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即政治經濟學批判，並非要“回到古典”亦即回到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上去，而是要揚棄異化亦即揚棄政治國家從市民社會中的異化，使國家復歸社會。馬克思透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去構想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相對應。黑格爾是國家主義者，主張國家本位；馬克思是社會主義者，主張社會本位。但是，當馬克思從黑格爾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的二元結構轉向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三元結構時，他也就從社會主義者轉向共產主義者。這個共產主義與私產主義相對應，馬克思認為私產主義的最後和最高形態是資本主義，他透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來批判資本主義。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接續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馬克思的法哲學批判是對社會主義的構想，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則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前者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理想性環節，而後者則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現實性環節。相比而言，後者比前者更具有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馬克思許多著作和手稿的標題，甚至《資本論》的副標題，都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這裡的“批判”顯然借鑑了康德的用法，亦即闡明研究主體、客體（物件）及其關係的認識論根據，確定每一研究適用的領域，劃分每一領域合法的邊界。
乍一看來，《資本論》以“資本”亦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主題，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並無多少政治哲學蘊含。馬克思完成的著作大多是純粹哲學、歷史和經濟領域的研究。倒是恩格斯還有幾部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涉及政治哲學問題。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哲學”中的“道德和法”部分就研究了“平等”、“自由”兩個政治哲學問題。
其實，這些政治哲學主題在《資本論》中得到了系統的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創立了一個新型政治哲學體系，致力於在具體社會歷史形態亦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中，實現對每一政治哲學問題的具體歷史闡明；致力於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探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和觀念上層建築。
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了“工人的自由”，就是除了支配自己勞動力商品之外，“自由得一無所有”。“自由”，就是商品的自由契約；“平等”，就是商品的等價交換；所有權，就是“每一個人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就是“雙方都只顧自己”。馬克思《資本論》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只要聯絡它的經濟基礎，就會發現它不像自己想象的那麼美妙。資產階級習慣性地將自己具有特殊性的利益和意志普遍化，就在無意中製造了謊言和騙局。
分工、所有制（所有權）也都成為政治哲學問題。馬克思既從經濟科學角度去研究分工，又從政治哲學角度來批判分工。分工既是生產力，又是生產關係。當分工被作為生產力去研究時，就是一個經濟科學問題；當分工被作為生產關係（即與利益關係、權力關係相對應的技術關係）來批判時，又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所有制是一個經濟科學問題，所有權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馬克思傾向於將所有權問題還原為所有制問題，這也就是將法權（上層建築）還原為生產和分配（經濟基礎）。
當然，不只如此，整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都是政治哲學批判。例如，我們可以將《資本論》的結構理解為一種物象—人本結構，所謂“物象”（物質現象），就是經濟現象（商品、貨幣、資本、剩餘價值、工資、利潤、地租等等）；所謂“人本”（人類本質），就是人類實踐活動（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等），就是社會關係，尤其階級關係，或處於一切社會（階級）關係之中的個人，或作為一切社會（階級）關係總和的個人（僱傭工人、資本家和地主等等）。我們可以將《資本論》的方法理解為一種現象還原，先將物質現象還原為人的社會關係，再將人的社會關係還原為人的實踐活動。反過來說，將人及其社會關係、本質力量物化（外化、異化）為物恰恰是馬克思力圖揚棄的社會結構，將這種社會結構神聖化，就是拜物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物件。
總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僅是一種研究，而且是一種批判。與其說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不如說馬克思批判政治經濟學。研究是一種科學態度，批判是一種哲學態度。因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既是經濟科學，也是政治哲學。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創立了一個新型政治哲學體系，研究和批判了諸多政治哲學問題。就此而言，整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可以視為一種政治哲學批判。
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即政治經濟學批判，並非要“回到古典”亦即回到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上去，而是要揚棄異化亦即揚棄政治國家從市民社會中的異化，使國家復歸社會。馬克思透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去構想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相對應。黑格爾是國家主義者，主張國家本位；馬克思是社會主義者，主張社會本位。但是，當馬克思從黑格爾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的二元結構轉向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三元結構時，他也就從社會主義者轉向共產主義者。這個共產主義與私產主義相對應，馬克思認為私產主義的最後和最高形態是資本主義，他透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來批判資本主義。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接續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馬克思的法哲學批判是對社會主義的構想，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則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前者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理想性環節，而後者則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現實性環節。相比而言，後者比前者更具有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馬克思許多著作和手稿的標題，甚至《資本論》的副標題，都叫做“政治經濟學批判”。這裡的“批判”顯然借鑑了康德的用法，亦即闡明研究主體、客體（物件）及其關係的認識論根據，確定每一研究適用的領域，劃分每一領域合法的邊界。
乍一看來，《資本論》以“資本”亦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主題，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並無多少政治哲學蘊含。馬克思完成的著作大多是純粹哲學、歷史和經濟領域的研究。倒是恩格斯還有幾部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涉及政治哲學問題。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哲學”中的“道德和法”部分就研究了“平等”、“自由”兩個政治哲學問題。
其實，這些政治哲學主題在《資本論》中得到了系統的論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創立了一個新型政治哲學體系，致力於在具體社會歷史形態亦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中，實現對每一政治哲學問題的具體歷史闡明；致力於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探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和觀念上層建築。
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了“工人的自由”，就是除了支配自己勞動力商品之外，“自由得一無所有”。“自由”，就是商品的自由契約；“平等”，就是商品的等價交換；所有權，就是“每一個人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就是“雙方都只顧自己”。馬克思《資本論》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只要聯絡它的經濟基礎，就會發現它不像自己想象的那麼美妙。資產階級習慣性地將自己具有特殊性的利益和意志普遍化，就在無意中製造了謊言和騙局。
分工、所有制（所有權）也都成為政治哲學問題。馬克思既從經濟科學角度去研究分工，又從政治哲學角度來批判分工。分工既是生產力，又是生產關係。當分工被作為生產力去研究時，就是一個經濟科學問題；當分工被作為生產關係（即與利益關係、權力關係相對應的技術關係）來批判時，又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所有制是一個經濟科學問題，所有權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馬克思傾向於將所有權問題還原為所有制問題，這也就是將法權（上層建築）還原為生產和分配（經濟基礎）。
當然，不只如此，整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都是政治哲學批判。例如，我們可以將《資本論》的結構理解為一種物象—人本結構，所謂“物象”（物質現象），就是經濟現象（商品、貨幣、資本、剩餘價值、工資、利潤、地租等等）；所謂“人本”（人類本質），就是人類實踐活動（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等），就是社會關係，尤其階級關係，或處於一切社會（階級）關係之中的個人，或作為一切社會（階級）關係總和的個人（僱傭工人、資本家和地主等等）。我們可以將《資本論》的方法理解為一種現象還原，先將物質現象還原為人的社會關係，再將人的社會關係還原為人的實踐活動。反過來說，將人及其社會關係、本質力量物化（外化、異化）為物恰恰是馬克思力圖揚棄的社會結構，將這種社會結構神聖化，就是拜物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物件。
總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僅是一種研究，而且是一種批判。與其說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不如說馬克思批判政治經濟學。研究是一種科學態度，批判是一種哲學態度。因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既是經濟科學，也是政治哲學。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創立了一個新型政治哲學體系，研究和批判了諸多政治哲學問題。就此而言，整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可以視為一種政治哲學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