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後期,封建社會開始向後期轉變之際,舊的統治機器已經開始失靈,需要進行大規模改造,而統治階級又沒有現成的改造方案,這就需要思想家提出制訂方案的原則和理論依據。

漢以來的經學體系只是舊機器的潤滑劑,無法勝任這個工作,盛行的佛教和道教以離世脫俗為宗旨,更不足以擔負這個社會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打破現成的理論體系的束縛,為建立適合時代需要的新體系探索途徑,就成為當時儒學最重要的理論工作。

隋唐時期，採取開放政策，不僅大量吸收外域的有用文化，而且將中國繁榮發達的傳統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

中國傳統的儒學文化得到了整理，道教文化在政府扶植下有了發展，從印度傳入的佛教，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禮俗的巨大影響而中國化了。在隋唐時期佛教發展達到興盛的頂峰，佛學水平超過了印度，並使中國取代了印度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文化政策相對開明，文禁較少，又使這時的科學技術、天文歷算進步突出，文學藝術百花齊放、絢麗多彩，詩、詞、散文、傳奇小說、變文、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雕塑，都有巨大成就，並影響著後世與世界各國。

儒學在衰敗將近三百年的事件後，之所以可以在隋朝時期重新成為主流，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是歷史發展必要的要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一直處於混亂之中，在這個過程當中，稱帝稱王者實在是太多，在這個混亂的時期，各項學術過於紛雜，因此在隋朝建立之後，急需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來維護，而儒學此時恰好適應隋朝建立之後平定四方的要求，再加上儒學的凝固型和穩定性，可以對皇權穩固起著巨大的加固作用，因此儒教在三教之中處於優勢。

採用儒學作為國策，不僅可以吸取歷史教訓，還可以用儒學思想鞏固皇權，因此隋朝建立之後，採用儒學作為治國之策根本沒有遭到任何發對，而儒學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隋朝再次盛行。

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變。與此相適應,儒學的演變出現了一種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的趨勢。

這種趨勢的主要表現是:作為封建社會前期的統治思想,儒學的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和讖緯迷信受到比較集中的批判,儒學在鬥爭中與道、佛合流,特別是援佛入儒的嘗試,為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宋明理學的形成作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