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沒有變壞。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式的變化，胡適與陳獨秀的等人的思想觀念出現了分歧，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對於這樣的問題是很難回答的，一句不慎是會捱罵的。

胡適，魯迅，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頂級人物，號稱文化大師。毛澤東曾說:魯迅，稱的上是文化革命的主將，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不是偉大的文學家。胡適，乃為偉大的文學家，但不是革命家。文學界，胡適是帥，魯迅是將。

胡適與魯迅，1918年開始交往，同在北大，從相識到好友再到至交。在倡導新文化運動中，他們有共同語言，提倡白話，反對文言，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配合密切，互相呼應。

但可能是兩人的背景不同，魯迅對胡適自有戒懷之心，胡適文化高，知識廣，人緣好，性格坦率。魯迅，性格孤獨癖傲，個性強烈，論社會與文化稍低於胡適。魯迅的一生，沒有過於豪華的文章，但總能在文章中的一兩句或一兩個鋒利的詞語來刺中實事要害且不畏強權而名貫天下。

胡適的一生，真心喜歡魯迅兄弟，多次聲稱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健將。欣賞魯迅的創作，鑑賞魯迅的創作能力和鋒利的筆尖。從不嫉妒魯迅的才能與創作靈魂。但1926年，確遭周家兄弟的絕交，此後再沒往來。胡適很是感概。

儘管魯迅對胡適斷交，且時不時還在文章中漫罵胡適，極盡苛薄之恨，然胡從未放在心上，當然，他們的惡斷可能與1922年5月，溥儀召見胡適一事有極大幹系，有說胡適要復古，要當帝師等，鬧的沸沸揚揚，議論紛紛，一下孑把胡適推向了萬丈深淵，這可能也是魯迅罵胡適與斷交的一因吧。但胡適一生從未介懷魯迅的罵聲，始終保持著善意。當1936年魯迅去世後，有人在發文中攻擊謾罵魯迅時，而胡適則發文替友奮力反擊之，力為好友辯護，清冤，洗白。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生前，胡適對魯迅的謾罵，總是採取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從不公開應戰，屈身以下，不是怕魯迅，不是不如魯迅，不是不知魯迅，不是有什麼短處可避，而是知魯迅，愛魯迅，欣賞魯迅，怕失去好友魯迅，此乃忍讓之故也。明知其誤會與過分，也不爭辯，不生氣，也不怨，也不恨的一人君也。

魯迅死後，胡甚感懷與悲傷，從未發過惡聲，其心情，其度量，其賞識度，其可惜度是顯而易見的。

魯迅去世後，其和周作人續好。抗戰爆發後，胡帶領北大師生南下，而周留在北京。38年胡適出任美國大使上任途中，聽說周作人在日本人統治下當了北大校長而成漢奸，心中很是不平，發信勸說辭之。抗戰勝利後，胡適繼任北大校長，而周作人則被囚在了南京老虎橋監獄。胡適出於對友人的感情，在極大的壓力下，為救周作人，而給法庭出俱了一份北大的證明材料，從而使周作人得到了減刑。正因如此，胡適則得到了萬人的痛罵而無從解釋。

1962年，胡適在臺灣去世一一一

不瞭解那個時代，不瞭解事情前因後果的話很難給出真正有說服力的回答。題主的問題提法已經有一定的傾向性，不過願意來提問還是很不錯的。魯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我儘量客觀地回答這個問題: 事情本身有是非對錯，處理問題的方式和對問題的敏感程度決定每個人的反應。具體到問題本身，首先要看魯迅說的是不是事實，討論的問題是私事還是眾人之事，在此基礎上才能討論處理的方式合適與否。胡適不迴應是他個人的選擇，不迴應的原因我們也不應該八十多年以後去腦補。從確定的事實出發得出的結論才能最大限度的接近真實。

胡適作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代表人物之一，曾兩次拜見溥儀，並當面稱其為陛下，這是當時很有爭議的事件。不過這和胡適改良主義的主張是一致的，他覺得可以和舊文化舊勢力妥協，透過改良來實現文化和社會的進步。而魯迅一開始就認定舊文化舊制度吃人的本質，只有透過革命從根本上推翻它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沒有妥協的空間，所以對胡適的改良主義持堅決的批判態度。改良和革命的主張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兩個人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同志到主張不同的路人正說明兩人都忠於自己的主張和信念。就個人來講，兩人基於自己的認識堅持自己的主張一樣值得尊重。至於革命的主張在歷史實踐中取得了成功那是後話。有人主張以德報怨，有人主張以直報怨，這是沒有高下之分的，每個人的社會經歷和認知各異，不必強求一致。只要客觀真實表達自己的觀點並踐行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胡適和魯迅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家，做過大貢獻。支援誰多一些某種程度上取決於自己的立場。在當時，胡適很尊重魯迅的貢獻，魯迅同樣也認可胡適的貢獻。個人覺得魯迅更深刻，貢獻也更大，但我也尊重認為胡適更偉大的看法。

胡適不還口的主要原因我覺得還是因為胡適當時是當局的“座上客”，而魯迅則是“社會閒散人員“。

說魯迅是“社會閒散人員”真的不是貶低魯迅，確實魯迅先生在1927年以後就沒有擔任過什麼公職，和當時常凱申政府高官也沒有什麼往來，他當時留學日本認識的是以陶成章、秋瑾為主的光復會，而光復會這批人在1927年後同盟會徹底得勢後，他們基本上屬於靠邊站角色；而由於魯迅之前過於剛直，所以把少數幾個高官也得罪了，比如蔡元培，所以魯迅在1927年後真的就是“社會閒散人員”，還長期住在上海租界裡。

而胡適則不同，胡適先生和常凱申政府裡許多高官關係都不錯，他甚至還受邀出席了常凱申與宋美齡的婚禮，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認識了常凱申。

而常凱申雖然自己是dictator，但是眾所周知，越是dictator越希望有幾個知識界的朋友，因為這個可以為自己的Dictatorship做“裝飾品”。

不管胡適自己樂意不樂意，他就是被常凱申選中的那個“裝飾品”。

另一方面來說，胡適也因為“裝飾品”定位，在常凱申體系內有了很超然的地位，往往常凱申的高官都要賣胡適幾分面子。

這裡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徐志摩飛機失事後所有人都想知道徐志摩的下落，但是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冰心都沒有辦法很快知道，只能拜託胡適，而胡適只打了兩個電話，就很快知道了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的訊息，也是胡適安排梁思成去出事地點收斂徐志摩的遺骸。

