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勳復辟，是 1917年6月，張勳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率3000“辮子兵”，借“調停”為名，於6月14日進北京。入京後，張勳急電各地清朝遺老進京，‘襄贊復辟大業’。

1916年，袁世凱去世，黎元洪當上大總統，實權掌握在國務院總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謂“參戰”問題上發生矛盾，段祺瑞主張對德宣戰，黎元洪和國會則堅決反對。

同月30日，他在清宮召開‘御前會議’，並於7月1日攆走黎元洪，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佈復辟，改稱此年為‘宣統九年’，通電全國改掛龍旗，自任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

康有為被封為‘弼德院’副院長。這就是史家稱的‘張勳復辟’或‘丁巳復辟’。結果復辟僅12天破產。而溥儀也被趕到天津，為其最終投靠日本人埋下了伏筆。

張勳（1854－1923年），原名張和，字少軒、紹軒，號松壽老人，江西奉新縣赤田村人。清末民初將領，中國近代北洋軍閥勢力之一，官至江南提督（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

1917年5月下旬，當黎、段因解散國會問題爭執不下時，段祺瑞策劃武力推翻黎元洪並解散國會，黎元洪得到訊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國務院總理。張勳乘機提出“非復辟不可”的主張。6月7日，率“辮軍”北上。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國會。14日，到達北京。

1917年6月30日，潛入清宮，決定當晚發動復辟。

武昌起義的槍聲，讓各地的革命者紛紛響應，並隨之宣佈獨立。眼看著延續了200多年的清王朝已經無力迴天，只能退出歷史舞臺。但還是有忠君的逆行者，比如多羅特·升允。

（多羅特·升允畫像)

升允是蒙古鑲黃旗人，他出身於蒙古貴族，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之一。

升允能得到清廷的賞識和重用，還得利於庚子之亂，

事情還得回到1900年的6月，當時慈禧收到一份密報，裡面不光寫著洋人不僅要代收各省錢糧及全國兵權，還要求慈禧立即歸政於光緒皇帝。

在慈禧看來，洋人要什麼，一切皆好說，唯“歸政”一詞令她如刀剜心，憤懣之餘。於是，她不顧朝臣勸阻，悍然向英、美、德等十一國發起了宣戰詔書。

結果引得“八國聯軍”從天津大沽口登岸，一路靠著洋槍利炮竟很快攻到了北京城。

驚惶失措的慈禧下詔令各地進京勤王。但是袁世凱、李鴻章等封疆大吏卻私下裡搞了個“東南互保”，對她一再下達的勤王詔書只是不睬。

眼看著炮火隆隆，紫禁城裡是不太平了，慈禧不得已帶了光緒，偽裝成農婦一路西逃。

逃命的路上，衣食住行顯然不能和宮裡相比，甚至有時候連吃喝都有了困難，別提多狼狽了。

升允當時是山西按察使，他得知慈禧“西狩”的訊息後，便組織人馬，在陝西邊境迎駕。由於本身就頗有些勇武，且又鞍前馬後地把慈禧和光緒保護得很好，因此給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實升允並非阿諛奉承之徒，他的所作所為頗有些剛直。比如在陝西迎駕的時候，他看到太監們每到一地，就對地方上騷擾敲詐，於是他便對太監厲聲呵斥。

(慈禧舊照）

慈禧因此對升允愈發賞識，所以在抵達西安後，便升任升允為布政使，不久又將他升為陝西巡撫。

待慈禧迴鑾後，升允也得以調回京城，擔任過多個官職，成為晚清時期的重臣之一。

1908年11月，慈禧和光緒皇帝先後去世，遵慈禧遺詔，3歲的溥儀被抱上了龍椅，是為宣統帝。

由於溥儀尚不能處理國事，所以慈禧又在遺詔中安排了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為監國攝政王，幫助溥儀打理軍政事務。

當時，在立憲激進派的壓力下，立憲已經迫在眉睫。載灃便在各地設定了諮議局，以此為後期的君主立憲打基礎。

但是冥頑不化的升允卻認為諮議局的建立，一定會讓革命黨人鑽空子，這會大大的動搖清廷政權。所以他故意阻撓陝西諮議局的建立，以至引得地方上的縉紳大為不滿，紛紛聯名上疏清廷，大肆揭發他的惡行。

