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在統一的維持社會秩序的禮樂制度崩潰以後，主要從下層平民中崛起的“士”階層，為尋求和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紛紛著書立說，提出了一系列自成系統的思想體系。他們放言無憚，自由爭辯，出現了獨立的思想發展空間。因此，先秦諸子散文中的對話，基本上自始終貫著一個主人公形象。他往往扮演一個先知先覺者或真理的代言人，對同自己對話的另一方進行道德訓導或批評，表現出唯我獨尊的強烈自信和獨立的個體意識。

如《論語》中循循善誘的孔子，《孟子》中“捨我其誰”的孟子，《莊子》中雖然出現了眾多虛構的言說者形象，但它們也僅僅是作者的代言者而已。透過它們的對話，作者的意圖仍能在其中某一方中鮮明地體現出來。這種以真理自居，視他者為“異端”甚至“無知”的對話傳統，也決定了這種對話是封閉的、單向的。

同學派內部嚴守家法的傳統相反，先秦諸子不同學派之間的相互批判卻是自由、激烈的。一向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百家爭鳴”，其主要的精神大概就是指這種自由、大膽的批判意識。但在傳世諸子之文中，學派之間發生直接論戰的辯論並不多，更多的還是對所聞思想加以批評或評論。雖然只是片言隻語或單篇流傳，但從中亦可窺見這種自由大膽的論爭精神。如《莊子》“剽剝儒墨”（《史記·老莊中韓列書傳》），對儒家“以《詩》《禮》發冢”（《天道》）極力予以諷刺。

學術評判，貴在客觀公允。而先秦學派的爭鳴往往以攻伐為能。對此，梁啟超透過與希臘哲學之辨難特徵相比較得出結論說：“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亙數百年，皆此之由。”然而“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臘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為吾歷史汙點者”言辭不免有所偏激，但卻道出了諸子辯論的弊端所在。

在“七國爭雄”的戰國時代，國家之間遇有爭端或衝突，往往以遊說談判，和平解決，這為當時士人騁辭辯難提供了廣闊的社會舞臺。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話又不僅僅是一種交際手段，而且成為最佳化人類生存的精神動力。

巴赫金也說：“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麼也結束不了，什麼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墨子曾用他那質實的言語總結：“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治官，遠用遍施，近以修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非儒下》）《論語》《孟子》中凡是孔子、孟子回答弟子之問，也無不從人固有“仁”之端處入手，因為離開了道德實踐性，“仁”便成為遊戲空談。

同先秦諸子對話以內求做人，外求救世的道德性追求不同，古希臘哲學之辯的價值取向是“尚知重於尚用，求真重於求好”。許多研究者都指出，蘇格拉底所要探討的“知識”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公式：“x是什麼？”即探討概念的邏輯定義。蘇格拉底曾用窮根究底的問答論辯方法探討“美是什麼”。他一開始就承認自己由於“愚笨”，不能替“美”下一個定義。論辯的最後，他不無感慨地說：“我面面受敵，受那人的罵，又受這人的罵。但是忍受這些責罵於我是有益的。”蘇格拉底這種開放、相容的對話精神與先秦辯論完全不同，但奠定了希臘哲學的創新精神。

為了維護國家統治，周朝統治者曾經專門建立了一種文化制度，那便是禮樂制度。在周武王覆滅商朝之後，為了鞏固自己統治，建立起一個較為穩定的政治制度，他便一直在這方面開始摸索。

直到後來，周文王的弟弟周公旦在輔佐周成王的時候，獨自掌管國家事務，最終摸索出了一套有利於維護統治的文化制度。眾所周知，當時支撐周朝統治的四大政治制度，便是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以及禮樂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