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19日發生在東椗島的一場海戰，從起航到撤出戰鬥，歷時6小時19分。解放軍東海艦隊55甲型75噸汕頭級556、558兩艇和南海艦隊護衛艇507、527艇協同作戰，擊傷國民黨海軍“海澄”號炮艇1艘，消耗37炮彈1340發，12.7毫米機槍彈50發，130毫米炮彈114發。這次戰鬥雖無重大戰果，但國民黨軍在島嶼之間進行補給的企圖被粉碎了。

1926年5月，中共北方區委為加強保定黨組織的領導力量,派高風就任中共保定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高風，湖南華容人，少年時期家境貧寒，學習勤奮刻苦，志向遠大。1918年在北京結識了毛澤東、蔡和森、趙世炎等人，並參加了五四運動時期的革命活動。其後，與周恩來等人一道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6月，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時稱中國旅歐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同年8月，中共旅歐支部成立，轉為中共黨員。1923年赴莫斯科大學學習。1925年回國赴河南汲縣領導工運，是年冬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區印刷廠黨支部書記，在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下從事工運工作。高風到任後，恢復並健全了中共保定地方執行委員會的領導機構。由王志遠任組織部長，謝光沛任宣傳部長，武述文負責統戰工作，王秀峰(女)負責婦女工作，丁春元負責青年工作，劉秀峰任機關支部書記，建立了領導工運、學運、農運、婦運等專門委員會。當時，保定地委除轄保定市區外，還有周圍10餘個縣。為了加強聯絡，便利工作，經史文彬介紹，曾參加過京漢鐵路大罷工的鐵路工人王永福擔任了地委聯絡員。

黨組織堅持地下鬥爭，迎接北伐軍

       中共保定地委經過調整以後，時值北伐戰爭的準備時期。當時，全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舉行北伐的條件日益成熟，而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區域，形勢卻更加險惡，鬥爭也愈加殘酷。保定地委為了完成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所確定的“不僅在廣東作軍事準備，更要在廣東以外北伐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處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以建築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而達到國民革命的全國範圍的勝利”的任務，克服重重困難，積極開展工作。這一時期，保定地委先後派出了劉墨精、李光新、韓永祿、王如松、劉憲曾、王志恆、弓仲韜、王子益、王春輝等分赴唐縣、清苑、滿城、博野、蠡縣、安平、饒陽、深澤等地農村，宣傳發動群眾，組織農民協會，發展黨員，建立組織。高風與地委成員也經常深入到市區學校、工廠、街道開展黨的工作。此時黨的組織有了很大發展，不僅在市區及各縣恢復了原有的黨組織還發展了一批新黨員，新建一批黨的基層組織。至同年9月，中共保定地委共轄縣委兩個，特支3個，支部16個，共有黨員160餘人。

        1926年7月，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推動下，廣東國民政府發表宣言，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國民革命軍兵分西、中、東三路向北挺進，勢如破竹，7月佔領長沙，8月奪取嶽州，9月初兵臨武漢，與吳佩孚部守敵展開激戰，並一舉攻佔了漢陽、漢口兩個重鎮。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廣大工農群眾簞食壺漿，荷鋤助戰，積極配合國民革命軍打擊敵人。國民革命軍的節節勝利，促進了革命形勢的進一步高漲。為了配合北伐，根據中共北方區委的指示，高風領導中共保定地方執行委員會，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鬥爭，以迎接北伐軍的到來。

王永福叛變，保定黨組織慘遭破壞

        在北伐軍強大攻勢下，直係軍閥吳佩孚為維護其反動統治，解除後顧之憂，開始加緊鎮壓其統治區域內的革命勢力。駐保定的“討賊”聯軍第三軍總司令閻治堂，接到了限期破獲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密令以後，即刻採用安插特務，派遣密探，網羅地痞流氓無賴，重金收買革命隊伍中的動搖分子等卑劣手段，刺探蒐集保定黨組織的活動情況，企圖將保定黨組織一網打盡。面對嚴峻的鬥爭形勢，保定地委聯絡員王永福，在敵人重金收買下叛變投敵，直接導致了九一九事件的發生。

       王永福的叛變行為並不是偶然的，在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他被捕入獄時，思想就開始動搖，認為罷工得不償失。出獄後，他不思進取，以開磨坊、倒賣糧食為業。擔任地委聯絡員後，多次到地委機關石家花園及清苑苗圃找高風、王志遠要錢要物，要求解決就業問題。高風反覆耐心地向他解釋黨組織經費十分困難，找工作得慢慢來，並在自己生活不寬裕的情況下，多次解囊相助，甚至連僅有的一件棉袍也送進了當鋪。儘管如此，仍不能滿足王永福貪得無厭的慾望，他不僅不體諒黨組織處境的艱難，反而常到地委機關大吵大鬧，發洩對黨的不滿情緒。一次竟當面要挾王志遠，受到嚴肅批評。王永福的言行引起了地委的注意，認為此人已不可靠，決定即刻派人另行選擇新的地址，儘快將地委機關轉移。經多方努力，新地址終於選定，並確定9月19日搬遷。就在地委尋找新的辦公地址的時候，王永福在反動分子張華亭（張興華）的引薦下，會見了“討賊”聯軍第三軍副官白玉田，將地委機關住址及黨組織活動情況全部向白玉田告發。