載灃雖然對升允的舉行極為欣賞，但畢竟要以大局為重，不能與激進的立憲派發生矛盾。所以為了維穩，載灃最終以“妨礙新政”為由革去了升允的職務。

武昌起義爆發後，各地革命者紛紛響應。陝西革命者亦揚起大旗，聯合哥老會發動了西安起義。

清廷驚惶之餘，趕緊調兵遣將，派八旗兵增援，同時加強城防措施。

（載灃舊照）

也就在此時，能征善戰的升允再次得到啟用，恢復了陝甘總督的職務。

升允再度整頓兵馬，以“勤王”的名義，準備與革命軍決一死戰。並計劃誓死守住西安，以圖北京淪陷後，還能將溥儀接到西安來建立小朝廷。

升允由於很會用謀略，在和革命軍的戰爭中，屢戰屢勝，漸漸又收復了陝西十餘城。

誰知就在此時，京師傳來清帝退位的訊息。

極不甘心的升允仍然率兵繼續與革命黨人戰鬥，但八旗兵聽說皇帝都退位了，他們更不願意白白做炮灰，所以他們私下裡已經和革命黨人取得了和解，不肯再聽從升允的出戰命令了。

山窮水盡的升允眼見西安奪不下來，悲痛不已。

好在關中大儒牛兆濂來到了軍營中，對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才算說服他罷兵休戰。

雖然升允也知道共和是大勢所趨，但他還是提出了兩個休戰條件：一是他要做陝西都督，二是要把隆裕太后和溥儀接到西安來。

升允的條件，袁世凱不僅沒答應，反而還派北洋軍聯合革命軍攻打升允。

（張勳舊照）

寡不敵眾的升允被逼無奈，只得交出殘部，先退回了甘肅。

然而，升允並沒有放棄復辟的夢想，他很快就和善耆等人投靠了日本人，儘管年過半百，但升允卻為了復辟清廷，四處奔走，過著顛簸流離的生活。

此後，升允又聯絡上了有兵權在手的張勳。

袁世凱去世後，為了鼓動張勳復辟，升允不僅向張勳提供了日本政府支援復辟的信函，還將日本政府給予的經費帶給了張勳。

1917年，藉著調解府院之爭的名頭，張勳終於下定決定，帶著3千辮子軍衝進了北京城，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迎立溥儀再次坐上了龍椅。

立在堂上，望著坐在龍椅上的溥儀，升允不禁熱淚盈眶，誰知這眼淚尚未流到蒼老的腮邊，護國軍已經重新奪回了京城，溥儀無奈，只得再次頒佈了退位詔書，如曇花一現般結束了他的復辟時光。

遭此打擊，升允的身體每況愈下，後來雖從青島移居到了天津，但終因未能完成復辟清廷大業，而抑鬱寡歡，最終染病身亡，卒年73歲。

升允去世後，溥儀感念他的忠心，不光給他上諡號“文忠”，還在《我的前半生》中，將他比作“申包胥”。

（參考史料：《我的前半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等）

大清都亡了，溥儀還想著做皇帝，這才有了後來在張勳的幫助下重新復辟，只不過當沒幾天皇帝，就被趕下臺。最後甚至投奔日本人，當起了日本鬼子的“兒皇帝”。

當然，這怪不得溥儀，因為其自幼生長在深宮之中，深受“光復大清”思想的薰陶，有這樣的想法也無可厚非，最重要的是溥儀最後認清了自己的錯誤，並積極接受改造，成為新中國的一名公民，難能可貴。所以，在看待溥儀的問題上，我們更應該理性、公正、客觀。

溥儀作為清朝的末代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帝，在辛亥革命後，溥儀宣佈退位，清王朝，這個統治華夏大地近300年的龐然大物隨著倒下。

溥儀退位的時候他還是個孩童什麼都不懂，倒也沒什麼。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溥儀開始滋生了不甘的心理，他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子，這天下也應該由他來做，都是因為有袁世凱這樣的“亂臣賊子”在，自己才會不明不白丟了皇位，無時不在夢想復辟，更希望有一位“忠臣良將”能站出來為自己打頭陣。

終於，在民國六年（1917年）6月，張勳站了出來，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之間的的矛盾，親率5000“辮子兵”，借“調停”之名“進京勤王”，擁立已經遜位多年的末代皇帝溥儀復辟。

同年6月30日，張勳在紫禁城召開御前會議，並於次月1日將黎元洪攆走，隨後12歲的末代皇帝溥儀被抬出來宣佈復辟，並將民國七年改為宣統九年，通電全國改掛龍旗。

復辟訊息傳出後，國父孫中山在上海發表了《討逆宣言》，隨後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援下組成討逆軍，對張勳的“辮子軍”發動進攻，前一秒還高高在上的“辮子軍”遇到討逆軍後一觸即潰，張勳在德華人的保護下逃入荷蘭使館，這場看似鬧劇的復辟大戲，在上演12天后落下了帷幕。

後來，作為復辟重要主角之一的溥儀，被趕出了紫禁城（今北京故宮），溥儀跑到了天津租界。可是，溥儀心不甘啊，於是在日本人與他接觸後，不顧身邊人的阻抗，跑到了東北投靠了日本人，他以為這樣就可以實現自己的皇帝夢，殊不知自己跑到東北後，便被日本人給控制了起來，成為日本人手中的“傀儡”，更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終究是“黃粱夢一場”，還把自己給賠了進去。好在新中國成立後，溥儀積極接受改造，最終成為萬千人民群眾中的一員。

