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認為，“尚賢”是管理國家的根本，國家的興亡成敗關鍵在於用人。他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的“尚賢”思想是墨子社會政治理論的重要內容，其人才觀、選才觀與“使能”思想，對今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仍然具有重要借鑑價值。
先秦諸子中，較早提出“舉賢才”明確主張的是孔子，不過，對尚賢思想最為重視的是墨子，墨子的“尚賢”思想精華主要體現於其《尚賢》三篇。
尊賢乃政事之本
墨子認為，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本（賢良之士）的多寡，決定一個國家的生存或滅亡。尊重賢才不僅是治理國家的關鍵，而且是國家政治的根本。他認為賢能之士乃“國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大凡貴且智的人管理愚且賤的人，就能管理好，而用愚且賤的人管理貴且智的人，就會出亂子。
他還說，“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到一個國家主持政局，卻不能保留人才，那就要亡國了；發現人才卻不急於任用，賢良之士就會對君主產生怠惰情緒；沒有人才就不能處理危難，沒有人才就不能謀劃國家大事。
由此可見，作為管理者，首先應該充分重視賢才對於國家、社會治理的重要價值，除了基本的制度建設，同時也應該充分發掘和尋找真正的賢才，把他們放在合適的位置上發揮光熱。墨子心目中所構想的理想社會，從天子到鄉里之長，選立標準皆為“賢可”者。
有德者方可稱賢
賢者，賢良，賢能，究竟什麼樣的人才叫賢呢？儒墨兩家眼中的“賢”並不完全相同。《論語·子路》曾記載孔子反對樊遲請學稼，相比之下，墨家的“鉅子”大多是底層手工業者，重視專業技能。墨子在《尚賢·上》中界定賢人為“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他把儒家的賢人範圍“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擴大到“賤人”階級，即農夫、手工業者甚至屠夫，強調只要有才能就是賢人，這比儒家更徹底。
許慎《說文》中講“賢，多才也”，賢的本義正為善良、勞累、多財。眾所周知，儒家強調“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事實上，墨子的尚賢也十分注重德行。他提出“萬事莫貴於義”，認為“義者，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在《尚賢·上》中他更是提出了“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的人才標準。墨子認為，凡是符合於“利天下”“利人”的行為，就是“義”；而“虧人自利”“害天下”的行為就是“不義”。一切善惡之名的區別也都以是否有利為標準。有利於天下人的現實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標準；反之，凡是有害於人的，就是惡。
他在《大取》篇中說：“斷指與斷腕，利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透過這一段話，我們可以體會到墨子那種只要對天下人有利，無論斷指還是斷腕，是生還是死，都會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博大情懷。墨家是俠客的精神支柱和鼻祖，正如金庸詮釋的俠客精神，正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由此可見，墨家“賢者”的所指不僅是才能，更是博大、勤勉、仁厚、清明、嚴正等綜合的人格和素質。
此外，墨家的賢人不僅要有“兼愛”之心，也要掌握實用技能，可以理論聯絡實際，知行合一。墨子舉例說，有賢能的人治理國家，早入朝而晚退朝，處理官司刑獄，治理政務，因而國家能治理而刑法正。賢者做官，早睡早起，徵收關、市、山林、川澤的稅利，以充實官家府庫，所以倉廩府庫充實而財用不盡。賢者治理縣邑，早出晚歸，耕田種菜，收聚豆粟，因而豆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國家治理好了，刑法正，倉廩充實，萬民殷富了。
不拘一格選賢才
由於對賢人的劃分標準不盡相同，儒墨兩家在“選賢”方式上有明顯差異，簡言之儒家“尊賢有等”，墨家“任人唯賢”。儒家重視宗法，親貴、故舊在選拔中享有優先權。《荀子·富國》中寫道：“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墨子則認為尚賢要打破親疏、等級與地位的藩籬，他認為，對於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了“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觀點。明確說要“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
他從歷史的例項得出結論——古時堯把舜從服澤之陽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天下大治；禹把益從陰方之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天下統一；湯把伊尹從庖廚之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計謀得行；文王把閎夭、泰顛從狩獵者中拔舉出來，授予他們政事，結果西土大服。由此，墨子主張統治者從各階層中選拔真才實學之人。
人才能否被順利選拔和任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國運的興衰。清代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一句，就是對於選用賢人不良機制和陳腐風氣的不甘和吶喊。
選賢納賢的方式常常直接決定了結果，先秦賢人常自薦以求登用，在上者也會主動徵用有賢之士。最典型的就是戰國四公子大規模養士，藉士以自重。
關於尚賢選賢之術，墨子有入木三分的思考。他明確指出，只有尚賢的意識但是缺乏尚賢之術，那麼等於沒有成功，所以立下三個基本的原則：“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祿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權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懼他。”因此古代聖王，給他們高的官位、厚的俸祿、實際的任務。
墨子的尚賢思想，與他的“兼相愛，交相利”基本主張是密不可分的。墨子所講的“利”，乃立功之利，當然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規範，而不是世俗所慕財貨之利。簡單地說，墨子之利是公利而非私利，不是損人利己之利。墨子眼中只有“人民之大利”“天下之利”“國家之利”。墨子的尚賢思想，正如魯迅評價墨子時，說他經世濟民、埋頭苦幹、為民請命，位卑而憂民憂國，是中華民族的脊樑。
