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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杭江820

    唐朝末期的小李杜有明顯師承盛唐大李杜之詩風。影響深遠哦推動宋以來詩歌的發展。

  • 2 # 使用者5614245403259

    今天我們常用來稱讚教師的一句詩“桃李滿天下”,出自唐人白居易的《奉和令公綠野堂種花》。“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這裡的令公指的就是宰相裴度,意指裴度的門生遍佈天下,他所住的綠野堂哪怕不種花,也是桃李芬芳,花香滿園了。

    裴度一生中並沒有當過任何國家地方教育機構的教師,又是死後才獲贈太傅,何來的門生呢?

    這是因為裴度一生禮賢下士,為國家舉薦過多位濟世之才,受他推薦之恩的人才數不勝數。

    由此可見在唐代,師承關係不僅僅只固定在學堂中的師生。科舉中你的主考官、行卷時的文學大家,社會名流、仕途中提攜幫助過你人等等,都可以稱之為老師。

    01

    座主和門生

    唐代最為普遍,也極其重要的一種師生關係便是座主和門生。所謂座主便是知貢舉的主考官,決定了唐代士人及第與否的攸關大事,而當年為其錄取的考生,則終生成為他的門生。

    一旦唐人踏入仕途,這種關係便無法拆散,柳宗元曾說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門生在官宦生涯中必須時時記得座主,得意時報答座主知遇之恩,失意時也能與依附座主和同年的朋甲。

    開元二十四年後,原本主考的考功員外郎改為品級更高的禮部侍郎(正五品),座主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出生貧寒,中年才得以中第的杜荀鶴就寫過一首《辭座主侍郎》,感恩之情溢於言表:“一飯尚懷感,況攀高桂枝。”

    門生中舉之後要先去拜見和感謝座主。

    《唐語林》記載: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於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有同宗座主宜為侄,而反為叔。

    門生們先依序拜見座主,再各敘家族淵源,盡其所能和座主攀上一點關係。

    這之後,座主還將帶領門生們拜謁宰相,這一流程稱作過堂。隨後而來的大量的期集酒宴、賦詩交遊更是緊密了門生與座主之間的關係。

    有時,座主還會帶領自己的門生去拜見自己的座主,頗有帶著自己高徒回母校看望老師的意思了。

    貞元十六(800)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他就帶領門生去拜見了自己當年的座主蕭昕,這群門生中有個叫白居易的還特意作詩一首記錄此事。

    唐人極為看重門生與座主之誼,除去政治上的便利,有時還情同父子。

    晚唐曾寫有《開元天寶遺事》的王仁裕知舉時年事已高,兒子大多早已去世,每次門生來拜訪他,他與夫人就像待自己兒孫一樣對待那些門生,他夫人還會用親手調製的飲品招待他們,“甚於慈母之親嬰兒也”。天氣和暖之時,王仁裕就會和在京城的門生燕遊終日,歡醉題詩,抵夜方散。

    不過這樣深厚的感情卻也為唐王朝的政治帶來了弊端。門生與座主之間的相互結黨依附,實在是晚唐黨爭的一大根源。

    牛李黨爭橫貫憲宗至宣宗六個皇帝,牛黨的主要干將牛僧孺、楊嗣復、李宗閔都是權德輿的門生,故而“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牛僧孺又讓同學楊嗣復多次擔任科舉的座主,為牛黨培養新生力量。

    牛僧孺的政敵李德裕就在給唐武宗的奏疏中要求廢除謝恩、曲江宴遊等助長結黨之風的行為,並說門生和座主之間“懷賞拔之私恩,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

    然而牛黨上臺之後,宣宗又下敕:“自今進士發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禁制。”直到宋代,殿試的選拔權回到皇帝手中,所有中第的人都是天子門生,唐代盛行一時的門生與座主之誼才不復輝煌。

    關於門生和座主,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唐僖宗乾符年間,禮部侍郎崔沆錄取了一位叫做崔瀣的考生,從此崔瀣便認崔沆為座主。而“沆瀣”本就是一個詞,指夜間的水汽,故而時人將這互為師生的兩人稱作是“沆瀣一氣”。後來這個成語演變出的意思就人盡皆知了。

    02

    知遇之恩

    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床。

    搜窮古今書,事事相酌量。

    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

    為文先見草,釀熟偕共觴。

    這首詩中相伴交遊,為文飲酒的場景並不是形容兩名好友,而是唐代的一對師生:張籍和韓愈。有趣的是,老師韓愈比學生張籍還小了兩歲。

    在唐代,文人士子們四處遊學,師承關係並不固定,在寫文賦詩上提出意見,或有提攜知遇之恩的,都能成為老師。

    張籍家貧,年少時便四處遊歷求學,滿懷才情卻久久不遇伯樂,將近而立之年的張籍寫下:

    骨肉望我歡,鄉里望我榮;

    豈知東與西,憔悴竟無成!