正因為胡適當時是常凱申體系裡的“座上客”，所以他越是要注意自己的涵養，再說了，我們用最俗的說法，以當時胡適社會地位，他有必要和魯迅在打筆戰嗎？

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鍾南山院士會和韓寒隔空“激辯”嗎？肯定不會啊，因為這樣鍾院士也太自降身份了。

而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適不再是“座上客”以後，他就扮演了魯迅先生當年的角色，專門寫信去質疑《沁園春·雪》平仄是否對仗，還到處說這首詞平仄不對仗，你看當時有誰搭理胡適先生了嗎？

在上世紀初幾十年間的中國文化界，沒有哪幾個名字比魯迅和胡適這兩個名字更響亮，他們均以自己的學識和著作為“亮劍”，給腐朽沒落的舊世界劃開了一道豁然寬闊的口子，給中國文化注入了新鮮的營養，明確了方向，帶來了生機，他們也因此暴得大名，成為了中國文化星空上兩顆最耀眼的“雙子星座”，至今光彩奪目，讓人景仰。

在文化陣地上，魯迅胡適雖為“雙子星座”，但二人卻並未因此成為互敬互愛的知交，和生死與共的戰友，相反，他們之間還發生過很多不快，魯迅還在文章中多次譏諷胡適，將他作為自己批判的物件，本來可能的文壇佳話，卻以二人互為陌路而留下了文化史上的遺憾。

人們多以“魯迅心胸狹窄、胡適胸懷寬廣”“魯迅睚眥必報、胡適大度包容”作為解釋“魯迅多次譏諷胡適，胡適從不還口”的理由，其實，事情並非這麼簡單，實際情況是，魯迅的心胸既沒有如此“狹窄”，胡適“不還口”也有他更深層次的理由。

魯迅與胡適，雖然年齡相差整整10歲，但二人卻是同輩中人，二人同屬留洋歸國的“海龜”，都是那個“狂飆突進”時代的搖旗吶喊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曾經同為一個戰壕裡的戰友，互相通訊，互為好友，一度惺惺相惜。

大約在1925年前後，魯迅與胡適之間便再無通訊，而這一年，恰恰是“女師大風潮”爆發之年，魯迅深陷其中，為支援學生而不惜與校長楊蔭榆、教育部長章士釗等為敵，當風潮涉及到北大，胡適等17名教授發表公開信，呼籲學校不應自己滾到政治與黨派爭鬥的漩渦中去，也許是這個態度，導致了魯迅對胡適產生了看法，發生了魯迅一方主動的決裂，從此，人各天涯，不但再未通訊，而且這兩個文化界旗手身份的人，彼此一生再未見面，讓人引為憾事。

正因為我們不能以“魯迅多次譏諷胡適，胡適從不還口”來解釋二人或“狹窄”或“寬容”的性格，更不能以此來解釋二人的價值取向和世界觀，因為他們之間的恩怨，完全不是“兩個陣營的鬥爭”。

自1925年以後的10年餘時間，魯迅多次對胡適有過評價，或“批評”，魯迅不僅將胡適定義為“幫忙文人”，說胡適：“嘴裡吃得著肉，心裡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還嘲笑胡適顛倒黑白，說：“監獄裡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甚至公開宣稱：“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這幾乎是以“漢奸”為胡適定義和畫像了。

魯迅的對胡適的這些評價，都寫在他文章裡，發在報刊上，都是他們“朋友圈”引為談資的料，胡適自當有耳聞，有親見，任誰都會不舒服，甚至暴怒，甚至反擊。然而，胡適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最可貴的是，對此他從未表示過好惡臧否，從未有過迴應和反擊表面上波瀾不驚。

其實，胡適對於魯迅的批評，不僅沒有迴應回擊，在平時的與友交談、為文著述、涉事點評，反而對魯迅顯示出友好和敬重，在各方面為魯迅辯解，並不遺餘力幫忙。

例如，魯迅去世後，曾經對魯迅非常崇拜的蘇雪林突然對那麼多大佬出席和悼念魯迅、為魯迅辦那麼盛大的祭奠不滿，在報章上大肆攻擊魯迅，還寫給胡適說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以胡適曾被魯迅批評而尋求支援，不料胡適卻在回信中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不但自己風輕雲淡，還教育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真有“長者之風”。

不僅如此，後來許廣平希望出版《魯迅全集》，因多方阻力，無法出版，便找到了在文化界位高言重的胡適，請他幫忙，胡適主動掛名編輯委員，多方奔走疏通，終於讓《魯迅全集》順利出版，這是胡適在魯迅身後為這個曾經攻擊過自己的“宿敵”所做的最值得感激和敬佩的大事。

那麼，胡適對魯迅為什麼如此“以德報怨”呢？其實，究其根本原因，是在胡適的心底，始終對魯迅有一個“同一戰壕戰友”的認同感，他始終認為魯迅與自己“殊途同歸”，晚年的胡適就曾親口對當年的後生周策縱說：“魯迅是我們自己人，他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深刻的認同感，是胡適對魯迅始終不計前嫌、抱有諍友的好感的原因，而且，胡適對魯迅的這種敬重，也始終沒有任何虛假的成分，並且貫徹一生。

魯迅不僅會寫文章，而且他還很會罵人，在他看來，不論是文章，還是罵人，都是為了罵醒麻木不仁的華人，所以，民國許多大師都捱過他的罵。

其中胡適就被魯迅多次冷嘲熱諷。但有意思的是，胡適不僅罵不還口，而且還對魯迅推崇備至，這是怎麼回事呢？

（魯迅舊照）

說起來，魯迅和胡適也曾志同道合，有過蜜月期。

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後，在北大擔任哲學教授，

當時的胡適不過26歲，正是意氣風發之時。正值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萌芽時期，胡適立刻投身其中，並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主張。

同時，胡適還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再一次把新文化運動推向高潮。

對於胡適的主張的觀點，魯迅深以為是，也緊隨其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有史以來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小說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胡適更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讚揚，同時還稱讚魯迅是“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

