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回國任《晨鐘報》主編，路上看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內心五味雜陳。此時，李大釗遇到一位發高燒的男童，被男童父親葛樹貴的一番言論觸動，當了生活用品又預支了工資幫男童交了住院費。李大釗的《青春》一經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還是進步人士；到“五四”運動，胡適成了保守派；再到大革命時期，陳獨秀也成了保守派；後面到王明路線時期，連毛主席都成保守派了。那是一箇中國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些“進步人士”跟不上時代，逐漸變為保守派，甚至反動派——只有毛主席例外，他的“保守”是對形勢的正確分析和準確把握。

毫無疑問，胡適、陳獨秀等現在有爭議的人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都是為中國社會的進步作出過自己的貢獻的。毛主席、周總理等都是在他們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要看到他們的這些貢獻，不能片面地評價他們。

《覺醒年代》以陳獨秀和李大釗在早稻田大學的相遇為起點，以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共產黨成立三件大事為主線，講述了百年前的中國一群先進分子和熱血青年“論道”“尋路”的澎湃歲月。藝術地再現了一百年前中國的先進分子和一群熱血青年演繹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燒理想的澎湃歲月，深刻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歷史必然性。

　　從前，魯迅，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只不過是書本上的一個個符號，我們只是機械地聽著，記著，揹著他們的思想，無一不是晦澀難懂，嘴上贊著他們如何如何偉大，實際心中只不過是泛起一絲絲漣漪後再也無感。生活在這和平年代，我們無法理解他們的無奈與痛苦無法理解眼看著就要亡國，華人卻還在內戰，普通百姓卻還在做著一個個看客的心情。他們只想用自己的激情與鮮血喚起全國百姓的鬥志。

蔡元培先生不虧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開拓者，他的上任使北大的治學之風颳起了一股清新之氣，也為中國創造名牌高校做出了榜樣，他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新文化的推廣進行了有效的結合與互補，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旗手們也應邀到北大任教，最終使北大在京師名聲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