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講到羅賽塔石碑就必須講到一個劃時代的破譯家商博良了，商博良的出身，家裡不富裕。但是有一個喜歡讀書的大哥——商傑奎。他主要是靠大哥支援。小商博良所受的教育相當不正規。法國革命鬧起來之後，原本掌管教育的天主教會成為革命的物件，許多教士們則成為專政物件，孩童們無學可上。好在商傑奎是內行人，社會上也有些無事可做，靠私下給人教課為生的前神父或是修道士。小商博良孩時接受的是家庭教學，請老師來家中教讀書寫字，學拉丁語，古希臘語。商傑奎也親自教過弟弟，發現這孩子的缺點是性格上時晴時雨，高興起來學得很快，來脾氣的時候什麼都不想學。但是商博良在語言方面天賦極高，拉丁語、希臘語學來都很容易，也因此商傑奎願意花精力與金錢，請人教弟弟希伯來語、阿拉伯語、敘利亞語（後面這三種語言，都是屬於閃米特語族，其實相當接近）。拿破崙執政後，開始“撥亂反正”，親自主持教育制度的重建，在全法國興辦45所高中（Lycees），由政府出資。軍人出身的拿破崙，辦教育也是軍人的風格，各學校的學生要穿一樣的軍人制服，上統一規定的課程。除了希臘文、拉丁文經典之外，學生還要學數理化、技術製圖及地理。哲學課與歷史課都因為容易引起爭議，被排除在課程之外（這樣的課程安排，在當時是很特別的。在美國要到二十世紀初才有要學數理化一說）。 所有的學生都要求住宿，接受嚴格的軍事管理。商博良不滿十四歲考入當地的高中，度過兩年多極為不愉快的學校生活。希臘與拉丁文課程對他太容易，數理化課程他不喜歡，喜歡的希伯來與阿拉伯文，學校裡又不准他自學。排隊練操要浪費許多時間，學校裡還時常要搞一些活動，表達對新皇帝拿破崙的熱愛與忠誠，讓他覺得噁心。同學中的大多數都是富家子弟，商博良卻是靠大哥的微薄收入供養，窮得連買衣服、書本都成問題。若不是體會大哥含辛茹苦供他上學，他真想從學校裡逃走。儘管有許多不愉快，商博良還是以優異的成績從中學畢業，其後前往巴黎求學。經濟上他還是得靠大哥的資助，過著貧困的日子。學業上，巴黎倒是提供了一個學習東方語言的好環境，有許多著名的教授，也有拿破崙從歐洲各地搶來的圖書資料，還有從埃及來的教士，教他埃及基督徒在教會儀式中所使用的科普特語。在巴黎只學了兩年之後，商博良就回到他哥哥所在的格勒諾布林。拿破崙又開始新一輪教育重建，這一回是創辦一批新大學，格勒諾布林也有一所。商傑奎在新大學裡是希臘語教授，年齡還不滿十九歲的商博良則被聘為古代歷史的助理教授。照歐洲傳統，當教授需要一個“博士”學位，在當時相當於“教師資格證書”，而不是現代的“可以進行獨立研究的經歷證明”。革命、戰爭鬧了二十年，許多貴族、教士都流亡到國外去了，要一下子給新學校找一批博士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拿破崙是有魄力的人，想做事的時候不會被這種小問題所難倒。新辦的大學先不拘一格，把想要的教授僱好，而後他再下一道法令，所有的教授們就都有“博士”學位了。商傑奎與商博良倆兄弟一起，趕在1810年新大學開學上課之前，獲得了學位。當時的商博良剛滿十九歲（看到一些網站上說，商博良十九歲就得到博士學位，很了不起。這個學位其實是帶水份的）。 從此，商博良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在學校裡教書講課，很受學生歡迎。教課過後還要幫忙管理當地的圖書館，剩下的業餘時間則是研究古埃及地理，並開始著手編寫一本科普特語辭典。科普特語是公元七世紀阿拉伯入侵之前，埃及人使用的本土語言。當時有不少人覺得它應該與古埃及語言有著某種密切的聯絡。商博良在巴黎學習時，深感缺少一本好的科普特辭典，下決心要填補這一空白，也是為著破譯古埃及文字做準備。在破譯方面，他也做了一些嘗試，卻是進展不大。與楊恩相比，商博良在研究上更為專一，精力都集中在古埃及之上。在經濟上，商博良是吃公糧的教授，學校的工資按照年齡計算。商博良太年輕，只能拿到一般教授工資的四分之一，生活相當拮据，跟過著紳士生活的楊恩無法相比。吃公糧的讀書人在學校裡紮成一堆，免不了有許多是非（這一點，是普世的。東方西方都一樣）。不到20歲的商博良在學校裡當教授，早兩年的高中同學變成了他的學生，不服氣者大有人在。