兩人因文結識，又志同道合，因此成了好友。

從1918年到1925年，魯迅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胡適，而胡適也在日記中也多有提到魯迅。此外，他們還互通書信，相互贈書……雙方交往非常密切。

此外，兩人在文學創作上，也互有唱和，而在學術研究上，更是從不敷衍。特別是有不同意見時，雙方從不遮遮掩掩，反而開門見山地指出，而對方也會因此再行斟酌。

不光是對魯迅推崇不已，就連魯迅的兄弟周作人，也很入胡適的眼。他曾在日記裡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魯迅)兼有賞鑑力與創作力，而啟明(周作人)的賞鑑力雖佳，創作較少。”

（胡適舊照）

不過，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1921年，胡適接到了溥儀的電話。

原來，紫禁城裡新裝了電話。胡適由於推廣新文化運動，在當時很有名氣，因此溥儀很崇拜他。所以溥儀打的第一個電話就是給胡適，並且溥儀還在電話裡邀他到宮裡玩。

胡適雖然喝了不少洋墨水，但他在骨子裡還是受儒家文化影響比較深，他認為溥儀這是要召見他，所以他很慎重地透過莊士敦見到了溥儀。

事情本來很簡單，可是“胡博士見皇帝”的新聞，卻還是在北京城裡傳得沸沸揚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那些遺老遺少們認為胡適是共和後的“新思想人物”，他們擔心高貴的皇帝會因為胡適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是新思想人物們認為溥儀是舊時代的標誌，早就應該把他清理乾淨才對。所以他們覺得胡適作為知識分子，居然去拜見溥儀，這簡直是奴才的表現。

一時社會上說什麼的都有，不過傳得最多的，還是說胡適要做帝師了。

魯迅聽說後，不置可否，但態度上對胡適非常鄙夷。

此外，性格溫良的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中，他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他認為應該透過改良來完成這一運動，但魯迅認為唯有革命，才能徹底的讓新文化蓬勃起來。

1924年，北京女師大事件，徹底讓魯迅和胡適反目。

魯迅把學生驅女校長楊蔭榆的運動，看作是正義和進步的行為，因此給予了極大的支援，他不僅在有限的條件下，幫助女學生們，同時他還在報刊上對楊蔭榆及章士釗口誅筆伐。

（魯迅舊照）

沒想到胡適也就此事發文表示“吶喊救不了中國”，學生還是應該回到研究室去，好好做學問，其意思自然是對學生運動的不贊成。

魯迅因此認為胡適也和北洋政府是一系的，所以他在罵楊蔭榆等人的時候，也多次對胡適不著名姓地譏諷。

對此，胡適不僅不惱，居然還給魯迅寫信，希望他能結束這場爭鬥。

胡適沒想到，他的信適得其反，竟然讓他和魯迅的關係徹底絕裂了。

1931年，胡適又得到了蔣中正的召見。訊息在各大報刊登出來後，魯迅冷笑不已，於是他在《知難行難》中翻起了胡適的舊賬：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申報·北平的通訊》中寫道：“僅僅用武力征服中國是不夠的，日本要想徹底征服中國，只有一個法子可行，這就是——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魯迅為此大為光火，立刻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中狠狠把胡適臭罵了一頓，並且還挖苦道：“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胡適舊照）

在魯迅去世前，他對胡適的冷嘲熱諷還有不少。但是不管魯迅怎麼罵，胡適卻一直保持沉默。

其實，當時不少知識分子也對胡適的行為不理解，不過在胡適給周作人的一封信裡，他們找到了答案。

在信中，胡適寫道：“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衛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可見正是這份“誠意的敬愛”，才讓胡適保持了沉默。

不僅如此，魯迅的三弟周建人由於學歷不高，久久沒有工作，在家裡頗受妻子羽太芳子和嫂子羽太信子的窩囊氣。胡適得知後，絲毫不計前嫌，為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謀了份工作。

魯迅去世後，當有人對魯迅的文章惡意攻擊時，胡適再次站出來主持公道。不僅批評了居心叵測的人，而且堅定地維護了魯迅在文壇上的威信。

直到胡適年老的時候，對魯迅，他依然多有稱讚。

（參考史料：《胡適傳》《魯迅傳》等）

都到這個時代了，竟然還有人把胡公知和魯迅相提並論！他配嗎？胡適就是中國的第一代公知，跪日舔美，就是一個投機者，雖然幾次投機都沒投對，這個水平和鐵骨錚錚的郭沫若大師差遠了，77事變以後主張割地和日本議和，他覺得抗日戰爭贏不了，結果他估錯了！解放戰爭開始以後，他又站到了美華人民一邊各種跪舔，結果他又跪錯了，最後狼狽的和老蔣逃亡臺灣，也不受待見

其實這事非常簡單。

胡適和魯迅的關係本來不錯，兩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而魯迅之所以從一個小吏，成為中國的文豪，主要是在於為《新青年》寫稿。

而胡適就是《新青年》的重要負責人。

沒有胡適的大力支援，魯迅不可能有後來的地位。

兩人關係不錯，還曾互相親密合作，1925年魯迅突然開始罵胡適，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而許廣平等女學生，認為楊蔭榆是藉機打擊報復，開始遊行和佔領學校，要求自治，不承認楊蔭榆是校長。楊蔭榆則開除了許廣平等幾個學生，雙方鬧得天翻地覆。

有意思的是，本來從不參加此時事件的魯迅，突然以許廣平的恩師身份站了出來，堅決支援許廣平，痛罵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教育部長章士釗。

同時，他開始罵本來關係很好的胡適：“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

為什麼會這樣？

當時魯迅拉了一批北大的人士反對教育部長章士釗解散女師大，自己宣佈北大獨立。

但胡適是北大教授，他認為此舉莫名其妙，況且這些人投票為5:6，並不是大多數人支援北大獨立，不受教育部管理。

胡適等17名北大教授則說“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裡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裡去”。

