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入侵，中國開始在制度層面與國際接軌，而以外交領域為最。從清朝末年的總理衙門、外務部，再到民國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國的外交制度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革。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外交體制日益現代化，逐漸合乎國際慣例，並且催生出一大批職業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虛弱的中國能夠取得一些難能可貴的外交成果。 二、清末的外交體制變化

1840年以前的中國，沿襲傳統的對外交往習慣。這種所謂的“外交”浸透著濃厚的“夷夏”觀念，中國根本不屑於同屬國或朝貢國進行平等的來往。當時清政府的主要外事機構有理藩院和禮部。理蕃院既管理少數民族事務又管理涉外事務。禮部也不是專管外交的機構，它下面有兩個涉外機構，主客司和會同四譯館，負貴外事禮儀接待及翻譯工作。另外，鴻臚寺專掌替襄禮儀之官。軍機處由於它掌握皇帝旨意的草擬和頒行，因而也參與對外決策諮詢。可見，這個時候中國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體制，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也沒有一批專職的官員，只有一些分散於各機構的部門，職責比較混雜。

中國近代外交體制開始於《南京條約》簽訂後“五口通商大臣”的設立。五口通商大臣”因開放五處口岸的約定而設立，始於1844年，由兩廣總督兼任，實際上負責五處口岸的對外事務，是一個兼有外交權力的職務。這反映出外交體制改變的端倪，又說明清政府內心裡的“蠻夷”觀念沒有改變---與外國打交道只不過限定在通商之內，而不是政治外交關係。“五口通商大臣”始終為兼職，不是專官也無專署。1858年由兩江總督兼任。

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迫於列強壓力，1861咸豐帝批准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清政府為辦洋務及外交事務而特設的中央機構，一直存在了40年。總理銜門的設立，使清政府的內政與外交大權進行了新的明確分工。隨著外交事務的增多，總理衙門逐漸變成了最重要的中央權力機關，不但“專辦外交”，而且通商、關稅、傳教、招幕華工、海防、船務、郵電、鐵路礦務等事務，無不由其兼管。有意思的是，它管了很多非外交的事務，而屬於外交的事務又並不由它全部負責。這就是有南、北洋大臣的問題。

南洋大臣，由“五口通商大臣”演變而來。1868年，因通商口岸已擴充套件至長江各地，“五口通商大臣”遂改為“南洋通商大臣’，掌中外交涉之總務，專轄上海長江以上各口，有時也兼理閩、浙三省的涉外通商事務。北洋大臣，初為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因通商事務擴大而改，統管直隸、山東、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務，另外兼管北洋洋務、海防及全國性招商、各路電線等事務，由直隸總督兼任。南北洋大臣實際上管理了大部分屬於總理衙門職權內的事務。但是總理街門對於南、北洋大臣，只是備顧問和代傳達而已，不能直接指揮，在制度上沒有隸屬關係，最多是一個諮詢顧問機構。

總理衙門和南、北大臣的設立，是中國近代外交體制的重大進步，不僅繁雜的外交事務有所專管，在與外國交往過程中逐漸改變了以“蠻夷”視人的外交態度，對內政產生積極影響。而且這些專管部門的官員也在與外華人的交往中開闊了視野，學習了近代科技知識，學會如何在近代社會進行恰當的對外交往，慢慢掌握了利用外交手段謀取本國利益的策略。

外務部的設立，標誌近代中國外交體制的正式確立。它取消了若干傳統禮儀手續，建立了領事制度，釐定了派外使節職制，制訂了外交規章。在人事制度方面，改變了以往總理衙門人員兼差的性質，大量重用受過西式教育與留學西洋的人才，重視職業外交官的培養，在選拔官吏時較為強調專業知識。這些改革都使得清末外交人員的素質大為提高，改變了中國外交官員對於世界形勢、外交慣例懵懂無知的局面，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在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大框架內，外務部就其設立的歷史背景、性質和組織形式而言，與總理衙門並無本質差別。

近代中國外交體制的演變還包括中國近代駐外機構的設立。傳統中國以“蠻夷”視別國，沒有派駐駐外機構人員的觀念和先例。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在外國逼迫下，清政府允許各國

在北京設常駐公使館。1877一1879年，陸續正式派出了駐倫教、華盛頓、東京、聖彼得堡等外國首都的公使，辦理華僑等事務。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的領事館是中國在海外設立的第一個領事館，以後逐漸增多。 二、民國初期的外交改革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對於外交事務非常重視，並借鑑法國體制設立秘書處、外政司、商務司、庶政司、編譯司等機構。1912年陸徵祥為外交總長。隨即展開近代中國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制度改革。陸徵祥按照西方國家外交機構模式擬訂外交部組織法，並據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在外交人才的選拔上，廢除前清時期的保舉制，以避免外交人員出現因未受過專門訓練而素質低劣、不通近代外交知識、不懂外文、同時民族意識又極其淡漠的情形。專門制訂了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把兼通一國以上外國語言規定為外交官錄用的必要條件，從而進一步淘汰清末外交官中的傳統型外行人員。另外，他對優秀的外交人才大力栽培，破格提拔。

正是得益於陸徵祥的努力，民國初期的外交部很快就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外交人才培養體 系，從而使得北京政府時期外交部人才鼎盛，外交官素質相對較高。僅以外交總長為例，這一時期湧現出的一批任職者業務水準較高，除陸徵祥外，像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等，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都扮演過重要角色。 三、對外交體制近代化的認識

中國近代早期外交體制是清政府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這種體制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傳統性與現代性雜糅的先天缺陷。比如總理衙門體制不純、職責不專、遇事拖延，存在著許多封建官場的陋習。

辛亥革命勝利後，隨著共和制度的建立，外交體制的演變又具有了新的歷史意義。在國 體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北京政府透過對舊的外交機構進行改造，終於完成了中國外交機構近代化的歷史使命。一批專業化、技術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臺，開始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並在努力收回國權以及提升國家地位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其優異的整體表現在當時國力虛弱、政治動盪的年代實屬難得

近代外交體制自鴉片戰爭後被迫開始轉型，至南京政府時期也完成了趨向國際規範的轉變,並主要體現在國內外交體制轉型和駐外機制發展演變兩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