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服”是古代中國特有的一種制度，它在中國古代大致有三種含義：一是吉服的五個等級，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五等服式；二是凶服（喪服）的五個等級，分別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紹麻五等服式；三是王裴之外五百里為一服，由近及遠依次叫做侯服、甸服、綏服、要服、荒服五種。
五服作為一種社會習俗，形成於中國的國家早期社會，相傳為周公所制，是周禮的一部分。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 眾所周知，西周的治國理念是“禮刑並用”、“失禮則入刑”。因此，服制制度作為一種重要的禮，創立之初便具有了法的性質，在社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到了漢代特別是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潮興起，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為統治者所接納，法律也開始了儒家化的程序。而儒家是推崇三代的，其中尤其推崇西周。儒家的經典中大部分作品如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周禮等都是西周的典籍，因此，所謂儒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西周思想文化的傳承。 自然而然，西周關於禮和刑之間關係的思想也被儒家繼承並發展為“禮刑並用“的思想，被統治者吸收後成為治世的首要原則。五服作為重要的禮，被納入法律的範疇則為大勢所趨，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及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進一步受到推崇，禮律結合的程序加快，表現在服制制度上，便是“《晉律》明確提出‘竣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準五服以制罪”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被正式確立，服制正式入律並世代相傳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
《論語·陽貨》中記載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意即在父母的生前死後，都要嚴格按照禮節的規定行孝，不能違背禮節。要做到孝，就要遵從“禮”的規定，在這裡，儒家將“孝”與“禮”結合了起來。《中庸》裡說：“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備矣。”
儒家對喪服的規範和解釋處處貫穿著“禮”、“仁”的思想，喪服等級的劃分和服敘的順序安排也正是踐行了儒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德學說。
《荀子·禮論》說：“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孝經·喪親章第十八》中說：“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父母在世之日，要盡其愛敬之心，父母去世以後，要事以哀慼之禮。這樣人生的根本大事，就算盡到了，養生送死的禮儀，也算完備了。孝子事親之道，也就完成了。儒家將養生送死等量齊觀，甚至重視送死的程度超過了養生。對“慎終追遠”、“事死如生”的高度重視，更使得喪禮服飾倍受關注。在重禮樂、重教化的儒家那裡，喪服被賦予了濃厚的倫理內容，成為一種用來塑造理想人格的德化工具。《論語·學而第一》中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中，尤其是吉、兇、軍、賓、嘉等重大儀式上都應該注意“禮”的實踐。儒家極力倡導“仁”，要仁者“愛人”。但儒家強調的“仁”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博愛，而是一種強調等差、親疏之別的愛，血緣紐帶依然是“仁”最基本的含義。《孟子·盡心上》中說：“親親，仁也。”自“親親”始，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人倫精神發散到社會政治，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五服”是古代中國特有的一種制度，它在中國古代大致有三種含義：一是吉服的五個等級，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五等服式；二是凶服（喪服）的五個等級，分別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紹麻五等服式；三是王裴之外五百里為一服，由近及遠依次叫做侯服、甸服、綏服、要服、荒服五種。
五服作為一種社會習俗，形成於中國的國家早期社會，相傳為周公所制，是周禮的一部分。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 眾所周知，西周的治國理念是“禮刑並用”、“失禮則入刑”。因此，服制制度作為一種重要的禮，創立之初便具有了法的性質，在社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到了漢代特別是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潮興起，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為統治者所接納，法律也開始了儒家化的程序。而儒家是推崇三代的，其中尤其推崇西周。儒家的經典中大部分作品如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周禮等都是西周的典籍，因此，所謂儒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西周思想文化的傳承。 自然而然，西周關於禮和刑之間關係的思想也被儒家繼承並發展為“禮刑並用“的思想，被統治者吸收後成為治世的首要原則。五服作為重要的禮，被納入法律的範疇則為大勢所趨，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及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進一步受到推崇，禮律結合的程序加快，表現在服制制度上，便是“《晉律》明確提出‘竣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準五服以制罪”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被正式確立，服制正式入律並世代相傳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
《論語·陽貨》中記載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意即在父母的生前死後，都要嚴格按照禮節的規定行孝，不能違背禮節。要做到孝，就要遵從“禮”的規定，在這裡，儒家將“孝”與“禮”結合了起來。《中庸》裡說：“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備矣。”
儒家對喪服的規範和解釋處處貫穿著“禮”、“仁”的思想，喪服等級的劃分和服敘的順序安排也正是踐行了儒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德學說。
《荀子·禮論》說：“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孝經·喪親章第十八》中說：“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父母在世之日，要盡其愛敬之心，父母去世以後，要事以哀慼之禮。這樣人生的根本大事，就算盡到了，養生送死的禮儀，也算完備了。孝子事親之道，也就完成了。儒家將養生送死等量齊觀，甚至重視送死的程度超過了養生。對“慎終追遠”、“事死如生”的高度重視，更使得喪禮服飾倍受關注。在重禮樂、重教化的儒家那裡，喪服被賦予了濃厚的倫理內容，成為一種用來塑造理想人格的德化工具。《論語·學而第一》中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中，尤其是吉、兇、軍、賓、嘉等重大儀式上都應該注意“禮”的實踐。儒家極力倡導“仁”，要仁者“愛人”。但儒家強調的“仁”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博愛，而是一種強調等差、親疏之別的愛，血緣紐帶依然是“仁”最基本的含義。《孟子·盡心上》中說：“親親，仁也。”自“親親”始，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人倫精神發散到社會政治，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