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風暴大江當然是好人，《反貪風暴》是林德祿執導，古天樂、張智霖、周渝民、蔡少芬、石修、盧海鵬、Barry O'Rorke、林保怡等人主演的動作，懸疑，犯罪電影。

電影講述了香港廉政公署調查一起馬會與外圍賭球的貪汙案件並將罪犯繩之以法的故事。

電影於2016年9月14日18點在中國大陸上映。

崇禎，生於公元1608年。駕崩於1644年。明思宗朱由檢。父朱常洛，母劉氏。崇禎為朱常洛第五子，崇禎是明朝作為大一統王朝的最後一個漢族政權皇帝。

有人說崇禎有道無福，不是亡國之君，卻承擔亡國之實。但最終卻沒有南遷。最終做到了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但實際上情況卻不是這樣，崇禎登基的時候只有16歲，在此之前，根本沒有受過任何治理國家的教育，崇禎也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做皇帝，完全是因為天啟皇帝的突然駕崩，才使得崇禎意外成為皇帝。崇禎就是在災荒頻繁。在亂民和外敵頻繁入侵中登基為帝。

崇禎首先是個人能力欠缺。志大才疏。沒有識人之名。崇禎一朝名臣良將不少。最能治軍的三個人分別是：盧象升、袁崇煥、孫傳庭，但崇禎無法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都說崇禎剛愎自用，是一點沒有委屈崇禎。崇禎求全責備，盧象升、袁崇煥、孫傳庭等功臣良將有一點失誤崇禎都嚴厲處分。他們都直接間接的被崇禎整死。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崇禎如此作為，讓朝臣寒心。崇禎天天嘮叨自己沒有岳飛那樣的武將，崇禎不僅有，而且有3個。但都死在崇禎自己的收了。這裡面卻沒有秦檜做亂。清末的時候，慈禧都敢放權給漢臣曾國藩等人，對比之下。崇禎比慈禧差的太遠。

再就是崇禎和滿朝文武空前對立，文武群臣對崇禎的忠誠度空前降低，而崇禎對朝臣很不信任，如此朝局，如此的皇帝和大臣能夠合作那就怪了，但這一切的結果都是崇禎自己造成的，崇禎查貪汙是對的，但在亂世的時候，應該有度，適可而止。但崇禎卻一查到底，他忘了水至清則無魚”的歷史規律。讓宗室，皇親國戚和重臣為國募捐。整個大明朝的官場真是清官啊，一共就募捐了1萬多兩。而李自成的募集了七千多萬兩，崇禎地下有知又做合感想？帝與臣子之間關係鬧到這般田地真是天下難有啊。崇禎是個臉皮薄、愛面子刻薄寡恩、猜忌多疑急躁易怒的皇帝。如果他不折騰的話還好，和他哥哥一樣。啥事不管，一切都交給內閣，也許最差也是個偏安。可他偏偏超級喜歡瞎折騰，本來大明已經是千瘡百孔了，如此折騰。本來還有一口氣的大明也給折騰沒有了。當時大明必須慢慢來。但崇禎就想一蹴而就，快刀斬亂麻。但凡事欲速則不達。可以說明朝晚期政治已經很完善了。其政治規則已經相當成熟，只要國家官僚體系體系能夠按部就班的運作，女真入侵和流民的做亂，先穩住一頭，攻擊另一頭。避免兩面做戰，還是完全有機會的。但崇禎的性子太急，和性格上的缺陷不願意慢慢來、才最終導致失敗。

崇禎是個勤奮的君王，但國家興盛和皇帝勤奮與否沒有關係。具有識人之明，慧眼識人、又敢於放權用人。才是一個合格的君王。馬基亞維利在《君王論》裡說，選擇大臣是君王的第一要務。而崇禎恰恰缺乏選擇大臣的能力和水平。崇禎臨死的 時候說，文臣都該殺，崇禎的洩憤可以理解，但所有的大臣都是崇禎自己選的。這必須由崇禎自己來承擔。

明朝的覆滅崇禎作為最高統治者他必須承擔大部分責任，而且也只有他來承擔責任。

寫了《李自成》這部鴻篇大作的姚雪垠老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儘管許多人對崇禎皇帝有不太好的評價，但是我認為沒有崇禎皇帝，明朝不會再延續十七年。起來造他反的李自成在即位詔書中也指出“君非甚暗”。之後的清朝如康熙、乾隆皇帝都對崇禎皇帝表示同情，張廷玉主持編修的《明史》以為崇禎皇帝“非亡國之君而遭亡國之禍矣”。

