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酒”、“玄”、“佛”再上“儒”的時代，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時代，這也是個混亂的時代——但是它卻也是思想結晶璀璨的時代。在多種文化、思想碰撞之下，魏晉南北朝孕育出了其獨特的文化，魏晉南北朝的名士們好酒，他們追求自由、談玄重老、不喜政事。

當時清談之風盛行，許多名士他們講究地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們重自然，渴望越過名教，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卻是極其重視喪禮，乃至喪服、喪服制度，許多人甚至是熱衷於討論喪服制度。

一、政治的影響

（一）東漢對禮的重視

東漢之後就是魏晉南北朝。東漢政權一建立，其建立者劉秀曾學經學，他重儒學、重名教，他便沿襲西漢的儒學。為了鞏固統治，他大力倡導儒家經學，他想再樹立綱常倫理的權威。

皇室子弟都被他要求學習儒經，這樣一來教化就是從皇室開始，皇室就是榜樣。從這可以看出，東漢時期這種儒家的倫理教化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也就是說這種由上往下推行的教化，它在中央集權制的漢朝無疑是最強有力的教化。

在此種影響下出現了這種場景：“永平中，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可見皇室、王公貴族都在進行這種教化。還有有民間名儒興教育：“教授門徒常千人”。即在民間，這種教化也已經被大力推行。這種帝王家以身作則的教化堪比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今人有牟宗三先生，他就對這種重經學的情況發表其看法：“以經學通朝野上下之志，立時代風尚之綱準，故能成一代之規模。”可知，東漢時期，禮不可廢，對儒學的重視又到了一個小高峰，統治者想以名教鞏固統治。

除了單純的以身作則，還有各種制度的運作，這些都是為統治者進行服務，這些都方便了儒學的教化。就比如東漢的選拔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制度，這些制度都是在強調儒家的重要性，如東漢有“鴻都門學”，這就是為了教導經學而設立的機構，此外在地方上也有設學教導經學，班固有講：“學校如林，庫序盈門。”

這些學校的設立，都是為了提倡儒學、進行教化、鞏固統治。

從上可管中窺豹，可知東漢把禮學地位看重的程度，鄭玄有講：“為政在人，政有禮也。”可看出“禮“在政治中極其重要。荀爽也有言：“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也能看出禮對於鞏固統治的重要性。

而喪服是禮之中的一部分，且還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東漢的大趨勢必然會對喪服造成影響，甚至可以說東漢遺留的東西對魏晉南北朝的喪服制度帶來了重要影響。

（二）司馬氏的影響

司馬氏在獲取政權後，同樣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他們在當時的時局下拉出了“孝”這面大旗——東漢末年，戰亂四起，世家受衝擊，世家不再如以往風光，皇權被搶，東漢皇室名存實亡，政權割據，前是黃巾軍虎視眈眈，黃巾軍之後，恰是魏蜀吳三家之爭。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本就是不忠不義，他沒稱帝已是皇帝，而後曹丕頂風成為皇帝，此時在曹家統治之下的世家勢力逐漸恢復，世家勢力恢復必然不滿曹家統治。

最後，司馬氏篡權取曹家而代之。“河內溫縣孝敬里人”是司馬懿的祖籍，，司馬氏以孝為名，“孝”是司馬氏引以為傲的資本，也是他們立身之本——世家向來重名聲，何況是司馬氏這種世家。

但是偏偏世家司馬氏篡權自立了，這種情況下，他們必然揹負罵名、受人唾棄，此時，重名聲、以“孝”為資本的他們已經陷入不忠不義的境地，他們拿到地位岌岌可危——他們需要鞏固他們的統治。

恰逢東漢時期以名教治天下，其中名教裡的重要內容就包含了“孝道”，這與司馬氏的“孝道“不謀而合，這是對司馬氏有利的。

且東漢當時選拔官員也有“舉孝廉”，東漢如此重視“孝”，這是司馬氏的機會。名教治天下在曹操看來不可取，他重法術治國家，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這種“名教”勢力。結果“典午政變”之後，司馬氏終於掌權，此時他們急切需要鞏固自己的統治，於是他們決定利用東漢的遺留產物——“孝”，以便重新樹立名教權威，以求名正言順。

譬如李密的《陳情表》，李密對司馬氏不喜，畢竟司馬氏如此不忠不義，他在《陳情表》中利用了“孝”，巧妙地避開了朝堂。

由此可見，司馬氏極其重視“以孝治天下”，凡事的處理原則都在一個“孝”字上，不論是平日裡的婚喪嫁娶，還是大到朝廷事務，基本上都是以“孝”為先。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喪服這種“形式化”的“孝”道就註定被人們所重視，甚至註定被拿出來大做文章，以此鞏固政治。