雖胡適只是17人中的一個，又不是針對魯迅，只是針對北大，魯迅卻非常惱怒。

從此之後，魯迅再沒有給胡適有過任何私人信件，而是開始口誅筆伐。

相反，胡適則置之不理。

女師大事件，以北京爆發以推翻段祺瑞執政府的軍事政變，章士釗、楊蔭榆雙雙辭職，許廣平等人勝利返回校園而告終。

有意思的是，本來女師大事件，魯迅得到了一些好評，認為他為了學生許廣平出頭，是很好的老師。

然而，事實卻是諷刺的。

許廣平是1926年從學校畢業的，而1927年就和魯迅在廣州同居，成為她的妾。

有意思的是，許在畢業前一年在報上公開表達對她的老師魯迅的感情，兩人應該在畢業前就有了交往。

大家應該知道，中古從古至今有一個最重要的師德，就是禁止師生戀。

在民國時代，師生戀會變成極大的社會醜聞，涉及的教師會名譽掃地。

而此時社會上也知道，為什麼魯迅一反常態的為許廣平出頭，因為後者是他的女友，要被學校開除是大事。

而胡適這時候不合時宜的查了一槓子，雖沒什麼惡意，卻客觀上造成了魯迅為女友撐腰差點失敗。

其實魯迅對此事也頗為謹慎，兩人雖然早在1927年就同居了，而且一些學生也喊許廣平師母。

直到1929年許廣平懷孕，這是瞞不住了，才正式公開。

魯迅第一次痛罵胡適，原因就是這樣。

不過，魯迅第二波打罵胡適，就奇怪了，是在1933年。

這次魯迅幾乎是破口大罵：胡適乃是為虎作倀卻又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嘴裡吃得著肉，心裡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監獄裡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華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於是向外華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

這次為什麼大罵？

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其實研究魯迅歷史，我們會發現30年代以後他和我黨基本就是一路人，關係極為親密。

比如魯迅曾經寫過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實就是中共地下黨員馮雪峰代筆寫的。目的只有一個，藉助魯迅的名氣大力打擊陣地托洛茨基派。

雖然是代筆，但文章是經過魯迅稽核的，可見魯迅和我黨的親密關係。

而這次大罵胡適，主要是因為宋慶齡營救共產國際駐上海秘密工作人員牛蘭夫婦。

1932年8月，牛欄被判處無期徒刑，12月宋慶齡組成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

有意思的是，胡適此時又不合時宜的拆了臺。

在1933年2月4日，胡適卻接到史沫特萊自上海寄來的一份材料，結尾有宋慶齡的簽名英文信，說北平軍人反省院的政治犯受到種種虐待和酷刑，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

此時胡適的書呆子脾氣又來了。因為他在1月31日剛剛去這裡視察，覺得條件雖較差，但生活還是可以維持，也可以看書。

因為監獄長和看守都聽不懂英語，這比較可靠。

當時社會上突然出現了偽裝成胡適的信件，說監獄裡條件多麼惡劣。

胡適認為這不是事實，在2月22日接受了《字林西報》採訪，直接說“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團體所提出的那樣。……政治嫌疑犯必須同其他罪犯一樣，按照法律處理。”

而當時胡適還是民權保障同盟會員，3月3日就被開除。

魯迅當時不但偷了贊成票，隨後開始點名胡適痛罵、嘲諷，“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直到1936年去世。

有意思的是，胡適對魯迅卻沒有謾罵。

魯迅去世後，蘇雪林寫信給胡適“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汙，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

沒想到，被魯迅痛罵的胡適卻說：“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他已死了，我們儘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學者王元化說：“我這輩子，最欣賞胡適這句話，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適。”——“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迴避危險。”這樣的評價放在魯迅身上同樣也是恰如其分的。

魯迅和胡適其實是同一類自由知識分子，他倆本來就該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早年也有很好的友誼，胡適在一定程度上應該還是魯迅的提攜者。後來由於許多方面的原因讓二人漸行漸遠，而且在行文、人際交往上也很清楚二人在秉性上是全然不同的二種人，魯迅一向主張“痛打落水狗”、“絕不寬容”，連親兄弟都能恩斷義絕、形同陌路。而胡適天性就具備很高的情商，在政界、文人交往都能左右逢源，對人更能急公好義、傾囊而助。在政治主張和社會改良上更反對暴力和極端，所以他倆的分道揚鑣是必然。胡適的度量和社會地位就決定了他絕不會跟魯迅對罵、打口水仗，這不符合胡適欣賞的“費爾潑賴”!而且這樣的罵戰根本不是學術的或者對於政治上不同觀點的辯難，純粹淪為了誰罵的更生動、更巧妙、更不堪的比拼，這是胡適不屑為之的。

胡適和魯迅先生應該是近代中國走向未來在思想、文化上唯二的光輝旗幟!胡適早就說過“魯迅是我們自己人”，魯迅致力於對傳統糟粕和民族性的揭示、批判，血淋淋地撕開給人看……而胡適那傳統文人溫柔敦厚的品性、道德與西方最前衛的思想奇異地結合得恰到好處，使他更深沉地致力於現代國家的建構而不是對舊文明的徹底解構和摧毀；他更願意讓新文明以隨風潛入夜的、啟蒙的、不流血的、統治階級主動約束的方式逐漸改造昏睡了幾百年的老大帝國，建立起與世界潮流同步的現代國家……最終他的理想在一個小小的島上大部分獲得了實現……他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依然還是高蹈又普通，無法拒絕，容易讓大多數人民所接受，這是胡適之先生留給全體華人、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最珍貴的精神遺產！

魯迅先生之所以罵胡適是出賣靈魂的人，是因為胡適在緊要關頭都是為了自己利益為虎作倀，無論女師大事件(維護北洋政府)，抗日遊行示威(汙衊抗日遊行學生)，還是後來的沈崇案(幫強姦中國大學生的美國士兵開脫)，胡適起的都是買辦幫閒的作用，沒有人民的立場，也就是說魯迅出於公心，胡適出於私心，高下立判。

胡適不還口一是沒法還口，還口會遭到更多的口誅筆伐，這是他的本性決定的，軟弱易妥協；二是看風向，冷處理，等熱點冷卻下來，別人不關注自己事情也就自然消失了。

胡適，生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12月17日 ，安徽績溪人。胡氏是績溪名門望族，胡適之父胡鐵花曾做過幾任地方官；其母是續絃夫人，嫁入胡家時只有17歲，比胡父小30多歲，只生了胡適一個孩子，胡適5歲時父親就過世了。胡父去世那年，正逢日清“甲午之戰”爆發，中國即將進入風雲變幻的歷史轉折點。