在後人的評價中，崇禎皇帝大概是得到最多原諒的末代皇帝了。他自即位以後為了扭轉大明的頹勢，實現勵精圖治的理想，因此始終孜孜不倦地保持了勤政的作風。在江山傾覆的時刻，他沒有如同宋徽宗、宋欽宗父子那般屈辱求活，毅然以君王死社稷的方式盡了一個皇帝最後的本分。這些行為理當得到後人的諒解，故而保住了他個人的名節。

但是不管怎麼說，崇禎皇帝執掌國家十七年，這麼長的時間決定他是逃不脫亡國的責任。敝人和姚老先生觀點完全相反：沒有崇禎皇帝，明朝依然會延續十七年有可能更長，理由就是崇禎皇帝在那些歲月裡大多做的是無用功乃至起了反作用。就和我們經常說的，一加一不等於二。崇禎皇帝有哪些錯誤呢？歸納起來有四方面：

一、始終沒有清醒的明瞭實際情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比他的哥哥天啟皇帝倒黴些，關外的滿清已經難以應付，關內李自成、張獻忠這些悍匪也大肆作亂起來。崇禎皇帝明白攘外必先安內，雖然視農民軍為心腹之患，但是在關外部署的卻是明朝最精銳的軍隊，實際變成兩面迎戰，最終顧此失彼，弄得內外一敗塗地。

二、嚴於律百姓，寬於待親貴。兩面作戰使明朝本已艱難的財政雪上加霜，終崇禎皇帝之世，“三餉”徵繳是連年不斷，早就油盡燈乾的百姓被徹底推向絕境。面對此景，明朝最肥的既得利益群體皇室、外戚才應該為了保衛大明多做貢獻。崇禎皇帝對這些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親戚沒說過一句狠話，只是嚴令各地官府催逼人民，還假惺惺地說讓百姓“再苦幾年爾”。

三、不能明辨是非、知人善任。崇禎皇帝對那些“高階人物”是不錯，可都是入了他圈子、招他待見的，結果就是溫體仁、洪承疇、楊嗣昌之類的人一個個被提拔重用，要麼迫害臣僚、要麼變節、要麼大言浮誇壞他的事；至於真正一心為國的如盧象升、孫傳庭遭遇排擠戰死沙場還是好的，最慘的袁崇煥結局眾所周知。

四、遇事好虛名，缺乏擔當。仗打到後期，錢越花越多、支撐明朝的中流砥柱卻一個個倒下，崇禎皇帝知道再不能兩面開打了，他便想同滿清和談。兵部尚書陳新甲負責此事，只是辦事不密導致洩漏，朝野立馬議論紛紛。崇禎皇帝非但沒有出來直面壓力，反倒把陳新甲當作替罪羊推出去置之死地。遇到這樣死道友不死貧道的領導誰不害怕呀，反正天下是你朱家的。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咱們躲得遠遠的。

晚明學者劉宗周在奏疏中批評崇禎皇帝：“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心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可謂一針見血。明朝滅亡是二百多年弊病積累的結果，當然不是崇禎一個人的責任，嘉靖、萬曆這些不幹活的皇帝責任更大。不過作為一個辦了那麼多錯事的“大有為”皇帝，我認為怎麼也得有20%的責任吧，80%屬於他那些祖宗的。

崇禎加速了大明朝的滅亡，任何一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走到後期，積弊已久，改革弊政就會觸動上層利益集團既得利益，失去士大夫的支援，遭到官員集體反對，這個皇帝立刻就做不下去了，這叫瓦解，不改革弊政又會導致底層民眾苦不堪言，集體造反，導致亡國，這叫土崩，真改革，就迅速滅亡，假改革，就慢慢滅亡，總之，滅亡和更替是必然結局，這是制度問題導致的，制度不改，無解。

一，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國運惡化

崇禎皇帝十七時間不算短，他與一般的皇帝一樣固持己見，剛愎自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明朝滅亡。

崇禎皇帝天天提防大臣權勢過重，心存懷疑。掣躊封疆大吏，用宦官去監軍，弄得軍政人員手足無所措，閉口不言。

崇禎皇帝在連年的天災面前，對老百姓的苦難視而不見。

崇禎皇帝愛面子，口頭上愛民，體恤老百姓的苦，實際上不採取措施，久拖成亂。

這些說明崇禎皇帝是其實對明朝的滅亡負有大的責任。

明朝的內憂外患，從朱元璋開國以來，就十分嚴重。萬曆、天啟之後做了皇帝，他們不是懶惰荒淫，就是任用宦官，在明朝中後期，北方有外蒙古貴族虎視眈眈，海上倭寇橫行。宦官和黨爭交替控制朝廷，朝廷內部已經腐敗不堪。