       1926年9月18日晚，中共保定地方執行委員會在清苑苗圃召開全會，參加會議的有高風、王志遠、謝光沛、武述文、劉秀峰等人。會議研究了黨組織的發展和迎接北伐軍的有關事宜，一直進行到深夜11時。散會後因時間較晚，謝光沛未能回市內唐家衚衕家中，便與高風同宿清苑苗圃。武述文同王志遠、劉秀峰則住在石家花園。

       在地委召開會議的同時，王永福、張華亭、張興源、李樹林等4人已在張華亭家中聚集（該4人是經常在一起吃喝玩樂的酒肉朋友，拜把兄弟）。晚11時左右，白玉田帶領50多名荷槍實彈的反動軍警來到張華亭家，經過一番部署，兵分兩路，白玉田、王永福、李樹林等帶領20多名軍警包抄清苑苗圃，張華亭、張興源與另一名敵軍副官帶領30多名軍警包圍石家花園。

        9月19日凌晨3點左右，住在石家花園的武述文聽到動靜後，意識到可能出事了，便欲從後窗突圍，剛一抬頭，便被敵人的子彈擊中頭部，隨即倒下。當王志遠、劉秀峰被槍聲驚醒時，軍警已破門而入，朝著倒在血泊中的武述文又打了兩槍，武述文當場犧牲。敵人抓捕了王志遠、劉秀峰，搜出了黨的檔案和一些黨員名冊。另一股敵人包圍清苑苗圃後，抓捕了高風和謝光沛，並抄去了黨的檔案和李大釗給高風的親筆信。

        敵人破壞了地委機關後，又在石家花園、清苑苗圃設下暗探，伺機抓捕前去聯絡的黨員；同時在王永福、張華亭的指領下在全市及各縣進行大搜捕。9月19日上午，在育德中學門前抓捕了育德中學黨支部書記彭桂秋。下午5時，保定鐵路黨員張樹榮在回家的路上被捕。接著又從霍家大院抓去了黨員李斌和冉清文。時隔兩三天，清苑負責人李光新到地委彙報工作，在清苑苗圃被暗探抓捕。在此期間，敵人還將石家花園管理員王老恕，育德中學派到石家花園觀察情況的王蔭圃、張佩之及張樹榮的岳父、妻子兒女等10餘名群眾逮捕。被捕的共產黨員和群眾全部關押在保定北大街軍法處拘留所。

        王永福等人叛變投敵，出賣黨組織，受到了閻治堂的特別獎賞，張華亭還被委任為“討賊”聯軍第三軍總司令部偵探員。

       王永福得到獎賞後，又向敵人出賣了在唐縣從事建黨和農運工作的劉墨精等人。閻治堂隨即派白玉田帶一個營的兵力，由王永福帶路，趕到唐縣，同當地軍警一起先後抓捕了中共唐縣特支書記劉墨精、特支委員田馨山、張思敬，以及大洋村黨員胡大祿和南唐梅村黨員賈振海、賈允文、賈書文等7人，致使唐縣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保定、唐縣黨組織遭到破壞後，王永福又向天津直魯聯軍密探處副官白玉珍出賣了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機關住址英租界義慶裡40號。中共天津地委、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於1926年11月23日遭到破壞，共產黨員江震寰、馬增玉、孫寶等人和國民黨市黨部宣傳秘書趙品三等14名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愛華人士相繼被捕，並於1927年4月18日被直魯聯軍褚玉璞部殺害。

1926年10月，王永福等人到天津，投靠直魯聯軍當了密探，繼續破壞黨的組織，追捕張廷瑞、史文彬。不久張廷瑞在天津三義莊附近被捕，解送到天津督辦總署軍法處關押。

掩護同志，高風英勇就義

       九一九事件中，在保定、唐縣被捕人員被關押在保定北大街“討賊”聯軍軍法處拘留所。10名群眾經取保獲釋。高風、王志遠、謝光沛、劉秀峰乘敵人看守不注意時約定:個人打個人的官司，互不牽連，並要更名換姓。於是高風改為高鳳，王志遠改為汪一民，謝光沛改為謝鐵民，劉秀峰改為柳霞波。開始，敵人把所有被捕的人關押在一起，兩三天後，便把高風、王志遠、謝光沛單獨關押。