只是，溥儀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為了自己的皇位“東奔西走”，甚至不惜投靠日本人期間，他曾經的臣屬，原陝甘總督多羅特·升允，清朝都亡了，卻還率領清軍攻城略地，差點兒為溥儀打下個江山，甚至為了溥儀奔走終生。

多羅特·升允生於19世紀60年代，處於當清朝衰落之際，那個時候的清朝禮崩樂壞，早已沒有康雍乾盛世時的氣象，死氣沉沉，政局幾近腐敗，朝堂之上更是充滿頹靡之風，那些王公勳貴們想的只有貪圖享樂，哪裡還有江山天下。

面對清帝國的大廈將傾，這些人沒有一個想過站出來力挽狂瀾，而是想著如何每日從這個腐朽的帝國撈取更多好處，充實自己的腰包，甚至如何利用手中的職權針對和算計自己的敵人。要多離譜，有多離譜。

但多羅特·升允卻與當朝諸公不同，他在自己父親的身上學到了“忠”與“義”，為人剛正不阿，並窮盡一生都在盡心盡力為溥儀東奔西走，一心想建立不世功勳。

不過，也正是因為多羅特·升允剛正不阿的氣節，這注定了他在朝堂之上討不到好，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氣節，看不慣那些趨炎附勢之人，更看不慣那些尸位素餐之輩；另一方面，你看不慣別人，別人也看不慣你，所以，在朝堂之上他無法避免遭到他人的排擠和針對。

加之，多羅特·升允這個人十分不“圓滑”，正所謂忠言逆耳，一向霸道慈禧老太后又怎麼可能忍得住？最終多羅特·升允直接被革了職。

再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多羅特·升允開始了自己的賦閒生涯。

後來，天下鉅變，各地起義不斷，清軍節節敗退之際，加之朝堂之上無可用之人，多羅特·升允再次被人想起，晉升為陝甘總督。

但是，這並不阻礙多羅特·升允將這看成是皇帝的恩賜，並在心中暗暗立下誓言，終身為大清朝盡忠，立志恢復大清。

這也是為何，溥儀宣佈退位後，多羅特·升允還在西北率兵作戰的原因。甚至，差點兒就要為溥儀打下個

首先，多羅特·升允一生中有40多年，生活在西北，對於西北的一草一木十分的熟悉，地形更是瞭然於胸，步兵戰術更是滾瓜爛熟，最重要的是“敵人”內部爆發了矛盾，且糧草軍械不足。

這樣的局面，對多羅特·升允而言，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完全可以一舉攻佔整個西北地區。只是，這個時候溥儀退位的訊息傳了過來，一時間人心惶惶，士氣也跟著大落。原本那支鐵血軍隊，也因此走向了潰散。

但是，多羅特·升允又怎麼可能因為這樣就放棄報國的志向？在這場戰爭落下帷幕之後，多羅特·升允開始為了溥儀四處奔走，試圖透過自己的努力“光復大清”。為此他曾跑到了蒙古，懇求蒙古諸王舉兵“勤王”；也曾在沙漠戈壁中迷失了方向，差點丟了老命，還好被路過的商隊所救；甚至遠渡日本，想求得日本的幫助……

只是，事與願違，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拉他一把。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多羅特·升允如此堅定的毅力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哪怕故國不在，卻能依舊堅持自己心中之志，併為之奮鬥終身。即便那個時候沒有人能理解他，即使他已到了步履蹣跚的年歲，依舊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直到死去。

從個人的角度出發，多羅特·升允顯然是忠誠的，正所謂“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同時這也是多羅特·升允最真實的寫照，也是他濃墨重彩的一筆，值得我們所有人尊敬和推崇。

但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來，清王朝的覆滅和走向共和是大勢所趨，不會因為誰而改變，我們更應該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而不是以腐朽的思想阻礙新事物的到來。

1931年，多羅特·升允因病去世，時年73歲。在多羅特·升允73年的人生裡，前半生他是清朝最忠誠的臣子，雖被排擠出朝堂，但依舊忠貞為國，後半生經歷大起大落，清朝沒了，他依舊是為了清帝復辟，四處奔走，不斷遊說，其忠貞不渝之心，天地可鑑。

或許他的思想腐朽，但在他的身上，我們依舊可以學會許多道理，在個人與國家利益之前，國為先，私為後；在集體與個人之間，集體為先，個人為後，團隊精神最重要。我們應該樹立起“小”與“大”的集體觀念與民族榮譽感，共同建立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