他在初即位的時候，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這兩個從底層爬起來的禍國殃民的人算是完結了。但是崇禎皇帝一轉身，還是依賴其他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大臣外官的升降，全憑崇禎皇帝自己的喜歡，輕信妄斷，處置失當，東廠西廠為害百姓不淺，使朝廷更加混亂不堪。

明朝的邊患是蒙古族和後來發展壯大的後金，也就是滿清。這兩個民族的貴族，從明朝開國就危險北方和東北。這些長城以北的騎馬的民族，看準了明朝的內亂，趁機南下，與明朝內部的漢奸，叛將勾結，加深和縮短了明朝滅亡的時間。

在崇禎皇帝的十七年裡，後金的危害已經迫在眉睫，但是，明朝內部的動亂，影響了明朝的對外政策。崇禎皇帝沒有采取果斷的措施，整頓吏治，消除邊禍。山海關外的這把懸在頭上的利劍，時時都有落下的危險。

明朝末年的旱災和蝗災影響之大，遍及北方几個省，到處一片哀鴻。人民朝不保夕，指望朝廷接濟。但是朝廷沒錢，一拖再拖，終於釀成流寇，形成禍亂。

當時陝西的災情，有官員描述得令人不寒而慄，陝西延安府，一年內無雨，草木枯焦。草枯葉敗，民無所食，先食糠皮，再吃樹皮，樹皮剝盡，吃白石頭粉，白石粉排洩不出，氣竭而死，何止千萬。不吃石頭的，想辦法劫大戶，於是盜賊蜂起，聚為山林，形成官方稱為"流寇"的小股武裝。那些既不願意吃石頭，又不願意當流民的，就吃人了。崇禎皇帝沒有及時處理，可能他也解決不了。之後發展起來就成了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就是從要一口粥開始的。農民在災荒年裡的要求就怎麼點細微。但是朝廷無視民生痛苦，不但不減少苛捐雜稅，反而更嚴重的壓迫。這就是”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的具體表現。崇禎皇帝在這些問題上顯然乏力。這是他失去民眾的原因。

明末的所謂“流寇”的起源，直接與天災蝗災掛鉤。出生在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先後起來為爭口飯吃，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饑荒嚴重，也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下，政府不給予解救，則不免於為盜，這樣形成了兩個極端，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另一方面有貯藏有物資積蓄著的官倉和大戶。如果崇楨皇帝執行的政治措施先安定民眾，最低限度地保障小民們的生存狀態，申飭地方賑濟、挹彼注此，損有餘以補不足，儘可能發動人力來與天災鬥爭，大概可挽回險惡局面。但是明朝的官僚體系已經腐朽，吏治敗壞，地方士紳，地主大戶置若無聞，嚴守成法，不敢違規，那麼崇禎皇帝再好的措施，也沒有人去執行，於是，國內更加混亂。

這一句話的核心，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與政治策略關係密切。朝廷的賦稅致使政府的措施失當，矛盾迅速激化。

這層在崇禎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他說得多麼的痛切呀：官僚們損公肥私，朕很痛心吶!崇禎皇帝也就是個愛下“罪己詔”的帝王。除此之外，他對老百姓也是無米下鍋，就是煮大鍋清粥也沒有實現，崇禎皇帝實在是個說的好的皇帝，他拿不出錢糧來解決幾個省份的饑荒。人們照樣生活在死亡的危險之中，局勢惡化。

崇禎皇帝時的進士李璡的"蒐括"官僚的錢財以資國家用，便是這件事情。目的就是讓在位的官僚，大戶出錢供給軍餉。因為國家要內剿外防，要用錢，國家沒錢，這仗怎麼打？整錢從大臣和宰相們身上著手，顯然沒有壓力就是與虎謀皮。李武生顯然是把這些大臣們看高了。官僚們的覺悟，一旦涉及到錢財方面，連老百姓的指頭都算不上一節。這些鐵公雞不僅不出錢為國為君分憂，反而強詞奪理，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不出錢。

