於與會各方對如何和平解決北韓問題存在著原則分歧，直到1954年6月15日仍難達成協議，北韓、中國、蘇聯再次提出一些有利於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建議，以打破僵局，但美國帶頭反對。參加“聯合國軍”的那些國家的代表提出了使會議面臨決裂的《十六國宣言》。

周恩來外長對協議案文提出如下建議：“日內瓦與會國家達成協議，它們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北韓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協議。

儘管這個宣告為絕大多數與會者所接受，但由於美國代表不表示同意，而未能獲得透過。這樣，日內瓦會議關於北韓問題的討論以未透過任何協議而結束。但正如周恩來外長所指出：它使大家瞭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瓦會議，並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

7 月21日，會議透過《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結束了法國在這個地區進行多年的殖民戰爭，確認了印支三國的民族權利，是印支三華人民爭取獨立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時，透過日內瓦會議，全世界又一次看到，華人民為祖國安全、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事業，為透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發揮了積極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日內瓦會議是一次成功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新中國來說是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的。透過這次會議，印度支那的戰火熄滅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這就再一次打亂了美國從北韓、臺灣、印度支那三條戰線威脅新中國的戰略部署，鞏固了中國南方邊陲的安全。透過這次會議，世界看到了同美國所掌控的安理會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國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國外交風格，看到了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處理國際問題當中新中國的分量。

五大國會議是常任理事國會議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任理事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五位創始成員國，是二戰期間反法西斯同盟國中除法國外的四+1大國。（法國在1940年戰敗，被德國佔領，故沒參加反法西斯同盟）《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三條第一款中明文規定：“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應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1971年，中華民國的席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替。1991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席次為俄羅斯聯邦所代替。

1945年6月26日，舊金山制憲會議圓滿結束，《聯合國憲章》正式簽署。憲章第23條明確規定：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為：美、蘇、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從此被正式確立。

1954年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日內瓦會議，這是蘇聯，美國，中國，英國，法國這五大國都參加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國際性會議。中國代表團在周恩來外長帶領下參加，這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有關緩和地區衝突，維護世界和平的一些建議，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五大國並沒有專門的“會議”，五常的全稱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簡稱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五常的設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聯合國憲章中確立的，包括二戰五個主要戰勝國中國、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五常並沒有設定專門的會議，而是參加並主導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享有一票否決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它是在國民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緊急時刻召開的，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