    字字皆是心酸。

    直到德宗貞元十三年(797)的隆冬,經由孟郊介紹,張籍與韓愈相識。後來韓愈在《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中回憶說:

    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

    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

    我名屬相府,欲往不得行。

    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

    兩人相識後,“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兩人相見恨晚,每晚都要聊個通宵。韓愈留張籍在他的私塾中讀書,時時對其指點輔導。張籍終於不負眾望,在貞元十五(799)年進士及第。

    師生之間的相處不乏有意見相左的時候。韓愈說自己這個人“不專一能,怪怪奇奇。”崇尚雄怪駭奇的文風,喜歡用奇字險韻,他頗為得意的一句便是: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

    而張籍的詩文則更為平易曉暢,與白居易,王建一起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張籍絕不一味奉承,討好自己這位老師,在《上韓昌黎書》中說近來見韓愈“尚駁雜無實之說”,希望他能戒掉賭博,棄無實之談。

    韓愈並不認同張籍,在《重答張籍書》中迴應:“昔者夫子猶有所戲......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說張籍總是緊繃著一根弦,間接駁斥了他在文學上的觀點。

    《調張籍》一詩裡,韓愈還寫道: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

    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意思是說,讓張籍別古板地站在地上,鑽研那些故紙堆,跟他自己一起在天空中翱翔不好嗎?

    韓張雖然觀點不同,在險惡的官場上卻一直並肩作戰。韓愈時時不忘提攜自己的學生張籍。《舊唐書·韓愈傳》載,韓愈“小時與洛陽人孟郊,本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

    張籍中舉後,整整十年都在正九品的太祝上原地不動,沒有升官,最後蒙韓愈推薦才任國子助教。韓愈任國子祭酒後,又再次舉薦張籍,稱“張籍,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沉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

    兩人生活上也惺惺相惜。

    張籍一直體弱多病,在太祝任上眼疾愈發嚴重,幾乎失明,而他又家境貧寒無錢治病,好友孟郊稱他是“窮瞎張太祝”,言語中充滿了惋惜。

    韓愈心疼自己這位學生,代他寫了一封信,向當時的浙御史中丞李遜借錢治病。

    為了把張籍從繁忙的公務中解救出來,韓愈屢次邀約張籍遊春踏青,都被張籍以公務推辭,韓愈便特意寫有兩首《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

    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文昌啊(張籍的字),你別再苦大仇深地埋在公文裡了,工作太忙就會丟了初心,我極力邀請你到江邊看看,柳色如今又深了幾分?

    而韓愈自己失意官場時,在《詠雪贈張籍》裡發了一通牢騷,最後他寫道:

    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你張籍才能懂我。

    韓愈與張籍一生亦師亦友,相伴長達28年。直到韓愈生命的最後一刻,張籍仍陪在他身邊。

    長慶四(824)年,韓愈去世,張籍在《祭退之》中回憶韓愈死前的一言一行,他遣散了僕從,只留張籍一人在房中。

    門僕皆逆遣,獨我到寢房。

    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

    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慌。

    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這樣的師生情誼,在今天讀來仍摧人淚下。

    03

    學堂之師

    唐代更為正式意義上的教師則遍佈於全國的國子監、崇文館、弘文館、太學、州學、鄉學、私學、家塾等等。

    體制內的教師的收入待遇十分可觀,既有月俸、食料、祿米還有職田、收入,每月學堂結餘和派發的副食品等等。

    開元年間,地方官學的教師俸祿也開始由國家撥給。而在基層的村學,教師收入則較少且不固定,主要是“求食於牧豎”,靠自己的學生吃飯。

    這些中央地方官學和民間學堂的教師構成了唐代最龐大的教師群體。

    在唐代還出現了正式的女教師。

    唐憲宗元和年間,《女論語》的作者宋若莘五姐妹都詩文絕佳,是當時名震天下的才女。

    她的妹妹,也就是為《女論語》做注的宋若昭就曾做過尚宮,在德宗時進宮成為了內學士,宋若昭還擔任過太子穆宗的老師,宮內的嬪妃、公主和駙馬皆呼她為先生。

    在皇家的教育上,唐太宗極力推崇尊師重道之風,還特意制定了太子見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之儀。

    太子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寫信前,太子前後要自稱名字,必稱“惶恐”。

    然而禮儀雖是如此,在皇家的威嚴之前,師生情誼最終要讓位於君臣之禮。太宗即位後,對曾教授自己的老師張後胤說:“聯昔日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

    聽了這話,張後胤嚇得趕忙叩頭說:”陛下生來就知道所有的道理,自己不敢搶奪上天的功勞。”太宗聽了之後十分受用,還給張後胤升了官。“

    而在民間,鄉間學堂雖然只是簡陋草舍,老師的質量也都良莠不齊,師生關係則更為緊密和輕鬆。

    在唐人的筆記中常可以看到學生夜宿村學的記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句膾炙人口的話最早就出自唐宋之際的童蒙讀物《太公家教》,這本書曾一度失傳,直到清代光緒年間才在敦煌石窟中發現唐人抄本。

    “終生為父”也說明相較將來在仕途上遇到的老師,小小學童與學堂老師之間的關係在生活上更為密不可分。

    現存的敦煌遺書和吐魯番阿斯塔那的墓葬文書中,仍可以看到不少當年民間學堂中,學童留在抄經文或是課本背面的詩句。

    這些學郎詩中,有的字裡行間充溢對老師的感恩之情(S.6204號敦煌文書):

    數年讀誦何得曉,孝養師父求立身。

    有的也埋怨老師明明是假日,為什麼還不放我回家(阿斯塔那363號墓文書):

    竹林清鬱郁,

    伯(百)鳥取(趨)天飛,

    今照(朝)是我日,

    且放學生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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