       9月19日深夜，敵人依次審訊高風、王志遠、謝光沛。審訊中，敵人強迫高風等人供出黨的組織，交出黨的活動計劃，宣告不再為共產黨辦事。高風等人從容與敵人周旋。敵人得不到任何情況，惱羞成怒，對高風等人施以酷刑。此後十幾天，敵人連續嚴刑拷問，面對兇殘的敵人，高風等人大義凜然，堅貞不屈。

       在被捕的人員當中，高風、謝光沛、王志遠三人受審訊次數最多，高風、謝光沛受刑最重。高風是湖南人，敵人認為“赤化黨”是從南方來的，加之高風比其他被捕人員年長，所以引起了敵人的特別注意。每次審訊都是先從高風開始，高風總是與敵人巧妙周旋，使敵人一無所獲。敵人不甘心失敗，對高風施以重刑，先是三四個人用蘸水的鞭子輪番抽打，繼而用槓子壓、夾手指、跪鐵鏈等。高風被打得遍體鱗傷，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始終堅守黨的秘密，不向敵人屈服。

        謝光沛橫眉冷對敵人的審訊。當敵人問他共產黨在保定有多少人，領導人是誰的時候，他指著敵人的鼻子罵道:“無恥！總有一天你們會得到人民的懲罰！”敵人被激怒，殘忍地將謝光沛的手指剁下，謝光沛幾度昏厥，但敵人從他嘴裡沒有得到一句口供。

       王志遠被拷打多次，總是用事先編好的口供應付敵人。敵人讓王永福當堂對質，王志遠識破敵人的陰謀，將計就計，手指王永福罵道:“他是大壞蛋，是個無賴。那天他向我借錢我沒給，他懷恨在心，我知道他要陷害我，賊咬一口，入骨三分，你們別相信他的話，上他的當。”一番話，罵得王永福面紅耳赤，無言以對。敵人看到王永福尷尬的樣子，不由地將信將疑，審訊只好草草收場。

        幾天過去，敵人沒再進行審訊，這時，高風已經預感到案情的嚴重，在牢房中便和王志遠、謝光沛分析形勢，研究對策。高風認為，敵人雖然沒有得到口供，但有知情者告密，尤其是黨的檔案及李大釗的親筆信又全被敵人搜去，人證物證俱在，決不會善罷甘休。經過反覆思考後，高風堅毅地看了看兩位戰友，深沉地說:“我們這次被捕，看來要付出血的代價，不然敵人也結不了案，與其大家全部受難，不如以少換多，儲存力量。”王志遠和謝光沛聽了高風對案情的分析後，都爭去犧牲，高風望著兩個年輕人，語重心長地說:“不必爭了，我是南方人，敵人最注意我，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就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承但全部責任。你們還年輕，又是本地人，什麼也不要說，出獄後，一定要好好為黨工作。”王志遠和謝光沛聽了高風一番話，不由潸然淚下，三個朝夕相處、生死與共的戰友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不久，高風被敵人帶出房。他鎮定自若，昂首走進審訊室面對兇相畢露的敵人，直言不諱地說:“我就是高風，給李大釗寫信的高風就是我。”在生與死的關頭，高風承擔了全部責任，用生命掩護了同志，保護了黨的機密。閻治堂根據吳佩孚“嚴辦”的電令，即刻宣佈判處高風極刑。

       10月5日，高風拖著沉重的鐐銬被敵人押出牢房。牢房裡其他被關押的人知道敵人要對高風下毒手了，他們呼喊高風的名字齊擠到牢房門口，滿懷悲憤，眼含熱眼目送高風走向刑車。高風從容地向大家點頭告別。一路上，他不顧軍警的阻攔，一面高呼口號，一面慷慨激昂地高聲揭露反動軍閥的黑暗統治和殘酷暴行，沿途圍觀的群眾無不為之感動。高風被押到保定大西門外刑場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再次高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高風犧牲後，王志遠、謝光沛、李斌、劉墨精4人被判兩年半徒刑，田馨山、張思敬、胡大祿、賈振海、賈允文、賈書文被叛一年徒刑，並分別押解到本縣監獄。劉秀峰、張樹榮、李光新、彭桂秋、冉清文等人經黨組織大力營救，多方取保，不久即獲釋。此外，在天津被捕的張廷瑞，經天津督辦總署軍法處嚴刑拷問，始終沒有承認真實身份，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敵人將其判刑，關押在天津監獄。        

1925年1月，黨的四大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決定加強黨對工農群眾運動的領導。

四大以後，革命群眾運動迅猛發展，在城市體現的是工人運動和反帝鬥爭的蓬勃發展，在農村體現的就是農民協會組織的劇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