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上就一個問題：南明與南宋國祚的比較？南宋堅持了152年，南明堅持了18年，為啥會有不同的結局呢？

四、軍事戰略戰術的不同。南宋始終控制著戰略要地，分為三個主戰場：川陝、荊襄、淮南，金軍自始至終無法突破這三大防線，尤其川陝，宋將吳玠，吳磷多年防禦四川，金軍從立國到滅亡始終無法突破；反觀南明政權，始終龜縮在東南一隅，這時候清軍己佔領了四川，統一天下己是大勢所趨。

有的，南明活的跟難民似的。

南宋最起碼還政權穩定，後金雖然猛，但是始終沒有消滅南宋，最後還是被南宋和蒙古夾擊亡國。

南明雖然開局還好，就是皇族太多，反而力量分散了，忙於內耗忙於爭權，最後堅持了幾十年掛了，要是皇族只有一個，估計還能堅持更長的時間。

史書是後來者修的，清朝覺得崇禎死明朝就亡國了，覺得他們才是正統，而宋史是元朝修的，不是後金修的，要是後金修的，估計靖康之變後就沒有南宋啥事了。

歷史上有南明政權的存在。南明政權是明亡(祟禎殉國)之後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權，歷經四帝，包括:弘光政權、隆武政權、魯王監國、紹武政權、永曆政權！

正史上叫做南明小朝廷！南明小朝廷沒有什麼做為，所以不被正史認可。不認可的原因，我個人認為有以下這麼幾點:

政權時間短更迭頻繁。從1644到1662，十八年間更換了五個政權，且各政權之間沒有沿續性和政治上的連貫性。

繼認者更多隻是象徵意義。南明王朝的建立者是各宗室而不是崇禎皇帝的嫡系子孫，並且所謂的皇帝基本沒有實際權力，更多隻是名義上的稱謂。

政治上失策。例如弘光朝的國策居然是:借虜平寇，積極推動化江而治。借清軍之手，去除農民起義軍。這是分不清主次矛盾，認不清主要敵人。並且以後歷任政權都是腐敗無能，不思進取，像晚明一樣黨派林立，互相爭權奪利。

軍事上無能，多數都是投降派。南明政權建主之初軍事上倚重者無非史可法、高傑、高德功、劉良傑、左良玉這樣人。弘光時史可法戰死，高傑被害主戰派蕩然無存，其他人都做了投降派！且投降人數有二三十萬之眾，在個人的小算盤底下錯失了收復失地的時機。

應該說南明王朝在永曆時期曾經有那麼一線希望，似乎可以跟清廷分庭抗爭，甚至有可能跟南宋一樣收復國家的半壁江山。可惜歷史不能假設，他們也沒有創造出奇蹟！

總之，這個南明小朝廷是昏暗與混亂的，沒有歷史進步意義，也就難免正史不認可，人們不知道！

很有諷刺意義的是，秦檜跪像是由亡於後金的明朝鑄造的。我以為,恰恰就是反映在秦檜跪像上的清流文化(簡單的黑白分明的道德倫理意識)是導致明朝覆滅且不能保持和宋一樣的南朝的根本緣由...明亡前的最後關頭，那些手握重兵的將領如吳三桂 左良玉等生怕被這些道德家們推到第一線去硬頂而步孫傳庭後塵，都逡巡不進了。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進士常熟名士周木在杭州任浙江布政使，為表達人們對岳飛的敬仰及對秦檜的厭惡憎恨，重修岳飛墓,並首次用鐵鑄造秦檜夫婦跪像。明正德八年(1513年)浙江都指揮李隆將軍又用銅鑄秦檜、王氏、万俟禼三具雙手反剪的跪像。這些跪像都在憑弔岳飛時被人們撻擊而損壞。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安徽休寧名士萬曆進士浙江按察副使範淶又用鐵重鑄了秦檜、王氏、万俟禼跪像，並增添了張俊跪像一具。誰料，翌年，巡撫浙江的右副都御史王汝訓，因與秦檜之妻王氏同宗，覺得有失家門體面，指使心腹在黑夜裡把王氏跪像沉進了西湖 。一石激千層浪,沉像之事在杭州激起萬千民眾憤怒，王汝訓嚇得逃離杭州城。後來,鹽商馬偉順應民心，重新鑄了王氏張俊兩具跪像，置放原處才平息風波。數年後,秦檜等跪像又被人們捶打致壞。萬曆三十年(1602年)，曾任浙江按察副使範淶又到杭州任浙江布政使，把自己俸銀捐出來重鑄了四具鐵跪像。第五次是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蘇杭織造孫隆，用銅重鑄了秦檜、王氏、万俟禼、張俊四具跪像，各鐫刻姓名在胸，並用木欄柵圍住，但不久跪像仍被人撻擊而壞。