讚賞他的人會說這顯示出他過人的才華，討厭他的人會說這恐怕是拉關係走後門的結果。學術水平與才華，評價起來主觀因素不少，有的人覺得他有才，有的人覺得他狂妄。古埃及研究正熱門，很多人都以破解羅塞塔石碑為自己的夢想。這突然冒出個小年輕，口出狂言說他要來破解，總是有人看著不舒服。就算看得到他的語言才能的人，也不免覺得又多了一個競爭對手。在巴黎讀書時，就已經有幾位教授看著他不順眼。再加上商博良心直口快，言語不自覺之中已經把人給得罪了，罵起人來更是言辭犀利。而且他也是文人，也會時常看不上別人的工作，出口傷人。 給他鬧出最大麻煩的，卻是當時多變的時局。商博良本人對政治並不熱衷，對學校裡搞的那些向拿破崙歌功頌德的活動很是反感。拿破崙帶著法國革命軍，與歐洲列強為敵，終於在1814年被盟軍打跨，被迫退位、流放。隨後，波旁王朝在法國復辟，在外多年的王公貴族重新統治法國，帶回來流亡期間積下的一肚子怨氣，在各地採取高壓政策（復辟者的小肚雞腸，也是在所難免）。看在商博良眼裡，他們遠不如拿破崙。不熱衷政治的商博良開始捲入政治的旋渦。文人之間的相互敵視，染上政治色彩之後，也變得更為針鋒相對。 1815年，流放中的拿破崙偷跑出來，很快就在各地又拉起一支軍隊，佔領了巴黎。商傑奎、商博良兄弟，都投入到拿破崙陣營之中。沒想到，只過了短短一百天，拿破崙就遭遇了滑鐵盧，自此永世不得翻身。波旁王朝再次復辟，當地的大學停辦，商傑奎與商博良都丟了教職，成了清算物件，被趕回老家“下放”。多虧當大哥的商傑奎長袖善舞，風頭平息一些之後，隻身赴巴黎找到新的工作。商博良拖了更長一段時間，到1821年也去巴黎投靠哥哥。幾年折騰下來，歷經貧困、病痛、勞累與擔驚受怕，他根本沒有時間可以花在古埃及的研究之上。來到巴黎之後，他才又開始全力以赴，研究埃及文字。 在破譯上，商博良曾經嘗試過各種理論，也相信過聖書體是象形字，還曾經學過中文。對埃及的各方面都感興趣的他，手頭上的資料不只是羅塞塔碑文，還有別人帶回來的其它碑文與莎草紙，從中找到不少希臘與羅馬姓名。這些外來語的名字最容易辨認，而且也相當明顯是用字母標音，但是卻不能說明聖書體就是字母文字。 進一步的證據應該在埃及文字部分尋找，可是埃及文部分不比那幾個只有發音，沒有意義的希臘、羅馬姓名，根本就無法知道具體的意思，無從讀起。商博良對希臘、羅馬姓名做了許多研究，也在聖書體與世俗體的仔細對比之中找到不少關聯，感覺是離答案近了，卻又總是功虧一簣。這其中還有一個難處，羅塞塔石碑上的文字不長，又有多處損壞，提供的名字數量有限。遠征軍的專家們在埃及倒是畫了許多圖，但是他們讀不懂聖書體的意思，依葫蘆畫瓢，記下的字元有許多錯誤。以這樣的資料條件，破譯起來難度不小。研究了一年多之後，1822年9月14日上午，商博良收到一位朋友Jean-Nicolas Huyot給他寄來的郵件。Huyot是一位法國建築師，正在埃及探險，他的記錄是大家公認最為準確可靠的（他也是那種，圖形辨別、記憶力比較好的人）。商博良仔細檢視寄來的記錄，被上面一個橢圓形櫃架所吸引，這顯然是一位法老（國王）的名字，最後兩個字元在別處出現過，商博良可以認出是“s-s”。前面兩個符號他卻不認識。第一個符號，一個圓中間帶一個點，應該是大陽（像我們的“日”），在科普特語中讀著“Ra”。第二個符號，在羅塞塔石碑上見過，相應的希臘詞是“生日”，如果用科普特語讀的話，“生孩子”或是“出生”應該讀著“mes”，全部串在一起就成了“Rameses”。這不就是《聖經》中記載過的那位著名埃及長老“Rameses”（中文通常譯為“拉美西斯”。在中文《聖經》中卻譯為“蘭塞”，參見創世紀47：11的例子）？，意思應該是“太陽（神）出生了”！ 這一發現是一個重大突破，它不只是多認識了兩個字母，也不只是顯示埃及本土的名字也是用字母拼寫而成，最重要的是它顯示了科普特語與聖書體文字的具體聯絡。科普特語的讀音與詞義都與聖書體文字相近，剩下的破譯工作則是以科普特文為藍本，做耐心的對比，逐一指認與驗證各個符號，各種詞的寫法。如果沒有科普特語這一層聯絡，單靠幾個希臘、羅馬姓名，不知道埃及文字的讀音與含義，那還不得破到猴年馬月都還不一定譯得出來（中東也有至今無法譯出來的古文字，比如說赫悌的文字。因為沒有那個現在已知的語言，可以跟它對上。所以譯起來，就抓瞎了）。歷史之中，總是有各種令人感嘆不已的巧合。