也因為如此，關於喪服制度的討論也十分頻繁，畢竟都以“孝”治天下了，“孝”的地位都被司馬氏和當時的人抬到那麼高了，那麼對於表現“孝”的形式——喪服制度，它自然而然受到了大家的重視。

因此，關於喪服制度的討論多出現在《晉書·禮志》、《通典》中，也從這裡可以反向看出喪服制度受到了官方重視，也從這裡可以看出，在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得到了重視。

二、宗教對喪服制度的影響

（一）佛教對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是三教合一的時代，三教之間互相影響，三教之間文化互相交融，此時出現的“孝”這種文化必然和以前不大一樣，它已經帶有了佛教、道教的色彩。

魏晉南北朝時，佛教的發展迅速，西晉時，寺廟不過180所，和尚也才3700人左右，但是到了東晉時期，佛教幾乎已經是第一大教了。

有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風雨中。”還有話：“天下戶口幾亡其半。”為什麼天下戶口幾乎沒了一半？因為這一半左右的人去做了和尚、去當了道士，但是這其中，做和尚的人最多。

當時南京一個地，就有寺廟500來所，幾乎每所寺廟都是金光閃閃、恢弘壯麗，每所寺廟裡的香火長盛不衰，每日來寺廟的人絡繹不絕，這些人裡有百姓、有世家，甚至有皇帝。

譬如如梁武帝蕭衍，他就信佛，還是極其信佛，佛教幾乎被梁武帝抬高到國教的地位，他自己還好幾次出家，最後還是大臣花錢把他贖回來的。再比如孝文帝，他也極其信佛，他當上皇帝后就廣作佛事，僧人地位在他在位的時候並不低，他就曾規定僧祗戶要獻穀物予僧曹。

佛教就憑藉著封建皇權的倡導，讓眾多人都想去做僧人，即使是花大價錢也想去做僧人，甚至有人為了禮佛傾家蕩產——佛教的聲勢達到空前浩大的程度。

這種情況下，佛教對國家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影響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影響了國民的信仰，影響了大家的衣食住行，事事必往佛靠攏——普通的服飾都受到了佛教影響，更何況在人們心目中極其重要的喪事？喪事必然受到佛教影響，喪服制度也必然受到佛教影響。

三、葉落歸根的寄託

（一）時局與歸屬

魏晉南北朝時局混亂，官場黑暗，平民百姓比起唐朝時的百姓更多是處於對安全感、生存的需要的這種層次。

馬斯洛的需要理論，低階需要的潛能總是比高階需要強，當一個人要考慮生存和安全問題時，他很難去考慮更高層次的需要，比如精神上的需要。

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因為這樣的時局，百姓們更多是考慮生存問題、安全問題，又加上佛教文化的盛行，人們相信輪迴。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於喪事的重視程度會越來越高，畢竟人總是希望能有下一世，人總是希望自己活著的時候有安全感，死了之後也能有歸屬，所以這些想法不免會影響到人們的喪事和喪服制度。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三教合一的時代、多民族文化碰撞的時代。這段時期時局混亂，政權更替快，每一位統治者都希望用儒學禮法這些來加固自己的統治，而獨特的三教合一文化也改變了人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又加上百姓們對歸屬、安全感、生存的渴望，於是在這段時期形成了獨有的喪事制度以及喪服制度，魏晉南北朝的學者也熱衷於探討喪服制度，只是編撰的多數關於喪服制度的書籍現今多已遺失。

魏晉南北朝的喪服制度，承接的是漢朝的喪服制度，以及在發展中衍生出來的

漢朝的喪服制度，隨著漢代儒家思想的發展以及儒家思想的傳播，使得當時的喪服制度越來越嚴格，並且衍生當時墓葬的規模以及墓葬的具體發展的問題。具體的喪服制度並不是漢朝誕生的，而是根據西周時期傳下來的禮儀而誕生的。是漢朝的一些文人學士根據西周傳下來的禮儀，以及之前文獻的碎片整理而出的禮記。

因為在具體的喪服制度中，喪服主要分為五種。五服是指服喪之人所穿的衣服，那麼其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區別就是喪服所用的布料是不同的。根據不同的喪服等級，其喪服的布料的精細程度也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喪服的等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