墨子認為，“尚賢”是管理國家的根本，國家的興亡成敗關鍵在於用人。他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的“尚賢”思想是墨子社會政治理論的重要內容，其人才觀、選才觀與“使能”思想，對今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仍然具有重要借鑑價值。
先秦諸子中，較早提出“舉賢才”明確主張的是孔子，不過，對尚賢思想最為重視的是墨子，墨子的“尚賢”思想精華主要體現於其《尚賢》三篇。
尊賢乃政事之本
墨子認為，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本（賢良之士）的多寡，決定一個國家的生存或滅亡。尊重賢才不僅是治理國家的關鍵，而且是國家政治的根本。他認為賢能之士乃“國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大凡貴且智的人管理愚且賤的人，就能管理好，而用愚且賤的人管理貴且智的人，就會出亂子。
他還說，“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到一個國家主持政局，卻不能保留人才，那就要亡國了；發現人才卻不急於任用，賢良之士就會對君主產生怠惰情緒；沒有人才就不能處理危難，沒有人才就不能謀劃國家大事。
由此可見，作為管理者，首先應該充分重視賢才對於國家、社會治理的重要價值，除了基本的制度建設，同時也應該充分發掘和尋找真正的賢才，把他們放在合適的位置上發揮光熱。墨子心目中所構想的理想社會，從天子到鄉里之長，選立標準皆為“賢可”者。
有德者方可稱賢
賢者，賢良，賢能，究竟什麼樣的人才叫賢呢？儒墨兩家眼中的“賢”並不完全相同。《論語·子路》曾記載孔子反對樊遲請學稼，相比之下，墨家的“鉅子”大多是底層手工業者，重視專業技能。墨子在《尚賢·上》中界定賢人為“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他把儒家的賢人範圍“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擴大到“賤人”階級，即農夫、手工業者甚至屠夫，強調只要有才能就是賢人，這比儒家更徹底。
許慎《說文》中講“賢，多才也”，賢的本義正為善良、勞累、多財。眾所周知，儒家強調“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事實上，墨子的尚賢也十分注重德行。他提出“萬事莫貴於義”，認為“義者，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在《尚賢·上》中他更是提出了“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的人才標準。墨子認為，凡是符合於“利天下”“利人”的行為，就是“義”；而“虧人自利”“害天下”的行為就是“不義”。一切善惡之名的區別也都以是否有利為標準。有利於天下人的現實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標準；反之，凡是有害於人的，就是惡。
他在《大取》篇中說：“斷指與斷腕，利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透過這一段話，我們可以體會到墨子那種只要對天下人有利，無論斷指還是斷腕，是生還是死，都會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博大情懷。墨家是俠客的精神支柱和鼻祖，正如金庸詮釋的俠客精神，正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由此可見，墨家“賢者”的所指不僅是才能，更是博大、勤勉、仁厚、清明、嚴正等綜合的人格和素質。
此外，墨家的賢人不僅要有“兼愛”之心，也要掌握實用技能，可以理論聯絡實際，知行合一。墨子舉例說，有賢能的人治理國家，早入朝而晚退朝，處理官司刑獄，治理政務，因而國家能治理而刑法正。賢者做官，早睡早起，徵收關、市、山林、川澤的稅利，以充實官家府庫，所以倉廩府庫充實而財用不盡。賢者治理縣邑，早出晚歸，耕田種菜，收聚豆粟，因而豆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國家治理好了，刑法正，倉廩充實，萬民殷富了。
不拘一格選賢才
由於對賢人的劃分標準不盡相同，儒墨兩家在“選賢”方式上有明顯差異，簡言之儒家“尊賢有等”，墨家“任人唯賢”。儒家重視宗法，親貴、故舊在選拔中享有優先權。《荀子·富國》中寫道：“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墨子則認為尚賢要打破親疏、等級與地位的藩籬，他認為，對於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了“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觀點。明確說要“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
他從歷史的例項得出結論——古時堯把舜從服澤之陽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天下大治；禹把益從陰方之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天下統一；湯把伊尹從庖廚之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果計謀得行；文王把閎夭、泰顛從狩獵者中拔舉出來，授予他們政事，結果西土大服。由此，墨子主張統治者從各階層中選拔真才實學之人。
人才能否被順利選拔和任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國運的興衰。清代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一句，就是對於選用賢人不良機制和陳腐風氣的不甘和吶喊。
選賢納賢的方式常常直接決定了結果，先秦賢人常自薦以求登用，在上者也會主動徵用有賢之士。最典型的就是戰國四公子大規模養士，藉士以自重。
關於尚賢選賢之術，墨子有入木三分的思考。他明確指出，只有尚賢的意識但是缺乏尚賢之術，那麼等於沒有成功，所以立下三個基本的原則：“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祿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權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懼他。”因此古代聖王，給他們高的官位、厚的俸祿、實際的任務。
墨子的尚賢思想，與他的“兼相愛，交相利”基本主張是密不可分的。墨子所講的“利”，乃立功之利，當然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規範，而不是世俗所慕財貨之利。簡單地說，墨子之利是公利而非私利，不是損人利己之利。墨子眼中只有“人民之大利”“天下之利”“國家之利”。墨子的尚賢思想，正如魯迅評價墨子時，說他經世濟民、埋頭苦幹、為民請命，位卑而憂民憂國，是中華民族的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