當年古埃及文字之所以會被遺忘，基督教會要負上不小的責任。是教會將聖書體當作邪惡的符號加以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用希臘字母標定的科普特文。用希臘字母標定發音，倒是標得更準，因為其中有母音，不像古埃及文字那樣經常將母音省略。阿拉伯人入侵之後，埃及人忘記了自己的本土語言，改用阿拉伯語，改信伊斯蘭教。只有少數信徒的基督教會，堅持使用科普特語做禮拜，硬是將科普特語當活化石給儲存了下來。到一千多年之後，又是基督教會的科普特語為尋回古埃及文字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鑰匙。包括商博良在內的許多人很早就意識到科普特語與古埃及文字之間應有某種聯絡，商博良自己還花了許多時間與精力來編寫科普特語辭典。只是大家沒有想到，這一聯絡是如此的具體。而這一發現最後由商博良來完成，還真可以稱得上是蒼天不負有心人！ 科普特教會現在還在。前不久，埃及人造反推翻穆巴拉克的時候，伊斯蘭教徒攻擊了科普特教會，也就是埃及的基督徒。 那天上午，商博良拼完Rameses，又試了幾個別的名字，反覆驗證自己的破譯方法。之後，他拿著一疊寫滿了埃及文字的草紙狂奔起來，從住所跑到他哥哥的辦公室，一頭衝進去，對坐在桌前吃驚的商傑奎只喊了一句“我找到了！”，就倒在地上昏迷了過去。這一場面為他從孩時立志開始，所經歷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與艱苦努力，劃下一個戲劇化的句點。科普特文字產生於希臘統治時期，離古埃及文明的開始，聖書體最初的發明，晚了近三千年，其中的發音已經有了一些差異，需要慢慢釐清。聖書體也並不完全是一種拼音文字，其字母多，標音符號有重複，還有不少不發音的限定符號。 舉成名之後的商博良，還是要應付許多文人之中的是非。這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楊恩對商博良的不滿。楊恩覺得聖書體是字母文字應該算是他的發現，商博良只是在這一基礎上做出了改進。許多與商博良關係不好的法國學者也支援楊恩的說法，批評他沒有給楊恩應有的肯定，甚至沒有在參考文獻中將楊恩的文章列出。商博良強烈迴應，楊恩只找到幾個字母，在商博良看來根本就沒什麼用處。商博良還聲稱，自己沒有讀過楊恩的文章，也就不需要將他的文章列出。這一爭論後來要上升到“法國”與“英國”之爭，英國公眾覺得楊恩功不可沒，法國公眾覺得商博良才是當之無愧的天才。受商博良發現的刺激，楊恩又開始對埃及文字的研究，後來也為世俗體的破譯做了許多貢獻。 雖然生計從此不成問題，商博良仍然還要為錢費心。在盧浮宮籌備埃及展廳，為組織去埃及實地考察，都需要大筆經費。籌錢的門路不外乎是找國王身邊的貴族當靠山，在適當的時候遞材料給國王過目，以獲得他的讚許。能否成事，要看宮廷內部政治角力的結果（所以，教書的人，現在每年寫個申請，拿基金，已經算是日子好過的了）。 1828年，商博文終於籌得經費，親自帶隊前往埃及考察，親眼目睹古埃及遺蹟。這一回，與拿破崙的專家們不同，商博良可以讀懂遺蹟上邊刻下的聖書體文字。他對聖書體的破譯，終於使得古埃及的歷史，在數千年之後重見天日。考察回來之後沒過幾年，商博良因為中風突發而去世，享年只有41歲（1832年）。他原本就體質虛弱，加上長年的貧困，勞累，造成了他的英年早逝。他遺留下來的手稿，後來還是由他大哥商傑奎主持整理，逐一發表出版，成為現代埃及研究的奠基石。附：和商博良是一母同胞的商傑奎卻活到八十歲，經歷了法國從大革命到巴黎公社的每一次風雲變幻。

象形文字，甲骨文，都多少年啦，多少大師，都沒有完全破譯出來，想想要破譯一種文字要多難！

古埃及在16世紀以前，都沒人知道，埃及人自己都不知吧！然後拿破崙去啦就發現啦，然後又找到這個石碑，再然後，這個石碑儲存的特別完整，再再然後，石碑刻了三種文字！然後然後然後，正好出現了一個萬古傻逼！靠拼音不靠譜！是萬古奇才商博良！一歲能言，二歲能舞，三歲出口成章，四歲通曉百事，五歲出書立傳！這樣一個神人！把古埃及文字破解啦！

這比網文還巧合還狗血啊！

關於古埃及這個水泥文明，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