問題一出來，就遭到大學士錢士升反對。崇禎沒有漢武帝的手段，漢文帝把國家搞得疲憊不堪，但是，他會擦屁股。崇禎皇帝不能。結果，崇禎皇帝得到了大臣捐獻的幾個錢，也就沒有信心了。其實“助餉”，足兵之外還得“救荒”。這正是切合時局的要務。如果實行起來，災民得救了，就不會鋌而走險，士兵有吃的，有錢拿，就會努力打仗。國內一安定，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局勢便大有可觀了。清軍入關也得費力或者根本就入不了關。當然就不會有後來的一切了，亡國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了。但是，明朝的末世也同秦朝一個樣面目全非，成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留下一具空殼了。

魚爛不可復全，堤決不可復墉，天下大勢，土崩瓦解。《秦始皇本紀》

崇禎帝到底有沒有錢呢？據《明季北略》所記載，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崇禎皇帝的倉庫裡面有許多錢財: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這筆錢不少嘛。

崇禎皇帝還是有錢的富豪，這樣大的積餘，如果能夠放濟接災民，助賑、助餉，也不至於鬧出個上吊的悲劇來了。然而崇禎皇帝沒有拿出來。

孫傳廷死後，李自成又出關中了，崇禎皇帝聽信惡言又把袁從煥殺了。明朝最後能抵擋外幫的抵柱倒了。

李自成捱過了困難時期，已經出兵河南，準備向北京開過來了。

三月十九日，崇禎皇帝聞聽城破，感到末日到頭。崇禎皇帝出城不果，返回皇宮。對皇后周氏說，大事去也，爾為天下母，宜死。皇帝皇后相對慟哭。皇后說:

“臣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恨。”

周皇后自縊而死。崇禎皇帝下令兩宮自盡。遣二王出走，砍長平公主於壽寧宮，殺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家事已畢，敲鐘集百官，無一個而來。

公元一六四四年，甲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朝滅亡。

崇禎上臺，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搬倒魏忠賢閹黨，其目的，就是為東林黨平反昭雪，以使這幫儒生文官為國所用。不料想事與願違，“被解放”了的東林黨人，根本沒有在工作中煥發熱情，而是在腐敗上變本加厲，最終導致明朝的衰亡。魏忠賢閹黨當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在壓制約束監督東林黨人上，還是有很大正面作用的。崇禎臨死前，做的最後一個決定就是給魏忠賢平反，但一切都晚了！

對於大明王朝的滅亡，我覺得崇禎皇帝屬於背鍋俠，責任並不太大。

當然，如果要說崇禎對明朝的滅亡不負有任何責任，這肯定是太過絕對了一些，畢竟作為一個帝國的首領，這崇禎皇帝既然受命於危難之際，那麼，他就有著力挽狂瀾的責任和使命。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當一艘船已經航行到驚濤駭浪之中，或者當一艘船已經觸碰了雪山，那麼，換一個船長來掌舵，也是無濟於事的。即使這個船長比《加勒比海盜》裡面的傑克船長還要厲害，恐怕也不能挽救船隻覆滅的命運。

也就是說，即使在這種臨危受命的使命影響之下，他崇禎皇帝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背鍋俠，當整個帝國的重擔壓在他身上的時候，帝國已經支離破碎，而他自己，也自然已經迴天無力了。

早就有許多學者專家研究過大明王朝的興衰變更，也有不少著作專門講述過這個問題，比如吳晗先生的明史研究系列，還有在這幾年，特別著名的明史作品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

把明朝的滅亡原因追溯到萬曆年間，這也就是追溯到了明朝中期。實際上，這種對王朝興衰原因的追溯，是一條史學研究的慣例。在這個慣例裡，常常利用那句“物極必反”的咒語，把一個朝代的滅亡原因深究到盛極而衰的連線點，也就是王朝鼎盛至極的那個時間點。

一直以來，這種追溯興衰的理論十分有市場，極易引起人們的興趣。這是因為，人們看待歷史，總有一種看熱鬧的態度，說白了，人們喜歡“眼看他高樓起，眼看他樓塌了”，人們喜歡看上升到最高處的東西突然下墜，就像遊樂園裡面的跳樓機那樣，看起來才驚險刺激。

這就是看熱鬧的不怕事大，人們看歷史故事，往往喜歡看那些從最最最高處，跌落到十八層地獄的刺激情節，所以，這種盛極而衰的故事，其流傳也因此而十分廣泛。

當然，我們拋開看熱鬧的心態，真正去分析研究歷史，實際上會發現，雖然朝代滅亡的原因往往來自於由來已久的弊政，但是，各個時期的統治者其實都難辭其咎。也就是說，每一個朝代的末代皇帝都有著撥亂反正的責任，可惜，一般來說他們養尊處優目光短淺，絕對不可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