胡適是又他母親一手撫養、教導成人的。胡適的母親對兒子管教極嚴，小時候上學讀書，每放學回家，先要將當天所學的課文背誦一遍，沒有差錯才準進屋吃飯。不然，要站在門前重新背誦一遍，甚至在門口跪讀，直到熟記於心為止。胡適14歲到上海求學，其母要求他3年才許回家一次。

宣統二年（1910年），胡適考取了清廷官費留學生， 出洋留學，先學農業，再學政治經濟，又學文學、哲學，據說共取得35個博士學位 （有美國31個 ，加拿大2個 ，英國1個，香港1個，有些是榮譽博士頭銜），他本人最看重的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文憑。胡適一人擁有數十個博士文憑，也算是前無古人，後難有追者的盛舉了。最著名的《文字改良芻議》就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期間撰寫的，這篇文章打響了新文化運動的頭炮。也奠定了他一生的鼎鼎大名和學界的尊崇地位。這些事蹟，胡適在後來的《四十自述》中都有清楚的描述。

胡適後來成為駐美大使，也是其政治生涯的極限，文人從政，事務繁雜，無法集中精力著書立說，對於其學術生涯和中國文化來說，也是一大遺憾、損失。

胡適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文化大師，其人品更是超拔流俗，無懈可擊。胡適是一謙謙君子，待人接物溫文爾雅，有人形容他“溫潤如玉” ，高潔磊落。

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出掌北大，仍然保持著學者的儒雅風度，據說他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藍布長衫，冬天在外面罩一件皮袍子或棉袍，春秋在裡面穿件夾襖，夏天最熱時才穿件杭紡大褂，不冷不熱時仍著一件藍布長衫 。不說別的，單純看穿著也可以想見其簡樸、率真之為人了。

胡適做北大校長後，學校給他配了一輛雪佛蘭轎車，接他上下班，他在車裡放了一大摞線裝書。有同事回憶，他經常讓司機開車接送教授們，他自己則手捧一大疊書坐黃包車來來去去。

胡適生性溫良謙恭讓，而另一位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則性格剛烈，眼裡揉不得沙子。魯迅在中國家喻戶曉 ，其人其事就不必詳細介紹了。早在《新青年》演雙簧戲時，胡、魯兩人就有過分歧。魯迅認為“雙簧戲”無可厚非，“矯枉不忌過正；只要能打倒敵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胡適對此則不以為然，視之為“輕薄”之舉，認為“憑空閉產造出一個王敬軒（劉半農化名）”不值一辯。胡適溫良，服膺杜威的“實驗主義”，主張走改良道路；而魯迅剛烈，服膺“超人哲學”，從而主張走激進革命、鬥爭道路。

後因學術、政治分歧，魯迅與胡適徹底斷絕聯絡，並開始了對胡適不斷的抨擊。在《文壇秘訣十條》中，魯迅寫道：“須多談胡適之之流，但上面應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須譏笑他幾句。”這是諷刺“我的朋友胡適之”這一文壇流行現象，也是對胡適的鄙夷。魯迅還對許壽裳說過：“胡適之有考證癖，時有善言，但對於《西遊記》，卻考證不出什麼。”在與新月派論戰中，魯迅更是將“胡適之陳源之流”等新月派一棍子打死，嘲諷他們“揮淚以維持治安”……

無論魯迅是譏嘲還是批判，甚至口出惡言，胡適從不接招，從不反唇相譏，總以沉默應對 。1929年9月4日，胡適曾給周作人寫過一封長信，感慨道：“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

魯迅對胡適口誅筆伐 ，冷嘲熱諷，胡適卻拿出溫良謙恭讓的君子風度，罵不還口，從不接招回懟。這是為什麼呢？魯迅去世後，有人寫文章謾罵他，似乎在為胡適鳴不平。以理性、獨立、客觀自居的胡適對此很不以為然， 他回信給罵魯迅者道：“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胡適晚年曾經向友人解釋過自己為何從不反擊魯迅的攻訐、痛罵：“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而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胡適的氣度 、修養、識見 ，於此可見一斑。他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溫潤如玉的“君子之風” 。

{插圖源自網路}

提起魯迅與胡適，關係如何？

關於魯迅與胡適，領袖毛澤東曾對二人定位：魯迅是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胡適只是文學家，不是革命家。

兩人同是新文化運動領導者，但因各自選擇方向不同而從好友到交惡。一個拿筆評擊社會黑暗針鋒相對，一個擁護現政府偽改革不力。

兩人初交往於1918年，真正融合時間段為1923至1924年。這時期，兩人思想觀點一致，緣於《新青年》，胡適倡導觀念，魯迅發表文章。

想不到在1925年時，兩人的矛盾極度擴大化。為什麼？

這一年，魯迅從官場到民間，胡適呢，卻從書齋走向政壇。於是，一個成了現政府的批評者，一個成了現政府的擁護者，兩相比對，“道不同而不相為謀”。

胡適出於維護政府，反對學生運動，認為“吶喊救不了中國”。對此，魯迅憤怒揮毫地相繼寫了《望勿“糾正”》、《所謂國學》、《就這麼一個意思》等系列文章，矛頭和觀點直指胡適。

這就是最具衝突性的一次是關於“整理國故”的爭論過程。從此以後，兩人就分道揚鑣，站在彼此的對立面上。

魯迅嘲諷胡適，他未何不還口呢？

1936年，魯迅逝世後，“反魯作家”蘇雪林寫信給胡適，原以為胡適和自己一樣。令之未想到的在回信中是這樣說的：

“人既然去了，就沒必要在工作方面行為如何，這些小節撇開就好，應多關注魯迅的思想內容。”

這就充分展示了胡適的“君子之風”，不僅不怪罪魯迅，而且還幫忙出版《魯迅全集》。

關於魯迅在世時罵他十餘年，胡適又是怎樣迴應呢？他曾在寫給楊杏佛的一封信中有言：

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在胡適看來，罵他並非全是壞事，只要不過分，都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每一個人來說，罵你痛處，反而讓你覺醒。這就是他被魯迅罵十餘年而不還口的最真實理由。

