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義和團是1899年10月，在山東冠縣飛地蔣家莊（今邢臺市威縣），信天主教的中國百姓與不信教的百姓發生衝突，義和團衝擊當地外華人建的教堂，冠縣知縣蔣楷派兵鎮壓，義和團首領朱紅燈率義和團團民與清軍戰鬥，將清軍打敗了。
辛丑條約簽訂前後，廣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直隸深州、安平等地民眾在田燮經領導下，豎起“反清滅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反動賣國的清政府。同年8月祁子剛領導的直隸雄縣起義，也高舉“反清滅洋”旗幟。1901年，川東義和拳散發揭帖，提出“滅清剿洋興漢”口號。隨後1902年四川紅燈教首領李岡中在資陽起義，四川義和團鬥爭開始高漲。同年4月，爆發景廷賓起義，義和團首領趙三多也參與了起義。景廷賓被推為龍團大元帥，豎起“官逼民反”、“掃清滅洋”兩面大旗，殲滅來敵七十餘人。起義隊伍很快發展到三、四萬人，勢力遍及冀、魯、豫三省24個縣。7月25日，起義軍被鎮壓，景廷賓被害。
義和團運動的領導階級是農民階級，基本群眾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提不出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最初，他們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屢遭清政府的鎮壓。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義和團把鬥爭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由於農民階級的侷限性，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為了躲開義和團運動打擊鋒芒，被迫採取假宣戰，真投降的欺騙手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鎮壓義和團運動，使義和團處於內外夾攻的境地。在國內外敵人的夾擊下遭到了失敗。
愛國思想
義和團具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對外國的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十分痛恨。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還有些義和團組織更希望能使國家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如當時的紅燈照就宣佈要以法術“遠赴東洋，索還讓地並償二萬萬之款”。
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釋出的一個佈告，佈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華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汙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汙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臺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臺灣，強迫開放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
排外思想
與愛國思想相對應，義和團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與舉動。這些行為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簡單化處理。
一是義和團為抵抗清軍鎮壓或外國侵略軍的進攻而在部分地區採取的毀鐵路拔電杆的行為，這些舉動是基於戰爭形勢的需要，並不存在仇視外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如淶水之戰楊福同被殺後，義和團開始大規模拆毀鐵路，根據當時有人的分析，其緣由是“意謂前既拒殺官長，禍必不免，毀路所以阻兵，燒站而死西人，更可圖快。”（《拳事雜記》）。過去有人僅憑義和團的宣傳“拆鐵道，拔線杆，緊急毀壞大輪船”就認為這是敵視西方文明的舉動，這是不嚴肅的。
二是部分義和團員基於仇外對西方器物的大規模毀壞，如“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記》）此外，義和團還殺害了很多無辜捲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這些行為遭到後世論者的極大詬病，認為是封建矇昧主義的體現。
三義和團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在一部分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籠統排外的同時，另一部分部分義和團並沒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義和團員在實戰中意識到洋槍的優點並加以使用，如俄國隨軍記者揚契維茨基說：“街上到處都是扎著紅頭巾的義和團，不過，如今他們不僅手持長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著步槍了”。還有一些義和團只要形勢需要，並不拆毀鐵路。如新城某團“其團規不赴調出戰，不濫殺教民，不拆鐵路，頗守正。”（《拳匪紀略》）又如在保定西關“鐵路人人自危，皆錯愕不知所為。或獻計曰：‘莫如迎師立廠，拳匪顧念同類，或可免意外之虞。’觀察不得已從之，立廠於西關永寧寺，迎師教練，誡毋焚殺。鐵路諸色人等盡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與工役耦居無猜，附省二百餘里鐵路得以無恙。”（《畿南濟變紀略》）。
最早義和團是1899年10月，在山東冠縣飛地蔣家莊（今邢臺市威縣），信天主教的中國百姓與不信教的百姓發生衝突，義和團衝擊當地外華人建的教堂，冠縣知縣蔣楷派兵鎮壓，義和團首領朱紅燈率義和團團民與清軍戰鬥，將清軍打敗了。
辛丑條約簽訂前後，廣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直隸深州、安平等地民眾在田燮經領導下，豎起“反清滅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反動賣國的清政府。同年8月祁子剛領導的直隸雄縣起義，也高舉“反清滅洋”旗幟。1901年，川東義和拳散發揭帖，提出“滅清剿洋興漢”口號。隨後1902年四川紅燈教首領李岡中在資陽起義，四川義和團鬥爭開始高漲。同年4月，爆發景廷賓起義，義和團首領趙三多也參與了起義。景廷賓被推為龍團大元帥，豎起“官逼民反”、“掃清滅洋”兩面大旗，殲滅來敵七十餘人。起義隊伍很快發展到三、四萬人，勢力遍及冀、魯、豫三省24個縣。7月25日，起義軍被鎮壓，景廷賓被害。
義和團運動的領導階級是農民階級，基本群眾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提不出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最初，他們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屢遭清政府的鎮壓。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義和團把鬥爭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由於農民階級的侷限性，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為了躲開義和團運動打擊鋒芒，被迫採取假宣戰，真投降的欺騙手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鎮壓義和團運動，使義和團處於內外夾攻的境地。在國內外敵人的夾擊下遭到了失敗。
愛國思想
義和團具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對外國的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十分痛恨。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還有些義和團組織更希望能使國家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如當時的紅燈照就宣佈要以法術“遠赴東洋，索還讓地並償二萬萬之款”。
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釋出的一個佈告，佈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華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汙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汙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臺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臺灣，強迫開放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
排外思想
與愛國思想相對應，義和團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與舉動。這些行為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簡單化處理。
一是義和團為抵抗清軍鎮壓或外國侵略軍的進攻而在部分地區採取的毀鐵路拔電杆的行為，這些舉動是基於戰爭形勢的需要，並不存在仇視外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如淶水之戰楊福同被殺後，義和團開始大規模拆毀鐵路，根據當時有人的分析，其緣由是“意謂前既拒殺官長，禍必不免，毀路所以阻兵，燒站而死西人，更可圖快。”（《拳事雜記》）。過去有人僅憑義和團的宣傳“拆鐵道，拔線杆，緊急毀壞大輪船”就認為這是敵視西方文明的舉動，這是不嚴肅的。
二是部分義和團員基於仇外對西方器物的大規模毀壞，如“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記》）此外，義和團還殺害了很多無辜捲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這些行為遭到後世論者的極大詬病，認為是封建矇昧主義的體現。
三義和團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在一部分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籠統排外的同時，另一部分部分義和團並沒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義和團員在實戰中意識到洋槍的優點並加以使用，如俄國隨軍記者揚契維茨基說：“街上到處都是扎著紅頭巾的義和團，不過，如今他們不僅手持長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著步槍了”。還有一些義和團只要形勢需要，並不拆毀鐵路。如新城某團“其團規不赴調出戰，不濫殺教民，不拆鐵路，頗守正。”（《拳匪紀略》）又如在保定西關“鐵路人人自危，皆錯愕不知所為。或獻計曰：‘莫如迎師立廠，拳匪顧念同類，或可免意外之虞。’觀察不得已從之，立廠於西關永寧寺，迎師教練，誡毋焚殺。鐵路諸色人等盡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與工役耦居無猜，附省二百餘里鐵路得以無恙。”（《畿南濟變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