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條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環境的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關於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說法雖然只是一種直覺，但在當時卻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尤其是他對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與說明，一下子避開了“全盤反傳統”的鋒芒，“使中國知識界感到迷惑，不知道應該怎樣作出反應”；而對於一貫堅持文化主體性的現代新儒學來說，這種不同路向的分析與說明卻起到了喚醒的作用——喚醒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所以，熊十力以“中流砥柱”來讚揚《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在當時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讚歎《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而美國學者艾愷則認為，《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不僅“引起了東西文化的爭論，併為1923年的科玄論戰準備了前提”。

該書是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於1921年，在當時的東西文化論戰中曾引起過思想學術界的重視。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隨著海內外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興起，此書再度受到人們的注意，並被視為現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 該書將中、西、印文化概括為三種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環境的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