竊以為，胡適在魯迅面前，是抬不起頭的。

其一，胡適的學術成就和魯迅不是一個量級。

胡適一生，學術上太零散。《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寫出了上卷，他自己晚年都覺得自己不夠勁。其他論著，影響大的，好像沒有。他是博士論文答辯沒透過，沒沒拿到博士學位回國的。當年就有人質疑過這事。後來那麼多榮譽博士頭銜，感覺是一種心理代償。今天還有人看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學哲學嗎？魯迅1923年寫《中國小說史略》，是自己開拓了一個學術領域。搞文學史，應該比搞哲學史難。

兩者要面對的資料不同。哲學史的研究物件是儒釋道經典，資料前人準備好了，也梳理總結過了，是五四一代文人再熟悉不過的。小說史不同，資料得自己找，得自己發掘。

治哲學史是摸石頭過河，治文學史是海里撈針。

其二，胡適的名聲有點名不副實

今天的人吹捧胡適，和當年吹捧胡適的人一樣，看的是胡適頭頂的光環，或者說現實價值。

杜威被民華人認為是“現代三大哲學家”，胡適師從杜威，他自己也熱衷做杜威的中國代言人，比如為杜威訪華忙前忙後做翻譯。

胡適在那個崇尚師洋的年代，是明星，後又是國民政府的寵兒。讀過《南渡北歸》的人，可能會像我一樣，猜想胡適的學界地位和社會地位像傅斯年一樣，都和他們是管理美國返還的第二批庚子賠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有關係。

其三，胡適對現代漢語的貢獻不及魯迅。

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首發白話詩，魯迅拿出來的白話文作品可是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現代人可能覺得詩歌牛，但是別忘了文學有其發展規律。

今天的人之所以讀不懂《詩經》，是因為裡面多是地方民歌，還是方言民歌。歌以詠志。心理有話說，有情緒，就能寫出詩歌。

詩歌進而散文，散文追求形式美，就是駢文。駢文在唐宋被打倒成才有了唐宋文章，有了小說唐傳奇。

文學的歷史演變規律就是隻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產生小說。

魯迅之於漢語，就像莎士比亞之於英語，托爾斯泰之於俄語。

沒有胡適，民國不會有多大變化。沒有魯迅，現代漢語可能要晚發育幾年甚至幾十年。

其四，白話文只是平民語言

五四時，白話文是新的，但白話不是什麼新語言，而是老百姓的語言。隨著平民出身的青年走上社會，白話文把精英使用的語言系統幹翻了，採用平民的語言作為社會的共同語匯。

帶著這樣的認識，再看胡適的白話詩，可能會覺得更像打油詩。

其五、五四後兩人的作為不同

胡適自己說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他自己就沒做到；魯迅一生寫的是社會文章，代言的社會呼聲，面對的真實的社會問題。

1919年，教員為問題研究會列出過144個需要研究的實際問題，應該是當時年輕人關心的議題。就登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魯迅未必看過，胡適教授肯定看過吧。

其六、胡適的性格說好聽點是溫厚，說難聽就是溫吞，沒有反抗精神。

魯迅相反，一生以筆為刀，心裡有話，就得開刃擲出去。魯迅的作為，恐怕是胡適想學又學不來的。

其七，給群眾的觀感不同

竊以為，胡適是M號的梁啟超，寫的是報頭文字，和事佬，還沒梁啟超的血性；魯迅是XXXL號的梁啟超，有主張，有血性。

對於這些，民華人胡適，自己心裡可能也是清楚的。

有飯吃，被譏諷幾句，不迴應反而還沒保持那點體面。

魯迅和胡適是經歷過“蜜月期”的，後來分道揚鑣的根源則是“政見不同”，他們的第一次矛盾卻是因為“末代皇帝”溥儀。

胡適這個人特別糾結，他一面標榜自己是“蔣”的“諍友”，一面又自詡清高。不迴應魯迅自然是有自己的小算盤，一是他與魯迅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二是他真就“罵”不過魯迅。

但凡與魯迅開啟過論戰的，就沒有能贏過魯迅的，一向以學術研究著稱的胡適，拿什麼去跟魯迅鬥？

網上流傳魯迅對胡適的一段與“狗”相關的諷刺，其實，魯迅只罵過一個人“狗”，這個人就是梁實秋。魯迅罵人確實從不留情面，他罵女師大校長楊蔭榆是“寡婦主義”，直言“新月派”文人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諷刺陳西瀅是“冬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這裡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梁實秋、陳西瀅都是與胡適有關係的，也都是“新月派”。所以，與其說這是魯迅和胡適的鬥爭，不如說是魯迅與“新月派”的辯論。

那麼，魯迅到底罵沒罵過胡適？他們之間又有什麼樣的恩怨呢？

一、建立友誼

在“五四運動”之前，魯迅與胡適是有過共識的。胡適曾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其中心思想與魯迅不謀而合，那就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和民主。

在這期間，將魯迅與胡適稱為文壇雙子星是實至名歸。無論是文學思想還是學術研究，這兩個人若是“合”，則能創造互補的成就，這就有點類似廉頗和藺相如一般。

胡適因其對新思想的主張，一度遭到學衡派和甲寅派的圍攻，這時，正是魯迅挺身而出，撰寫了《估學衡》等文章予以回擊。

魯迅格外喜歡寫日記，透過對魯迅日記的研究可以發現，魯迅和胡適的交情始於1918年。尤其是1923年到1294年期間，兩個人的友誼相當穩定，而且處在一個極其親密的階段。

魯迅的經典文學著作《中國小說史略》曾數次徵詢過胡適的意見，胡適也幾次認真地給以建議，可見他們的關係也並非始終“刀劍相向”。

二、分道揚鑣

隨著《新青年》雜誌的分裂，以及胡適的“高升”（攀附蔣），魯迅和胡適的關係開始日趨惡化。

但是，魯迅和胡適之間的第一次交鋒卻是因為溥儀。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提到過，他很欣賞胡適。15歲時，皇宮內安上電話後，心血來潮的溥儀撥通了胡適的電話，提出想要會面的想法，於是胡適真的就到宮裡去拜會溥儀了。