即使有少數幾個能力超群的末代皇帝如崇禎者，也對於祖宗父輩們一代一代累積起來的爛攤子無能為力。這樣，就使得王朝的問流弊一代深似一代，最後終於難以扭轉乾坤。

明朝末年，危機四伏、內外交困，亂象叢生。這，就如同一個病入膏肓的患者。對此，如郎中細究脈理，診出病源，將調理扶正與化解病疾相輔相成的運用，或許還能夠轉危為安。倘若要是急於求成，亂下猛藥，其結果只能是加速患者的死亡。如果再遇上個醫術差的郎中，把打藥、瀉藥、補藥等等等等都七葷八素的輪流上，這個患者恐怕就死的更快了。崇禎，似乎就是這樣一個醫術不高還渴望藥到病除的郎中！

天啟年間，大字不識幾個的魏忠賢，僅僅在幾年之內就從一個幹粗活的老太監搖身一變成了實際掌控朝廷權力、治理國家的九千歲。他憑的是什麼呢？

我以為，在一個王朝失去了正常穩定狀態的時候，風氣也往往會跟著變化，整個風氣都變了，人，能不跟著變嗎？人變了，就會變得自私、變得沒有誠信、變得貪婪了。而隨著風氣和人的變化，整個大明王朝的凝聚力就會減弱，整個社會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在這種情況下，以惡治惡便往往成為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了。所以，惡人魏忠賢不僅能夠得勢，在短時間內成為僅次於萬歲的九千歲，還居然在全國各地都有人給他建起了生祠。

所謂生祠，是指給活人建的祠堂、廟宇。給活人立祠奉祀，是表示人們對他內心的感戴和欽敬，您說這人他得有多大的功德才能夠被人們如此的愛戴呀！

人還沒死，便已經建起了享受香火供奉的廟堂。歷史上哪個皇帝做到了？然而，歷朝歷代皇帝們都沒有做到的事，卻由一個太監在幾年之內做到了。憑此一點，便可以看出，在當時的狀況下，撇棄良心、喪失正直而趨炎附勢的行為已經到了什麼樣的地步了！

而此刻的天啟皇帝呢？除了在木匠活中尋找樂趣外，他會去認真的考慮大明朝怎樣才能納入一個良性迴圈？怎樣才能儘快擺脫內憂外患的局面嗎？在做木匠活之餘，他頂多想一下他自己的權力會不會受到威脅？在他做皇帝時期別把大明朝賣了就已經相當不錯了！

可令人萬萬想不通的是:在一個文盲太監的治理下，很多人不僅吃這一套，聽從、配合魏忠賢的領導和指揮，大明朝居然還能夠正常運轉。難怪不少人都懷有這麼一個想法，即:如若魏忠賢在，大明朝或許還不至於亡國呢！

崇禎，就是在這麼一個時期當上了皇帝。登基之初，便拿下了魏忠賢，這，倒也不為過。但是，下一步清除閹黨且擴大化的做法，我覺得就有點兒過了！首先，太監參政，在明朝已經早有先例，且積重難返。其次，內憂外患之際，理應解決威脅到國本、迫在眉睫的主要矛盾，給李自成和後金政權都留下一個朝廷內部團結一心的感覺才是。可是拿下了魏忠賢后本該收手的崇禎非但沒有收手，還把當初與閹黨走得比較近的齊黨、楚黨、浙黨也一起整治了。而被重新啟用的東林黨呢，除了官報私仇、打壓異己之外，也同樣沒有把精力用在了治國固本上。面對此現狀，崇禎不是及時調整大政方針，改變理念，反而又利用當時被他打壓下去的一些人來抑制東林黨。竊以為，崇禎的一系列做法，非但沒能有效的制止黨爭，反而卻為進一步的黨爭起到了促進和催化的作用。

國，是要靠人來治理的，而崇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做法恰恰是把人都失去了。正因為此，才會出現左良玉擁兵自重、養匪自重的情況。才會出現李自成帶兵前來時，一路上幾乎都是投降而沒有阻擋的情況。才會出現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大臣們非但不組織人馬抵抗，反而連朝都不上了的局面。以至於最後身邊除了一個太監，連幾個跟隨、護衛的人都沒有了……

“文臣皆可殺！”大概是崇禎皇帝留下的最後一句遺言。可他想過沒有，他手下的文臣為什麼都會變成這個樣子呢？這難道不是他自己造成的結果嗎？！

所以，要我說:斷送了大明朝的人，既不是李自成，更不是大清，而恰恰就是崇禎自己。您說呢？