由秦檜跪像的來由可以看出，那種作為抽象道德意識的清流文化已浸淫到明朝社會的骨髓裡了，而東林黨人只不過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典型而已。崇禎皇帝也逃脫不了被這種清流文化綁架，除非他具有像他先祖朱元璋朱棣那樣的流氓性格才能掙脫這個束縛。可以說，王陽明的心學(心即理 致良知 知行合一)就是這種抽象道德意識的理論體現。至於什麼是自由良心所包含的理性原則和律令，什麼是自由思想所具有和所教導的內容，諸如此類涉及內容實質之處，除了那些簡單的互不相干的彼此平列的規定如仁義禮智信外，清流文化皆不能切實說明，而只停留在一種消極的形式主義和一種對具體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不論大小都要做道德倫理判斷的興趣裡面，對這種道德判斷的興趣來說，事情自身便成為不相干的了...崇禎最後才明白清流誤國。真正務實的意識毋寧是投身於事情自身中，忘情於事情自身中，拋棄任何主觀成見包括那些抽象的靜止的道德倫理教條，而讓事情自身自己來規定自己決定自己，一句話，隨機應變以保持自己。但清流文化這種病在明朝已病入膏肓了，除非朱元璋朱棣這兩個流氓再世才有得治療。

這種抽象道德意識實質上是一種表象思維，在其中，從對生動活潑的現實生活的觀照中中抽象出來的那些道德和倫理誡命如仁義禮智信 忠孝廉恥勇 溫良儉恭讓，都只是一些在模糊的意識背景裡彼此挨近地排列著的孤立化抽象規定，這些規定都是簡單的，沒有相互聯絡的，相互之間僅僅憑一個"又"字去勉強連綴在一起。所以，這種抽象道德意識亟需一個偶像來把這些彼此互不相干地並列的道德倫理規定重新聚集在一個主體的統一體形式中。所以，塑造岳飛為道德倫理楷模的造神運動也就應運而生了。但是，岳飛形象和事蹟中總還有一個讓人耿耿於懷的缺憾，就是沒有證實‘’正義必定戰勝邪惡‘’這一信念...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關涉到所提倡的道德倫理誡命是否有客觀真理性。所以，人們把岳飛沒有最終光復山河完成正義復仇的原因歸結為岳飛的愚忠和姦佞小人的陰謀詭計的得逞，而如果沒有這些奸佞小人作梗的話，驅逐韃虜光復山河的道德倫理使命對岳飛來說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完成的。所以，秦檜跪像的存在對於一個完美的作為道德倫理化身的岳飛形象來說就是必須的...道德倫理不是沒有實現自身的力量和必然性，而毋寧僅僅由於承擔實現使命的個人的疏忽或個性瑕疵(愚忠)或外在偶然因素(奸佞小人)而功敗垂成..來憑弔岳飛的人們也就在撻擊秦檜跪像時確信了那些道德倫理誡命的客觀真理性。

但是，對那些道德倫理誡命的客觀真理性的檢驗在不久就發生了。在李自成張獻忠的流民作亂和後金軍進攻面前，在岳飛墓前被千人唾罵的秦檜跪像使得任何戰略或戰術中的妥協或撤退成為不可能，從而使得明朝在不停歇的內憂外患中得不到任何休養生息的喘息機會，最後以崇禎皇帝的壯烈殉國而崩塌了...這和紅軍在王明教條主義思想下遭受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一樣的道理。

宋朝只是意外的丟了東京，皇帝聽信小兵的話說能請天兵天將幫忙守城，就沒在意專門佈防，被金國拿下首都一群文武大臣外帶皇帝都當俘虜去了。威信還在，體制並沒有被破壞，換個皇帝都城繼續撐下去沒問題。

明朝就不行了，農民起義已經讓各地混亂不堪，崇禎都指揮不動地方兵馬去鎮壓。最後讓人打到北京了還是沒有來勤王的。皇帝的威嚴已經掃地，沒有主心骨自然也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