後來，馮玉祥將溥儀逐出皇宮，胡適為此還發文譴責馮玉祥此舉就是“東方的野蠻”。魯迅得知後深感諷刺，於是在《知難行難》中寫道：“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也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魯迅給了胡適一個諷刺的稱呼：“博士”。日後，又將這個稱呼豐富為“新月博士”。

後來，魯迅曾澄清過自己對胡適的反感，他將其歸納為：“此乃公仇，絕非私怨”。可以說，魯迅是坦蕩的，他對胡適的批評都是公開的，而胡適的態度始終是“老僧不見不聞”。

三、龍虎鬥

魯迅和胡適之間的這場文壇之戰更像是“龍虎鬥”，胡適雖從未公開反駁，但是他身邊的人可沒少為他忙活。所以，將他們之間定義為“爭鬥”也沒錯。

首先，魯迅和胡適的分歧之一就是對知識分子的定位。胡適的想法是贊同知識分子應該成為“諍友”，類似於唐代魏徵那樣的“諫臣”。在胡適看來，社會的改良是水滴石穿般的一點點改進，而他則將希望寄託於“政府”。

魯迅則不同，他是批評且反對政府的，這在他的文章中處處都有體現。他認為，每個知識分子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應該透過揭露社會弊端的方式，起到刮骨療傷的效果。而魯迅最反感的，就是“頌揚有權利者”。

其次，魯迅和胡適對民眾的啟蒙側重點也存在分歧。魯迅始終站在民間立場，認為要改造國民，才能實現改變社會的目的。而胡適則將希望完全寄託於政府，他將啟蒙重點放在了“官員”身上。

最後，魯迅和胡適的最大區別，就是他們對待“權力”的態度。魯迅自己曾做過十年的公務員，但是他極度憎惡權力，甚至巴不得與其保持距離。胡適則不同，身為學者卻熱衷政治，尤其是他對蔣的追隨也讓他最終沒有落下好名聲。

可以說，魯迅和胡適終究還是文人，魯迅的一生致力於批判一箇舊中國，而胡適的一生都在探索建設一個新中國。兩個人雖然努力的方向不同，但都奠定了中國新文化的基礎，同樣功不可沒。

四、不敢還嘴？

胡適之所以對魯迅的種種批評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自然有他作為知識分子的體面和傲嬌，但其實也有對魯迅喜“纏鬥”的深知。

魯迅的一生有好多次論戰，最生猛的一次就是魯迅尚在北京時，因為與女師大共同掀起的著名“驅羊運動”，也引發了與文壇眾人的一場論戰，與“保皇派”陳西瀅的論戰就是在這個時期。最後，魯迅一人舌戰群儒，這等豪氣還真是讓人敬佩。

以魯迅的性格，別說一人，只要是他所堅持的，一群人也不會讓他心生敬畏，他只堅持真理。而魯迅打過最久的一仗足足有八年，那就是和梁實秋之間的論戰。

在這八年時間裡，兩個人都留下了太多精彩的文章，堪稱一場“神仙打架”。如果不是魯迅去世了，恐怕他們的戰爭還會持續下去。

當然，如今我們回看這場爭鬥，就能看出魯迅思想的先進性，以及梁實秋的稚嫩。尤其是魯迅的那一篇《資本家與走狗》，直接嗆聲梁實秋，讓他簡直無言以對。

由此我們也能看出，魯迅好鬥、善鬥、能鬥，而且從不服輸。這樣的魯迅，胡適可不想輕易招惹，畢竟他的心思可是想做個“賢臣”呢！

魯迅向來以“毒舌”著稱，像散文大家梁實秋、民國才子徐志摩、京劇大師梅蘭芳，甚至公知鼻祖胡適等等，都未能逃過他的嘲諷。

當然，也有一些人是自己找懟的，比如有一次，郭沫若就評價魯迅的古體詩，說他是“前清餘孽”，魯迅自然不甘示弱，回覆郭沫若的《女神》，說他是“才子加流氓”。

那麼對於胡適來講，為什麼魯迅譏諷他，他卻從來不還口？

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除他倆外，還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和周作人等，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一度很親密。

而這些人中，又以胡適最為特殊，他也被很多人冠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領袖、旗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的言論影響力相差無幾的這幾人，如今恐怕只剩魯迅一枝獨秀，至少在我們這裡是如此。

那麼，作為曾經在一條壕溝裡戰鬥的戰友，魯迅跟胡適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後來走向了對立面？

一、

其實一開始，胡適跟魯迅的關係還是相當親密的，某些思想主張也比較一致，比如白話文運動。

1917年1月份，胡適還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叫《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了《新青年》雜誌上。

到了第二年，胡適又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開始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這一年的4月份，魯迅創作了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並投放在《新青年》，於1918年5月份刊出，他們倆的故事也就此開始。

這一次見面，氣氛還是相當愉快的，胡適見飯菜裡有辣椒，很是疑惑，問魯迅：

“你們浙江這邊，不是喜歡吃甜，不喜歡吃辣嗎？”

魯迅笑了，說你說得對，那邊確實不愛吃辣，愛吃辣的是我，主要為了解困。

胡適還是不解，魯迅繼續解釋：

“夜深人靜天寒人困之時，摘個辣椒切幾段放嘴裡嚼嚼，立馬額頭冒汗，雙目流淚，身體發暖，睡意頓消……”

二、

從1918年到1922年，胡適跟魯迅一直互相欣賞，對待新文化的觀念也比較雷同，但這之後，倆人的關係便急速惡化。

兩個人關係好的時候，魯迅發了篇《熱風·隨感錄·四十一》在《新青年》上面：

“何以從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變人，卻到現在還留著子孫，變把戲給人看。還是那時竟沒有一匹想站起來學說人話呢？還是雖然有了幾匹，卻終於被猴子社會攻擊他標新立異，都咬死了：所以終於不能進化呢？”

胡適看完後，大呼精彩，整個人激動得睡不著覺：

“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

魯迅跟周作人合夥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在東京出版，胡適也送上高度評價，說既有古文的底蘊，又有西方的內涵，比林紓、嚴復的譯文強多了。

同樣，魯迅也沒少捧胡適，甚至在他遭遇其他學派攻擊時，他還幫胡適回擊：

三、

直到1922年的某一天，胡適接到了一通莫名其妙的電話後，魯迅跟胡適之間的關係，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這一年春夏相接的某天，胡適正在家中看書，突然電話響了，胡適也沒多想，直接拿起了電話：

“哪位？”

電話那頭卻是嘿嘿一笑：

“你是胡博士，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胡適很不耐煩，直接回一句：

“我聽不出來！”

他的這個回答，讓對面更加笑個不停，隨後說了一句：

“甭猜了，我是宣統啊！”

胡適當時就愣住了，自言自語道，宣統，皇上？

原來，那時候的皇宮是沒有電話的，畢竟內務府的人要想貪點錢，是務必阻止皇上跟外部聯絡。但是此時溥儀的老師是莊士敦，在他的大力推薦下，溥儀給宮裡裝上了第一部電話機。

興奮之餘，溥儀開始照著寫有政府機關和京城名人的電話本打電話，由於溥儀也讀過胡適的《嘗試集》，對待新文化運動也有自己的一知半解，於是就撥通了胡適的電話。

“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中國最末一代皇帝一一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的面前，佔一席位。”

四、

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胡適，一個是封建帝王的溥儀，他們倆的會面自然就成了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一時間，說什麼的都有，說胡適還有封建臣民的情節，說胡適請求皇帝是否可以免跪拜，說胡適是帝師……

其實，還是得說句公道話，換做我們普通人，估計能跟昔日的帝王見一面，也是很多人願意去做的，至於還有沒有這種封建帝王思想，這在胡適作的詩中可以看出來：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也就是說，胡適覺得溥儀也是受害者，他現在開始覺悟了，這次見面根本就沒有奴才見皇上的卑微，也沒有新思想對舊思想的鄙視，而是帶著對自由的共同目標而去的。

為此，胡適還是發文登報給自己辯解了一下：

“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在宮中很寂寞，很可憐。想找個人談談，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華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乾淨。一件很有人味的事，成了怪詫的新聞了。”

胡適的這段話還是很有禪意的，就像佛學常說的一個典故，說的是老和尚背姑娘過河的事。結果小和尚不理解，走了二十里後問老和尚，你怎麼會背姑娘過河呢？

老和尚笑了：

“你看我把她背過河就放下了，你怎麼背了二十里地還沒放下？”

晚清民國另一位奇人辜鴻銘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的辮子在腦後，你們的辮子在心裡！”

五、

此事便是魯迅跟胡適關係變得微妙的開始，但此時還沒有走向對立面，魯迅還是挺胡適的，畢竟朋友嘛。

這之後的胡適開始宣講讀書人不要談論政事的思想，而他自己卻逐漸步入了政界，講究從上而下的改革。而魯迅則跟他走了相反的路線，開始從政界走向了民間，開始替底層人民發話。

1924年，馮玉祥率兵進京，並幹了一件飽受爭議的大事，那就是跑進了紫禁城，趕走了溥儀。

因為這事，胡適很生氣，畢竟也算進入政壇了，有發言權，他致信北洋政府：

“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堂堂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一個新文化的領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發表這種論調，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其實也很好理解，若是連不合理的契約也遵守的話，豈不是如今的中國還得留著《南京條約》、《辛丑條約》？

作為一名有著新思想的胡適，怎麼可能提出仍然保留皇上的倡議呢？

後來，魯迅也抨擊胡適：

“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而後，則是胡適與段祺瑞政府和老蔣集團互遞秋波。”

六、

其實，歸根結底，還是胡適跟魯迅的思想根本就不在一個頻道上，尤其是對待自己的文化上面。

胡適雖然頂著一堆博士頭銜，實際上他眼中看到的美華人，大都是徒有其表的人物。對他們明顯的殖民行為，選擇視而不見，甚至會覺得，是你們自己瞎折騰自找的，不然幹嘛侵略你，不侵略別人？

魯迅在面對這類“聖母”的時候，他會：

“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難道就不能寬恕他們嗎，魯迅回答：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而胡適卻不這樣，他選擇寬恕帝王，寬恕美華人，寬恕日本人，寬恕軍閥，寬恕敵人，甚至他還會加入他們，成為“聖母”。

“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

再舉一個“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對此事的態度問題，他竟然主張中日都不在東三省駐兵。自己的國土，竟然自己不能駐兵，氣得魯迅當場發了一篇文章叫《友邦驚詫論》來抨擊。

胡適甚至提出來，日本人最該做的是征服華人的心，這下子更是讓魯迅憤怒不已，提筆寫到：

“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七、

再說說胡適的所謂的成就：

胡適釋出的推廣白話文的文章，其實是用文言文寫的，第一個寫白話文的人是魯迅，也是魯迅推動了白話文的廣泛傳播。

“駐美大使胡適對於彼使命與任務之成敗，幾乎毫不在意，此等官僚與政客，無膽、無能而不願為國家略費心神，凡事只聽其成敗，是態可痛、可悲之至也。”

胡適在北大任職的時候，曾經評價毛澤東，說他水平太差，根本考不上北大。多年之後，面對已經逃到小島上的胡適，毛澤東評價道：

“胡先生若是回來的話，北大圖書館館長非他莫屬！”

以此來諷刺胡適，當年說自己只是圖書館助理員，根本不是他的學生，也考不上北大。

但是毛澤東評價魯迅卻是：

“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

胡適的作品，毛澤東喜歡不喜歡看，咱不知道，但是對於魯迅的著作。不管是在延安，還是在抗戰的路上，毛澤東始終帶著。即使到了臨終前，他的書桌上仍然擺著一本開啟的，最新版的《魯迅全集》。

而毛澤東的一大憾事就是，終盡一生都沒能來得及見魯迅一面，這是一大遺憾。

而胡適的性格跟魯迅是不同的，魯迅遇到問題喜歡喊出來，而胡適不做迴應，或許是有點不屑吧，性格的不同，難以評價對與錯，或者冠以所謂的素質問題，舉個例子：

比如，你的成績一直很差，魯迅會告訴你，你的問題出在哪裡，哪裡應該加強，甚至也會生氣的罵你，希望你能用心學習。

而某些公知呢，會直接噴你，你就是這麼個低智商，基因就不行，祖上翻十八輩都不是讀書的料，趁早下學給富人打工，這輩子才能活得幸福。

這或許是他們倆的區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